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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我都确信，如果没有勇敢的波希米亚西部民众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幸存，我的女儿也不可能幸存。我们如此感激霍尔尼-布日扎……感激我们在那里的难以忘怀的时刻。我们从未忘记，在我们身陷囹圄期间，当地居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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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反法西斯团体组织的旅行中，佩莉斯嘉也把十几岁的哈娜带回毛特豪森。但女儿被那段经历吓怕了，尤其是当女儿看见母亲抵达前一天在毒气室被杀害的人们的照片时，更加感到害怕。哈娜说：“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太可怕了，但我母亲似乎还很平静。她会与别人提及并分享这段经历。”哈娜又花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才敢回到集中营遗址，而佩莉斯嘉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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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佩莉斯嘉与哈娜在斯洛伐克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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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佩莉斯嘉也写信给德国弗赖贝格的市民，因为当地人邀请她作为荣誉嘉宾前往纪念曾经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佩莉斯嘉接受并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并且出席了纪念仪式，佩莉斯嘉告诉当地人：“哈娜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脑袋圆圆、金发碧眼，这是我从漂亮的弗赖贝格孩子的脸上复制下来的，当我每天被押送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被孩子们的大眼睛所吸引。”佩莉斯嘉还说，她看不出20岁的弗赖贝格女孩与她的女儿有太大差别，“对我来说，她是我最亲切的女伴、我的女儿、我的生命”。她们参观了工厂，但并未参观市镇公墓里阴沉忧郁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弗赖贝格集中营”，还刻着短短的颂词“法西斯主义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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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孩提时期几乎致命的30多处脓疮留下的小小伤疤，哈娜后来很少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出生时浑身爬满虱子，哈娜的确会对蚊虫叮咬感到过敏，但这不同寻常的降生过程留下的主要“遗产”，却是她对大喊大叫或惊声尖叫的“近乎病态的厌恶”，这是因为，她在子宫里面以及出生数周之内听到的尽是这种声音。哈娜说：“如果有人咄咄逼人地对我说话，我就只想跑开，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更加忘不了，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双手捏成拳头，捂在耳朵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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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23岁时第一次结婚，并且怀上她唯一的孩子。那是1968年。当胎儿在哈娜体内孕育的时候，她焦虑地目睹“布拉格之春”期间学生抗议者开始反抗当局的统治。1968年8月，当50万华沙条约组织的士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恢复秩序的时候，哈娜决定永远离开祖国。哈娜说：“很可能是由于我的出生经历，当我看见坦克、听见枪声时，我就不知道如何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哈娜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她生下儿子托马斯，昵称为“汤米”，那是1968年12月。1972年，哈娜开始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十一年后，她移居芝加哥，到了她的解放者的国家。其间哈娜结过两次婚（结婚对象都是犹太人），有两个孙辈，杰克和萨沙。马克是哈娜的第三任丈夫，两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马克是一位非犹太裔内科医生和肾病学家，两人都在制药企业工作，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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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与儿子汤米、儿媳朱莉以及孙女萨沙、孙子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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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最主要的集中营后遗症，是极度担忧食物短缺和极度害怕寒冷天气。哈娜说：“她总是检查冰箱和食橱，总是在问：‘食物还够吗？会被吃光吗？’幸运的是，我们家很小，她也储存不了太多食物。”佩莉斯嘉很喜欢睡大觉，床铺和寝具成为她生活的焦点，晚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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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刻，佩莉斯嘉说：“我与我的孩子拥有美好的人生……那是从我在集中营里生下她开始的……我的女儿如此宝贵……我感谢亲切的上帝，是他送给了我这个孩子。我衷心祝愿，所有母亲都像我深爱自己的女儿那样，深爱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既是好女儿，也是好母亲。她也深爱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个好人。”佩莉斯嘉是个乐观主义者，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补充道：“我活下来了。我们都在这里。我带着婴儿回家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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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说：“我的母亲总是非常刻苦、非常坚强。她最喜爱的斯洛伐克单词是presadit’，意思是向前走，或者实现某事。我相信她在集中营期间，就已决心熬过去、活下来，而且让我也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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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但她足够长寿，能够看见和关爱她唯一的孙子汤米。随着佩莉斯嘉健康状况恶化，她总是反复恳求女儿，“请原谅我”，但哈娜并不知道母亲需要自己原谅什么。哈娜只知道，在母亲的心坎中，往事突然涌上了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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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的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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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在庆祝完90岁生日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住进了看护中心。在那里，佩莉斯嘉有专人看护，护士每天都会向哈娜报告母亲的健康状况。三周后，佩莉斯嘉因为脱水以及其他健康问题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哈娜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母亲身边，陪伴了母亲几个星期，直到因为工作关系而不得不飞回美国。在回到看护中心后，佩莉斯嘉在病床上又躺了两个星期，最终于2006年10月12日安详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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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婴儿，失去了丈夫蒂博尔，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把余生都奉献给她“完美的”婴儿，这个婴儿在盟军空袭期间出生在党卫队工厂的木板上。1996年，也就是佩莉斯嘉去世之前十年，女儿哈娜把弗赖贝格的幸存妇女们为她缝制的罩衫和软帽捐赠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母亲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物品保存了超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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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着佩莉斯嘉骨灰的家族墓穴，位于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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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骨灰安葬于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处公墓，公墓名称是云雀山谷。该公墓位于丛林密布的山峦中，距离多瑙河不到1公里。佩莉斯嘉就长眠在这永恒的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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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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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布拉姆丘克姐妹曾经答应父亲沙伊阿，战争结束后就直接回波兰，但她们不得不等待萨拉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门为止，这让她们耽搁到了1945年6月中旬。萨拉说：“当我看上去可以动身时，我们就决定趁我健康尚可尽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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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这四位年轻妇女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30万人在战争中幸存，而且他们回到家园后，据估计仍有1500人死于谋杀，而许多谋杀案的动机正是出于反犹。这类暴力行径初现端倪，让拉海尔及其妹妹们感到害怕，而且让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此众多的难民想要出国寻求庇护，但许多可能的目的地都已向难民关上了大门。英国、法国、加拿大接纳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但英国也开始限制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配额，那里正是许多难民梦寐以求之地。美国最终接纳了大约40万难民，但拒绝更多难民进入国境。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受欢迎，许多波兰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已经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