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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决心投入学业当中，她雇用了一位本地女孩来照顾哈娜，然后回到学校，继续攻读英法语言学硕士。一如过去的计划，她在布拉迪斯拉发成为教师，任教于卡尔帕特斯卡街的一所小学。1947年，学校巡视员抱怨勒文拜诺娃这个姓氏“太过拗口”，佩莉斯嘉便更改了姓氏。“我的一位女同事自作主张地告诉巡视员，我会把姓氏改得听起来更加‘斯洛伐克’，于是我就照做了。”佩莉斯嘉喜欢用法语单词“l’homme”指代男人，并且认为“Lom”加上后缀“ová”会是个简单的姓氏。一位同事告诉她，出生于捷克的男演员赫伯特·罗莫（Herbert Lom）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佩莉斯嘉更加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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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哈娜与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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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为孩子取名为哈娜·罗莫娃（Hana Lomová），并且在一处福音派教堂为其举行了命名仪式。佩莉斯嘉说，她首先要给哈娜最好的教育。佩莉斯嘉说：“我是她的母亲、顾问和朋友。我们为彼此而生活。她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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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生活了五年，终于接受蒂博尔再也回不来的事实。姐姐阿尼奇卡再次结婚，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直到去世。弟弟扬科于1948年去了以色列，就生活在哥哥邦迪附近。1950年，盖扎舅舅说服佩莉斯嘉，随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普雷绍夫（Prešov）一家新建的医疗机构里，舅舅在那里担任呼吸科主任。由于哈娜是个“多病的孩子”，长期受困于严重的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肠道问题，舅舅觉得哈娜最好住在空气清新的山区，同时又要靠近医疗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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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普雷绍夫成为语言教师，在当地高中教了好几年英语、德语、法语，又在当地大学里建立了英语文学与语言系，并且成为哲学院资深助教。1965年，当哈娜前往布拉迪斯拉发读大学的时候，盖扎——哈娜亲爱的阿布舅公——因为确信自己患上了肺癌而自杀。盖扎卒年65岁。正是佩莉斯嘉发现盖扎倒毙在家中，这一发现几乎让她精神崩溃。突然之间，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她于是搬回400公里外的布拉迪斯拉发，搬到自己唯一的孩子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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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是在6岁的时候初次发现自己真正的宗教身份的，当时有人叫她“肮脏的犹太人”。哈娜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让我给你看看我父母的照片，他们都是犹太人。”哈娜看着外公外婆的照片说：“好吧。我也想成为犹太人。我可以去玩了吗？”哈娜说她不再为此事感到困扰。她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集中营。“从未真正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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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娜长大，佩莉斯嘉要确保哈娜知道自己的传奇身世，她经常向女儿展示蒂博尔的照片，分享蒂博尔的传奇经历和书信。佩莉斯嘉还拥有蒂博尔的笔记本和邮票藏品，蒂博尔曾经把这些藏品委托给朋友。佩莉斯嘉说：“我想让她知道父亲的生平和我们的经历，但我只想她保留美好的记忆，不要想起任何不好的事情。我想她亲近父亲，并且了解生命的意义……我还记得一切，我告诉了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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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形容母亲是“无比坚强的烈性子”，竟然能把孩子生下来。在许多年里，哈娜私下认为父亲也许能在集中营里幸存，她总是满怀希望地留意所有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蓄小胡子的男人。只有在她20多岁以后，她才终于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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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和母亲仍然与佩莉斯嘉在集中营里的守护者埃迪塔保持联系，哈娜19岁那年，埃迪塔从位于维也纳的家前来看望她们。哈娜说：“我情不自禁地多次拥抱她！”时间回到1944年，仿佛谨守犹太戒律或道德责任那样，埃迪塔在火车上答应蒂博尔，将会照顾蒂博尔怀孕的妻子。埃迪塔希望，自己可能也会得救，终有一日也能找到一位丈夫。她的祈祷终于应验了，战争结束后，她嫁给了一位犹太拉比。哈娜回想起他们的到访：“她的丈夫非常沉默寡言，他们有两个年轻的儿子。她不停地说我的母亲是多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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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也尝试寻找她生命中的另一位埃迪塔，埃迪塔·毛特纳洛娃医生，医生曾经在弗赖贝格工厂为她接生，而且成功从火车上逃离。哈娜说：“我们遗憾地得知，她在战争结束后就去世了。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向她道谢了。”佩莉斯嘉的确为与她有共同经历的几位妇女安排过一次聚会，来宾包括查夫纳·利夫尼和佩莉斯嘉的朋友玛格达，这样哈娜也能见到她们。哈娜也见过玛格达的丈夫马丁·格雷戈尔，就是那位在毛特豪森为她履行出生登记手续的演员。马丁告诉哈娜：“你现在看上去好多了！”哈娜后来还见到某些战前在报社与父亲共事的人。对方说：“你就是蒂博尔的女儿吗？”然后对方开始哭泣，因为对方与父亲有许多快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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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佩莉斯嘉向哈娜指出火车停靠在霍尔尼-布日扎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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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哈娜出生十五年后，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回到霍尔尼-布日扎，向那些帮助过车上囚犯的当地居民当面道谢。帕夫利切克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母女俩向许多人回忆他的慈悲。母女俩在铁轨附近垒起石块，那里是火车上38名死难者首次下葬的地方，然后又瞻仰了市镇公墓，那里是死难者最后改葬的地方。母女俩得知，1945年11月，苏联军人把几名党卫队军官带到市镇，迫使他们徒手挖掘已经腐烂的尸体。当时才十几岁的雅罗斯拉夫·朗格和瓦茨拉夫·斯特帕内克以及许多市镇居民也目睹了这一情形。朗格先生平静地说：“我看这很好，这是德国人应得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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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者的尸体在隆重的葬礼中体面地下葬，在安葬地点还竖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像，刻画了悬挂在带刺铁丝网上的垂死挣扎的人物形象。雕塑由杰出的捷克艺术家马特尤（Matějů）制作，并由市镇居民捐建。在1949年一封致地方当局请求募捐的信函中，几位当地居民写道：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国籍，我们只知道他们牺牲在纳粹铁蹄之下，却换得了我们的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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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和哈娜的到访在市镇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录和照片，这些记录和照片至今陈列在当地博物馆，以及火车站外面的特别公告栏里，那座火车站就是帕夫利切克先生的故居。在此之后，佩莉斯嘉写信给市镇居民，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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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我都确信，如果没有勇敢的波希米亚西部民众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幸存，我的女儿也不可能幸存。我们如此感激霍尔尼-布日扎……感激我们在那里的难以忘怀的时刻。我们从未忘记，在我们身陷囹圄期间，当地居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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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反法西斯团体组织的旅行中，佩莉斯嘉也把十几岁的哈娜带回毛特豪森。但女儿被那段经历吓怕了，尤其是当女儿看见母亲抵达前一天在毒气室被杀害的人们的照片时，更加感到害怕。哈娜说：“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太可怕了，但我母亲似乎还很平静。她会与别人提及并分享这段经历。”哈娜又花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才敢回到集中营遗址，而佩莉斯嘉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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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佩莉斯嘉与哈娜在斯洛伐克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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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佩莉斯嘉也写信给德国弗赖贝格的市民，因为当地人邀请她作为荣誉嘉宾前往纪念曾经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佩莉斯嘉接受并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并且出席了纪念仪式，佩莉斯嘉告诉当地人：“哈娜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脑袋圆圆、金发碧眼，这是我从漂亮的弗赖贝格孩子的脸上复制下来的，当我每天被押送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被孩子们的大眼睛所吸引。”佩莉斯嘉还说，她看不出20岁的弗赖贝格女孩与她的女儿有太大差别，“对我来说，她是我最亲切的女伴、我的女儿、我的生命”。她们参观了工厂，但并未参观市镇公墓里阴沉忧郁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弗赖贝格集中营”，还刻着短短的颂词“法西斯主义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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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孩提时期几乎致命的30多处脓疮留下的小小伤疤，哈娜后来很少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出生时浑身爬满虱子，哈娜的确会对蚊虫叮咬感到过敏，但这不同寻常的降生过程留下的主要“遗产”，却是她对大喊大叫或惊声尖叫的“近乎病态的厌恶”，这是因为，她在子宫里面以及出生数周之内听到的尽是这种声音。哈娜说：“如果有人咄咄逼人地对我说话，我就只想跑开，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更加忘不了，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双手捏成拳头，捂在耳朵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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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23岁时第一次结婚，并且怀上她唯一的孩子。那是1968年。当胎儿在哈娜体内孕育的时候，她焦虑地目睹“布拉格之春”期间学生抗议者开始反抗当局的统治。1968年8月，当50万华沙条约组织的士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恢复秩序的时候，哈娜决定永远离开祖国。哈娜说：“很可能是由于我的出生经历，当我看见坦克、听见枪声时，我就不知道如何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哈娜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她生下儿子托马斯，昵称为“汤米”，那是1968年12月。1972年，哈娜开始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十一年后，她移居芝加哥，到了她的解放者的国家。其间哈娜结过两次婚（结婚对象都是犹太人），有两个孙辈，杰克和萨沙。马克是哈娜的第三任丈夫，两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马克是一位非犹太裔内科医生和肾病学家，两人都在制药企业工作，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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