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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与儿子汤米、儿媳朱莉以及孙女萨沙、孙子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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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最主要的集中营后遗症，是极度担忧食物短缺和极度害怕寒冷天气。哈娜说：“她总是检查冰箱和食橱，总是在问：‘食物还够吗？会被吃光吗？’幸运的是，我们家很小，她也储存不了太多食物。”佩莉斯嘉很喜欢睡大觉，床铺和寝具成为她生活的焦点，晚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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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刻，佩莉斯嘉说：“我与我的孩子拥有美好的人生……那是从我在集中营里生下她开始的……我的女儿如此宝贵……我感谢亲切的上帝，是他送给了我这个孩子。我衷心祝愿，所有母亲都像我深爱自己的女儿那样，深爱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既是好女儿，也是好母亲。她也深爱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个好人。”佩莉斯嘉是个乐观主义者，只去想美好的事情，她补充道：“我活下来了。我们都在这里。我带着婴儿回家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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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说：“我的母亲总是非常刻苦、非常坚强。她最喜爱的斯洛伐克单词是presadit’，意思是向前走，或者实现某事。我相信她在集中营期间，就已决心熬过去、活下来，而且让我也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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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但她足够长寿，能够看见和关爱她唯一的孙子汤米。随着佩莉斯嘉健康状况恶化，她总是反复恳求女儿，“请原谅我”，但哈娜并不知道母亲需要自己原谅什么。哈娜只知道，在母亲的心坎中，往事突然涌上了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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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的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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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在庆祝完90岁生日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住进了看护中心。在那里，佩莉斯嘉有专人看护，护士每天都会向哈娜报告母亲的健康状况。三周后，佩莉斯嘉因为脱水以及其他健康问题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哈娜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母亲身边，陪伴了母亲几个星期，直到因为工作关系而不得不飞回美国。在回到看护中心后，佩莉斯嘉在病床上又躺了两个星期，最终于2006年10月12日安详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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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婴儿，失去了丈夫蒂博尔，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把余生都奉献给她“完美的”婴儿，这个婴儿在盟军空袭期间出生在党卫队工厂的木板上。1996年，也就是佩莉斯嘉去世之前十年，女儿哈娜把弗赖贝格的幸存妇女们为她缝制的罩衫和软帽捐赠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母亲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物品保存了超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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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着佩莉斯嘉骨灰的家族墓穴，位于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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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骨灰安葬于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处公墓，公墓名称是云雀山谷。该公墓位于丛林密布的山峦中，距离多瑙河不到1公里。佩莉斯嘉就长眠在这永恒的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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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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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布拉姆丘克姐妹曾经答应父亲沙伊阿，战争结束后就直接回波兰，但她们不得不等待萨拉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门为止，这让她们耽搁到了1945年6月中旬。萨拉说：“当我看上去可以动身时，我们就决定趁我健康尚可尽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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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这四位年轻妇女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30万人在战争中幸存，而且他们回到家园后，据估计仍有1500人死于谋杀，而许多谋杀案的动机正是出于反犹。这类暴力行径初现端倪，让拉海尔及其妹妹们感到害怕，而且让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此众多的难民想要出国寻求庇护，但许多可能的目的地都已向难民关上了大门。英国、法国、加拿大接纳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但英国也开始限制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配额，那里正是许多难民梦寐以求之地。美国最终接纳了大约40万难民，但拒绝更多难民进入国境。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受欢迎，许多波兰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已经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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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长姐的拉海尔已经26岁，并且再次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角色，拉海尔不仅要为自己和婴儿考虑，而且要为三位妹妹考虑。战争结束时，萨拉23岁，伊斯特20岁，芭拉19岁。她们年轻生命中本该最美好的六年，却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里面度过的，除了帕比亚尼采或罗兹，她们也别无去处。唯一令人感到鼓舞的消息来自两位在毛特豪森偶遇的波兰朋友，对方向她们保证，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们的父亲以及弟弟贝雷克时，两人都还活着。当时大家都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但之后就失散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她们家的男人也会尽快前往帕比亚尼采，也许已经在家里等待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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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年轻妇女看上去“蓬头垢面”，她们爬上公共汽车，然后转乘运牛卡车，开始了另一段漫长旅程，一路上因为轰炸毁坏、燃料短缺、道路阻断等状况而走走停停。在纳粹残酷镇压华沙起义后，华沙早已面目全非，她们没有停留太久，之后她们搭乘另一班拥挤的火车，然后转乘有轨电车，最终抵达了帕比亚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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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她们发现一切都变了。她们这辈子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被从历史上抹去。父母那座漂亮的公寓以及所有珍贵的财产已被盗窃一空。一名曾经的雇员占据了她们的房子，而且拒绝腾退，声称那座房子已经不再属于她们了。那人声称自己被党“选中”，代表当局照看这些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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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邻居也都不问自取、顺手牵羊，所以她们孩提时代那座优美雅致、繁花似锦的家园，那座母亲法伊加称为“城堡”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精心选购的艺术品和陶瓷器皿也都不翼而飞，伴随她们度过早年生活的动人音乐和欢声笑语也都只剩回忆了。姐妹们所得到的仅有的宝贵财产，是父母委托最忠诚的雇员代为保管的，这些雇员好心地把财产归还给了她们。姐妹们饱受创伤、无家可归，她们请求负责安置返家难民的地方当局给予帮助。她们被分配到一处小公寓，之后就在那里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与父亲和弟弟“终有一日”能够团聚。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们被迫变卖宝贵的财产以换取金钱，否则她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而她们的希望也都落空了。萨拉缝补衣服以帮补家用，但这个小小的家庭已经开始意识到深深的失落，她们曾经拥有的亲人，她们曾经拥有的事物，几乎全部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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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被逐出帕比亚尼采的1.2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500人幸存，马克是唯一的新生儿。每次姐妹们前往曾经留下许多快乐回忆的市镇，她们不仅仅能看到满目疮痍，她们在那里也并不受欢迎，拉海尔甚至听到一名妇女抱怨道：“他们烧了又烧，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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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的家园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整座城市都敌视我们。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公墓，我们在这里谁都不认识。”金发碧眼的萨拉曾经在学校里广受欢迎，但现在却找不到熟悉的面孔。她心烦意乱，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以前的美术老师，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老师曾经多么喜欢我，她曾经为我画了一幅画。我告诉家人：‘她会很高兴见到我的！我会告诉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打开门时却说：‘你的意思是你还活着？’然后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她甚至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那样关上了大门，如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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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返家一个月后，姐妹们收到一封信，是一位身处纽约并且与波兰当局有所联系的叔父转来的。叔父在信中提到，她们的弟弟贝雷克正在瑞典一家医院养伤，他是被红十字会送到瑞典的，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在集中营里受了其他创伤。姐妹们欣喜若狂，她们联系到贝雷克，贝雷克给她们寄来一张自拍照，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萨拉说：“他没有提及父亲，我们便都知道，父亲没能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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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十几岁的弟弟莫涅克下落不明，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被清空的时候，他曾经如此勇敢，自告奋勇去陪伴那些年幼的孩子。姐妹们后来听说了海乌姆诺灭绝营的故事。母亲法伊加杳无音信，还有脆弱的弟弟妹妹多拉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两人时年14岁，以及家里最受宠爱的“宝宝”马纽西亚，她时年12岁，同样杳无音信。姐妹们当时都已知道奥斯维辛的惨况，不得不接受母亲、弟弟、妹妹的笑声已经永远沉寂的事实。姐妹们只能祈求失去的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聚拢在一起，没有承受太多痛苦便已离去。萨拉说：“弟弟妹妹们年轻漂亮，本该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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