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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特豪森的医务室休息和恢复了近三个星期后，安嘉和爱娃终于准备动身回家。当她振作身体准备返回布拉格的时候，她和女儿收到士兵们和好心人赠送的许多童装和礼物，直到爱娃“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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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爱娃最重要的出生证明，以及安嘉自己那全新的、不再打上“J”字样的身份证明，母女俩搭乘公共汽车前往捷克布杰约维采，最终在1945年5月20日前后转乘鲜花装饰的捷克斯洛伐克专线列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女俩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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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外两位母亲一样，安嘉的旅程颇为曲折，而且几经延误。绝大多数火车站都缺少站务员，却挤满了渴望回家的人，人们试图爬上火车，甚至坐在车厢顶上。来自毛特豪森的形容枯槁的囚犯们，最终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抵达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安嘉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她就是从特雷贝克绍夫采来到这里再去拜访姑妈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往该城市学习法律的。如今这一切看起来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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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来到历经战争和革命的布拉格，也是安嘉在战争期间最为压抑的时刻之一。安嘉说：“多少年来，你被迫不断前行、不断奋斗，试图不去担忧太多、考虑太多。过去我完全不是这样的，直到我举目无亲……我的父母和姐姐们……都已经不在了，回家也毫无意义。”安嘉又补充道，这是“可怕的现实……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糟糕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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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革命期间遭受的破坏，这座城市的部分城区还意外遭受了美军飞行员发动的地毯式轰炸，因为他们在2月轰炸期间把布拉格当成德累斯顿，此举导致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陷入混乱。大片地区仍然漆黑一片。安嘉的情感和身体同样脆弱，她身无分文，唯一的打算是在天亮后前往表亲奥尔加的公寓。违反常理地，安嘉始终坚信奥尔加能够幸存，因为她嫁给了非犹太人。与此同时，安嘉及其朋友又不得不在黑暗中等待，等待红十字会官员抵达，并且把她们安置到车站附近的格拉夫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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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安嘉带着爱娃离开旅馆，并且找到有轨电车车站。作为战后返回布拉格的第一批幸存者之一，安嘉的出现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尽管人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影片和报纸上看到集中营及其幸存者的惨状，但当人们看见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母亲穿着从毛特豪森领到的捉襟见肘的破旧衣服时，人们还是大吃一惊。许多人对她报以同情，并且给了她许多捷克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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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坚持“我只需要有轨电车票”，她只拿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在阳光下，这座城市似乎未被改变，但对于茫然不知所措的安嘉来说，这座城市似乎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了。安嘉来到施尼尔绍娃街的两层公寓，就在新艺术展览馆附近，她爬上楼梯，惊奇地发现门外放着面包和盐，这都是生活必需品，这是传统的捷克欢迎仪式。上午10点刚过，安嘉敲响大门，迎面而来的正是表亲奥尔加·什罗科娃，还有她的丈夫奥尔达以及两个孩子。夫妻俩听说她还活着，就在家里等她回来。安嘉说：“我身上已经没有虱子了！”安嘉说完就投入了家人的怀抱，多少年来第一次泣不成声。实际上，安嘉和爱娃身上还是有虱子，但大家都不介意，只为能够再次相见而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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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问道：“我能否在这里停留些日子以便恢复身体呢？”实际上，安嘉母女将会在这里停留三年半，奥尔加及其家人热情地欢迎她们，并且为她们开启了新生活。“他们如同天使。在那套小小的公寓里已经住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但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而且始终善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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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抵达的日子里，安嘉主要就是吃饭和睡觉。她无法克服尽可能吃饱的念头，她会在半夜里偷偷爬起来大口大口地喝水，或者在食橱里翻箱倒柜。她似乎一吃面包就停不下来，如果电力供应正常，她甚至会在半夜里跟奥尔加一起烘烤新鲜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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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和爱娃明显是把虱子带进家门了，而且母女俩都得了疥疮，这是由于寄生螨虫而导致的，母女俩都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接受杀虫洗液和抗生素的治疗。奥尔加比安嘉年长20岁，经常来看安嘉，而且非常耐心。慢慢地，奥尔加开始回答安嘉的问题，开始讲述安嘉离开布拉格期间发生的事情。奥尔加及其姐妹哈娜都嫁给了非犹太人，因此一度逃脱了抓捕，直到战争最后六个月，姐妹俩都被关押进了泰雷津。她们的丈夫都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非犹太人隔离营。幸好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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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同时告诉安嘉，仍然没有安嘉其他家人的音讯。既没有安嘉那自豪的父母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的音讯，也没有忧伤的鲁热娜及其漂亮的金发儿子彼得的音讯，也没有她有趣的姐姐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的音讯。奥尔加给安嘉展示了热德娜被迫从比克瑙写来的明信片，当中包括要面包的代号“lechem”，这是热德娜最后一次勇敢尝试，想让亲人知道自己正在挨饿。热德娜是充满活力的漂亮女性，她如此深爱丈夫、热爱生活，最终却像蜡烛一样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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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完全没有听说过安嘉父母的消息，而安嘉最后一次看见父母就是离开泰雷津的时候。奥尔加也没有贝恩德的消息，奥尔加及其家人已经在有关当局那里登记过所有失散亲人的名字。好几天过去了，好几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新的消息，她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大家族里仅有的幸存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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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让安嘉感到伤心的是，她那原本丰沛的母乳也在母女俩抵达布拉格的时候最终枯竭。爱娃说：“仿佛她的身体说：‘够了！’仿佛她的身体决定，该给我吃配方奶粉或其他食物了。讽刺的是，彼得的父亲从英格兰寄来一整箱奥斯特奶粉，但我的母亲送我去儿科医生那里做检查时，医生告诉她，那都是垃圾，应该被扔掉，她竟然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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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安嘉与爱娃在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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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安嘉每次喂哺爱娃的尝试都以充满痛苦和挫败的哭泣而告终。安嘉再也没有母乳了，而且乳房变得非常干瘪。当儿科专家告诉安嘉，爱娃需要“多多进食”时，安嘉别无选择，只能硬塞。可怜兮兮的爱娃只会吸吮，她倒栽葱似地趴在沙发上，母亲拍打着她，用勺子给她喂汤，直到她呛气或者吞咽。对于母女俩来说，这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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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有其他担忧。由于嫁给德国人的安嘉已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驱逐所有德国人，安嘉担心自己也许会有危险，就算她自己是犹太人也无济于事。安嘉每天都用婴儿车推着爱娃，前往各个政府部门去填写表格，劝说政府官员恢复她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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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贝恩德以及其他家人的消息，尽管安嘉早已询问过所有可能见过他们的人。安嘉拒绝放弃希望，她告诉自己，贝恩德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渐渐地，通过与其家人认识的人们，安嘉终于得知了至亲的命运。安嘉的父母和姐姐们，以及彼得和安嘉的姐夫，都被关押在比克瑙的捷克家庭营，用以迷惑红十字会。安嘉那自豪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他的眼镜和精神早在泰雷津时就已被碾碎，几周之内便死于肺炎。爱笑的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与鲁热娜一起，在家庭营被清空后就被毒死了。安嘉的外甥彼得只有8岁，在被毒死之前还遭到看守的性虐待。安嘉的母亲伊达，那位乐天快活、体态丰盈的女家长，那位掌管皮革厂资金往来并且深受女顾客欢迎的女老板，在所有亲人都被送走并且几乎肯定是被送进毒气室后，终于发疯了。“别人告诉我有关母亲（发疯）的时候，也许还感到抱歉，我并不知道此事的真假，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也许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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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嘉努力接受上述信息的时候，她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人。“我是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上偶然遇见他的，那条街道叫那普利科佩克街……我甚至不记得我去那里干什么了。那个人就在那里。我在战争爆发前就认识他了，但我从未意识到他与贝恩德就在同一座集中营……他看见我的时候很高兴，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不要再等你的丈夫了。他就在解放之前被杀害了。他被射杀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永远感激他，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告诉我。他让我不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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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终于知道，就在贝恩德于1944年9月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后不久，他就被选派到俾斯麦胡特（Bismarckhütte）附属集中营里的制造厂和军需厂去工作，这座附属集中营位于西里西亚地区的霍茹夫-巴托里（Chorzów Batory）。集中营邻近贝格胡特（Berghütte）公司经营的俾斯麦钢铁厂，它控制着大约200名犹太囚犯，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或制造武器零件。贝恩德熬过了严寒的冬天，但在1945年1月18日，所有囚犯都被疏散到30公里外的格利维采，他们在厚厚的积雪里“死亡行军”。贝恩德甚至可能加入了佩莉斯嘉的丈夫蒂博尔那茫然无助的队伍，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两人是否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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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掉队或跌倒的人，都会在后脑勺挨上一枪，然后被丢弃在道路两旁，瞬间冻成僵硬的尸体。这就是蒂博尔遭受的命运。那些留在队伍中的人，其实早已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他们被塞进运牛卡车，然后再转乘火车，最终抵达诺德豪森-多拉（Nordhausen-Dora）集中营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是在最后这段旅程中，贝恩德被一名党卫队看守射杀在火车前面。几个月后，没有人能够告诉贝恩德的遗孀，他的尸体是被如何处理的，可能就是被丢弃在某处冰天雪地里。安嘉也不知道贝恩德下葬的地点，她甚至无处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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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也无法知道为何贝恩德会在如此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杀害，尽管在集中营里生活了五年后她几乎可以确定地感知到，杀戮不需要理由。在贝恩德被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进抵格利维采周边地区，这本来是可以解救贝恩德，而且让他与怀孕的妻子团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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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永远无法回家的消息几乎击垮了安嘉，就算经历过种种苦难，她还是难以接受这一噩耗。安嘉心如死灰，但她拒绝向绝望屈服。她还有许多亲人需要哀悼，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而爱娃是她首先要考虑的。安嘉想方设法收拾心情，迈开步伐继续走下去。“我没有时间哀伤。有人问我：‘你如何应对？’我说：‘我没有时间应对。我必须为了维持生活而做必须做的事情。’钱永远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枚硬币得从什么地方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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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接到更加沮丧的消息。安嘉曾经把最珍贵的财产托付给最信任的女仆，后来女仆羞怯地交还了贝恩德的钟表以及其他遗物。但女仆承认，自己已经把那些绿色丝绸窗帘卖掉了，还把安嘉所有的珍贵照片烧掉了，因为女仆害怕这些照片会连累自己惹上官司。“我真想杀了她！在我所有需要寻回的东西当中，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照片了。”对于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来说，失去的已经够多了，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身外之物，但最为宝贵的是回忆。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亲人的回忆突然意味着整个世界，安嘉也是如此，但女仆却告诉她这些都丢失了。安嘉并没有放弃，她前往摄影师的工作室，那位摄影师也是犹太人，曾经为安嘉和贝恩德拍摄婚纱照。尽管摄影师已经身亡，但底片仍然留在他的文件夹里，因此安嘉能够重新冲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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