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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17 安嘉首先要考虑的始终是爱娃。“我必须为她考虑,也正是她让我继续前行……她是我所真正拥有的一切,永远都是我的。我们都爱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这根脐带是永远无法剪断的……如果我要让她活下来,我就必须守护在她身边。我必须满足她的生活所需,满足她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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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19 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奥尔加及其家人外出度假了,安嘉决定前往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去看看家族的房产和生意是否还在。安嘉只知道,所有这些产业都被征收了。安嘉带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威尔逊车站,登上回家的列车,回到那个承载她快乐童年的地方。“我没有钱,我也无法工作,因为爱娃需要我。我下定决心,既然我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如果工厂仍然运转,就算已被当局征收,我也会告诉他们,我有个小孩需要抚养,我需要拿回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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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21 安嘉抵达工厂的时候,儿时夏天的深刻记忆涌上心头,她曾经与家人在露台上吃饭,她曾经带着枕头躺在花园的角落里看书。她曾经害怕那座高耸的砖砌烟囱会塌下来,压死全家,如今这烟囱只会让她想起其他更为邪恶的烟囱,她几乎不敢走进那座烟囱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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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23 安嘉跟公司的党委领导们谈话,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同意每月向她支付一笔微薄的津贴。“虽然非常微薄,但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安嘉姐姐的包豪斯别墅同样被征收了,已经成为其中一名工人——也是一名模范党员——的起居室,因此安嘉和爱娃只能分配到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没有厨房和浴室,也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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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25 尽管安嘉最初喜欢这种久违的、不再几百人生活在一起的自在,喜欢这里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就被孤独所压倒。她那些已寂然无声的家人发出的声音充斥着她的脑海。她会在睡梦中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温暖而美丽的家,那里有家人慈爱的怀抱,但这些都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梦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她仿佛置身于另一座集中营,与她经历过的集中营同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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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27 置身于这座小小监牢里,安嘉甚至不能从她小时候游乐嬉戏的大花园里摘一个西红柿。更为糟糕的是,有一天,当安嘉推着别人给她的婴儿车带着爱娃外出时,一名她早已认识的捷克老妇人拦住了她,冷冷地说:“那肯定是纳粹的孩子!”老妇人的冷言冷语撕开了安嘉内心的伤口,安嘉泪如雨下、匆匆离开。“捷克人对我非常恶劣,这非常伤人。这些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我并不期待德国人给我什么补偿,但捷克人和党员们让我觉得我早就该死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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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29 尽管如此,在那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善举。当安嘉父母的朋友听说安嘉还活着,他们就陆续前来探访,并且致以慰问。安嘉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曾经把最精美的银器、瓷器、地毯和珠宝交托给这些朋友,他们在战争期间勇敢地保存着这些财产。安嘉非常感动,因为父母的朋友把这些宝贵的财产交还给了她,安嘉感谢他们的诚实守信。“实际上,我得到了一切。”尽管如此,这些细微的善举也并不能改变“家不成家”的事实。当表亲奥尔加发现安嘉在那里的生活状况后,她便坚持安嘉和爱娃应该回布拉格。此后不久,安嘉的姐夫汤姆·毛特纳的朋友前来拜访,来访者从英格兰带来了食物和衣物。来访者名叫卡雷尔·贝格曼(Karel Bergman),是一位制作假发和发网的犹太工匠,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家工厂,安嘉在战前就认识卡雷尔了,但他与汤姆一样,早就逃到了英格兰,他在那里在战斗机司令部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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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31 安嘉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多少可维持生活的收入,处境并不安稳。安嘉不可能永远跟奥尔加住在一起,她必须走自己的路。卡雷尔开始对安嘉表示好感,这让安嘉感到宽慰,但她又花了三年时间,才说服卡雷尔与她结婚。“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仅对我来说是个依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娃需要一个父亲。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的做法就是正确的。”这对情侣终于订婚了,但还不能立刻结婚,因为安嘉还要等待自己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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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33 几乎每天安嘉都会带着爱娃前往政府部门,去跟进自己的个案。安嘉会把爱娃连同婴儿车停在外面,自己进去与民政官员交涉,出来的时候总会看见成年人逗弄她那漂亮的婴儿。然而,安嘉很快发现,正是当局在为她的申请设置障碍,因为如果她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当局就永远无须交还工厂或给予补偿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有一名跟安嘉打交道的官员几乎每天都问她:“你真的会说捷克语吗?”尽管官员们每天都在用安嘉的母语与她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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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35 1948年2月20日,安嘉终于说服当局再次承认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公民,那年她30岁,并且正式成为卡雷尔·贝格马诺娃太太。安嘉的新丈夫比安嘉大十五岁,当时已经45岁了。1939年,卡雷尔逃离保护国,前往英国并加入皇家空军,但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作为飞行员,因此他成了翻译。两人的婚礼正值共产党员发起政变(即二月事件)的那一天,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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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40 1948年,安嘉与卡雷尔·贝格曼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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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42 当这对新婚夫妇能够合法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两人就带上爱娃以及少量财产,搭乘穿越德国前往荷兰的火车,打算在那里与其他捷克难民会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到了荷兰(他们在那里与贝恩德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短暂团聚,路易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后,他们转道前往威尔士,因为卡雷尔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负责管理一家手套工厂。五年之内,卡雷尔买下了这家工厂,这对夫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套家具齐全的一层小公寓里,公寓位于加的夫城的大教堂街,安嘉喜欢这个家,喜欢在这个国家过上自由和安全的新生活。“这只是一套非常普通的公寓,与其他难民家庭比邻而居,但我从未如此快乐过。我身无分文。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只要保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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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44 安嘉尤其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她终于能够重拾对电影的热爱了。每当爱娃上幼儿园和上学的时候,安嘉就自己前往电影院,几乎每天都去。安嘉说:“放映什么电影都无所谓。这是我仅有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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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46 爱娃身体瘦小、营养不良、身世凄凉,明显发育得相当缓慢,22个月大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安嘉带着爱娃看了一位又一位儿科医生,害怕发育迟缓会造成什么持久伤害。安嘉看见朋友女儿的进步,尤其觉得苦恼,别人的孩子至少6个月之前就学会走路了。尽管如此,安嘉坚强的女儿也在慢慢地积攒着力气,迅速“迎头赶上”。爱娃刚上学的时候,就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到她5岁的时候,她的英语已经非常流利,而且开始赢得奖学金了。爱娃健康又聪明,看来也没有什么后遗症,而且食欲也很正常,尤其喜欢母亲制作的捷克菜,许多菜式是母亲在营房里用想象的材料学会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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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48 安嘉在集中营时期留下的主要后遗症,是爱娃每当听到风钻的声音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安嘉不得不请求工人停下来,或者捂住女儿的耳朵,让她平静下来。安嘉最终猜想,爱娃肯定是在弗赖贝格集中营听到过气动铆接机的声音,当时爱娃还在安嘉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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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50 爱娃从小就听说了家族的历史,但一直到4岁,她才发现卡雷尔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挂在厨房门后面的购物袋是布拉格的故人为母亲缝制的,上面绣着字幕“AN”:安嘉·纳坦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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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52 母亲解释道:“我们在厨房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为什么是A.N.呢,难道不是A.B.吗?’我想是时候告诉她了,然后我说:‘你听说过战争吗?’她点点头,然后我说:‘好吧,你的父亲在战争中被杀害了,他的姓氏是纳坦……后来我嫁给了你的养父,从那时起,我就叫贝格曼太太了,所以你有两个爸爸!’爱娃下楼跟其他孩子玩耍,一分钟后,我听到她说:‘我有两个爸爸,而你们只有一个爸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够伤害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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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54 后来,当爱娃知道得更多后,她就经常告诉别人,自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尽管她并未意识到这样说的真正意义。直到十几岁的时候,当爱娃读到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少女日记》(Diary of a Young Girl,又译为《安妮日记》)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说过的事情有多么恐怖。有时候,爱娃会想象自己的第一位爸爸在战争中幸存,将会回到她们身边,但她同样深爱自己的第二位爸爸,因此这种想象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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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59 1952年,安嘉与爱娃在加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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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61 安嘉曾经提出,要为新丈夫再生一个孩子,但他拒绝了,他宁愿收养爱娃,而且总是把爱娃视若己出。爱娃说:“母亲只想为我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所以卡雷尔收养了我,他是我见过的唯一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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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63 卡雷尔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孪生姐妹、外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但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然而,安嘉仿佛无法摆脱过去,她会去看关于大屠杀的每一部电影、每一份档案。她在《辛德勒的名单》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去看了,并且形容集中营的场景“或多或少是逼真的”。其中一幕尤其感动了她。当时犹太人拥挤在锁上车门的运牛卡车里面。囚犯们从车厢裂缝里伸出手来讨水喝,纳粹党徒无动于衷、狰狞大笑,此时辛德勒一把夺过水龙软管,朝着车厢喷射,这似乎是残忍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囚犯们的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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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52665 安嘉拥有摆满整个书架的关于大屠杀的书籍,还有几幅约瑟夫·门格勒的照片,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一样,安嘉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异常礼貌、面带笑容、拿着手套、露出牙缝的医生,在1944年下半年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星期里,他在奥斯维辛负责筛选囚犯。安嘉的书架上还有其他纳粹高官的个人传记,这经常让来访者感到惊奇。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她会有这些书时,她总是说:“因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安嘉也研究泰雷津和奥斯维辛的死难者名单,用手指翻过书页,看看她所认识的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生存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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