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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首先要考虑的始终是爱娃。“我必须为她考虑，也正是她让我继续前行……她是我所真正拥有的一切，永远都是我的。我们都爱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这根脐带是永远无法剪断的……如果我要让她活下来，我就必须守护在她身边。我必须满足她的生活所需，满足她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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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奥尔加及其家人外出度假了，安嘉决定前往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去看看家族的房产和生意是否还在。安嘉只知道，所有这些产业都被征收了。安嘉带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威尔逊车站，登上回家的列车，回到那个承载她快乐童年的地方。“我没有钱，我也无法工作，因为爱娃需要我。我下定决心，既然我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如果工厂仍然运转，就算已被当局征收，我也会告诉他们，我有个小孩需要抚养，我需要拿回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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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抵达工厂的时候，儿时夏天的深刻记忆涌上心头，她曾经与家人在露台上吃饭，她曾经带着枕头躺在花园的角落里看书。她曾经害怕那座高耸的砖砌烟囱会塌下来，压死全家，如今这烟囱只会让她想起其他更为邪恶的烟囱，她几乎不敢走进那座烟囱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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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跟公司的党委领导们谈话，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同意每月向她支付一笔微薄的津贴。“虽然非常微薄，但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安嘉姐姐的包豪斯别墅同样被征收了，已经成为其中一名工人——也是一名模范党员——的起居室，因此安嘉和爱娃只能分配到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没有厨房和浴室，也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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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嘉最初喜欢这种久违的、不再几百人生活在一起的自在，喜欢这里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就被孤独所压倒。她那些已寂然无声的家人发出的声音充斥着她的脑海。她会在睡梦中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温暖而美丽的家，那里有家人慈爱的怀抱，但这些都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梦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她仿佛置身于另一座集中营，与她经历过的集中营同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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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座小小监牢里，安嘉甚至不能从她小时候游乐嬉戏的大花园里摘一个西红柿。更为糟糕的是，有一天，当安嘉推着别人给她的婴儿车带着爱娃外出时，一名她早已认识的捷克老妇人拦住了她，冷冷地说：“那肯定是纳粹的孩子！”老妇人的冷言冷语撕开了安嘉内心的伤口，安嘉泪如雨下、匆匆离开。“捷克人对我非常恶劣，这非常伤人。这些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我并不期待德国人给我什么补偿，但捷克人和党员们让我觉得我早就该死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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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那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善举。当安嘉父母的朋友听说安嘉还活着，他们就陆续前来探访，并且致以慰问。安嘉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曾经把最精美的银器、瓷器、地毯和珠宝交托给这些朋友，他们在战争期间勇敢地保存着这些财产。安嘉非常感动，因为父母的朋友把这些宝贵的财产交还给了她，安嘉感谢他们的诚实守信。“实际上，我得到了一切。”尽管如此，这些细微的善举也并不能改变“家不成家”的事实。当表亲奥尔加发现安嘉在那里的生活状况后，她便坚持安嘉和爱娃应该回布拉格。此后不久，安嘉的姐夫汤姆·毛特纳的朋友前来拜访，来访者从英格兰带来了食物和衣物。来访者名叫卡雷尔·贝格曼（Karel Bergman），是一位制作假发和发网的犹太工匠，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家工厂，安嘉在战前就认识卡雷尔了，但他与汤姆一样，早就逃到了英格兰，他在那里在战斗机司令部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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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多少可维持生活的收入，处境并不安稳。安嘉不可能永远跟奥尔加住在一起，她必须走自己的路。卡雷尔开始对安嘉表示好感，这让安嘉感到宽慰，但她又花了三年时间，才说服卡雷尔与她结婚。“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仅对我来说是个依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娃需要一个父亲。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的做法就是正确的。”这对情侣终于订婚了，但还不能立刻结婚，因为安嘉还要等待自己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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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安嘉都会带着爱娃前往政府部门，去跟进自己的个案。安嘉会把爱娃连同婴儿车停在外面，自己进去与民政官员交涉，出来的时候总会看见成年人逗弄她那漂亮的婴儿。然而，安嘉很快发现，正是当局在为她的申请设置障碍，因为如果她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当局就永远无须交还工厂或给予补偿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有一名跟安嘉打交道的官员几乎每天都问她：“你真的会说捷克语吗？”尽管官员们每天都在用安嘉的母语与她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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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0日，安嘉终于说服当局再次承认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公民，那年她30岁，并且正式成为卡雷尔·贝格马诺娃太太。安嘉的新丈夫比安嘉大十五岁，当时已经45岁了。1939年，卡雷尔逃离保护国，前往英国并加入皇家空军，但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作为飞行员，因此他成了翻译。两人的婚礼正值共产党员发起政变（即二月事件）的那一天，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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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安嘉与卡雷尔·贝格曼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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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对新婚夫妇能够合法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两人就带上爱娃以及少量财产，搭乘穿越德国前往荷兰的火车，打算在那里与其他捷克难民会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到了荷兰（他们在那里与贝恩德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短暂团聚，路易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后，他们转道前往威尔士，因为卡雷尔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负责管理一家手套工厂。五年之内，卡雷尔买下了这家工厂，这对夫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套家具齐全的一层小公寓里，公寓位于加的夫城的大教堂街，安嘉喜欢这个家，喜欢在这个国家过上自由和安全的新生活。“这只是一套非常普通的公寓，与其他难民家庭比邻而居，但我从未如此快乐过。我身无分文。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只要保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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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尤其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她终于能够重拾对电影的热爱了。每当爱娃上幼儿园和上学的时候，安嘉就自己前往电影院，几乎每天都去。安嘉说：“放映什么电影都无所谓。这是我仅有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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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身体瘦小、营养不良、身世凄凉，明显发育得相当缓慢，22个月大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安嘉带着爱娃看了一位又一位儿科医生，害怕发育迟缓会造成什么持久伤害。安嘉看见朋友女儿的进步，尤其觉得苦恼，别人的孩子至少6个月之前就学会走路了。尽管如此，安嘉坚强的女儿也在慢慢地积攒着力气，迅速“迎头赶上”。爱娃刚上学的时候，就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到她5岁的时候，她的英语已经非常流利，而且开始赢得奖学金了。爱娃健康又聪明，看来也没有什么后遗症，而且食欲也很正常，尤其喜欢母亲制作的捷克菜，许多菜式是母亲在营房里用想象的材料学会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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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集中营时期留下的主要后遗症，是爱娃每当听到风钻的声音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安嘉不得不请求工人停下来，或者捂住女儿的耳朵，让她平静下来。安嘉最终猜想，爱娃肯定是在弗赖贝格集中营听到过气动铆接机的声音，当时爱娃还在安嘉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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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从小就听说了家族的历史，但一直到4岁，她才发现卡雷尔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挂在厨房门后面的购物袋是布拉格的故人为母亲缝制的，上面绣着字幕“AN”：安嘉·纳坦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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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解释道：“我们在厨房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为什么是A.N.呢，难道不是A.B.吗？’我想是时候告诉她了，然后我说：‘你听说过战争吗？’她点点头，然后我说：‘好吧，你的父亲在战争中被杀害了，他的姓氏是纳坦……后来我嫁给了你的养父，从那时起，我就叫贝格曼太太了，所以你有两个爸爸！’爱娃下楼跟其他孩子玩耍，一分钟后，我听到她说：‘我有两个爸爸，而你们只有一个爸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够伤害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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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爱娃知道得更多后，她就经常告诉别人，自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尽管她并未意识到这样说的真正意义。直到十几岁的时候，当爱娃读到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少女日记》（Diary of a Young Girl，又译为《安妮日记》）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说过的事情有多么恐怖。有时候，爱娃会想象自己的第一位爸爸在战争中幸存，将会回到她们身边，但她同样深爱自己的第二位爸爸，因此这种想象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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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安嘉与爱娃在加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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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提出，要为新丈夫再生一个孩子，但他拒绝了，他宁愿收养爱娃，而且总是把爱娃视若己出。爱娃说：“母亲只想为我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所以卡雷尔收养了我，他是我见过的唯一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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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孪生姐妹、外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但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然而，安嘉仿佛无法摆脱过去，她会去看关于大屠杀的每一部电影、每一份档案。她在《辛德勒的名单》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去看了，并且形容集中营的场景“或多或少是逼真的”。其中一幕尤其感动了她。当时犹太人拥挤在锁上车门的运牛卡车里面。囚犯们从车厢裂缝里伸出手来讨水喝，纳粹党徒无动于衷、狰狞大笑，此时辛德勒一把夺过水龙软管，朝着车厢喷射，这似乎是残忍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囚犯们的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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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拥有摆满整个书架的关于大屠杀的书籍，还有几幅约瑟夫·门格勒的照片，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一样，安嘉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异常礼貌、面带笑容、拿着手套、露出牙缝的医生，在1944年下半年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星期里，他在奥斯维辛负责筛选囚犯。安嘉的书架上还有其他纳粹高官的个人传记，这经常让来访者感到惊奇。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她会有这些书时，她总是说：“因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安嘉也研究泰雷津和奥斯维辛的死难者名单，用手指翻过书页，看看她所认识的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生存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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