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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有其他担忧。由于嫁给德国人的安嘉已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驱逐所有德国人，安嘉担心自己也许会有危险，就算她自己是犹太人也无济于事。安嘉每天都用婴儿车推着爱娃，前往各个政府部门去填写表格，劝说政府官员恢复她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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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贝恩德以及其他家人的消息，尽管安嘉早已询问过所有可能见过他们的人。安嘉拒绝放弃希望，她告诉自己，贝恩德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渐渐地，通过与其家人认识的人们，安嘉终于得知了至亲的命运。安嘉的父母和姐姐们，以及彼得和安嘉的姐夫，都被关押在比克瑙的捷克家庭营，用以迷惑红十字会。安嘉那自豪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他的眼镜和精神早在泰雷津时就已被碾碎，几周之内便死于肺炎。爱笑的热德娜及其丈夫赫伯特，与鲁热娜一起，在家庭营被清空后就被毒死了。安嘉的外甥彼得只有8岁，在被毒死之前还遭到看守的性虐待。安嘉的母亲伊达，那位乐天快活、体态丰盈的女家长，那位掌管皮革厂资金往来并且深受女顾客欢迎的女老板，在所有亲人都被送走并且几乎肯定是被送进毒气室后，终于发疯了。“别人告诉我有关母亲（发疯）的时候，也许还感到抱歉，我并不知道此事的真假，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也许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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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嘉努力接受上述信息的时候，她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人。“我是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上偶然遇见他的，那条街道叫那普利科佩克街……我甚至不记得我去那里干什么了。那个人就在那里。我在战争爆发前就认识他了，但我从未意识到他与贝恩德就在同一座集中营……他看见我的时候很高兴，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不要再等你的丈夫了。他就在解放之前被杀害了。他被射杀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永远感激他，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告诉我。他让我不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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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终于知道，就在贝恩德于1944年9月抵达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后不久，他就被选派到俾斯麦胡特（Bismarckhütte）附属集中营里的制造厂和军需厂去工作，这座附属集中营位于西里西亚地区的霍茹夫-巴托里（Chorzów Batory）。集中营邻近贝格胡特（Berghütte）公司经营的俾斯麦钢铁厂，它控制着大约200名犹太囚犯，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或制造武器零件。贝恩德熬过了严寒的冬天，但在1945年1月18日，所有囚犯都被疏散到30公里外的格利维采，他们在厚厚的积雪里“死亡行军”。贝恩德甚至可能加入了佩莉斯嘉的丈夫蒂博尔那茫然无助的队伍，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两人是否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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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掉队或跌倒的人，都会在后脑勺挨上一枪，然后被丢弃在道路两旁，瞬间冻成僵硬的尸体。这就是蒂博尔遭受的命运。那些留在队伍中的人，其实早已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他们被塞进运牛卡车，然后再转乘火车，最终抵达诺德豪森-多拉（Nordhausen-Dora）集中营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是在最后这段旅程中，贝恩德被一名党卫队看守射杀在火车前面。几个月后，没有人能够告诉贝恩德的遗孀，他的尸体是被如何处理的，可能就是被丢弃在某处冰天雪地里。安嘉也不知道贝恩德下葬的地点，她甚至无处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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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也无法知道为何贝恩德会在如此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杀害，尽管在集中营里生活了五年后她几乎可以确定地感知到，杀戮不需要理由。在贝恩德被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进抵格利维采周边地区，这本来是可以解救贝恩德，而且让他与怀孕的妻子团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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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永远无法回家的消息几乎击垮了安嘉，就算经历过种种苦难，她还是难以接受这一噩耗。安嘉心如死灰，但她拒绝向绝望屈服。她还有许多亲人需要哀悼，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而爱娃是她首先要考虑的。安嘉想方设法收拾心情，迈开步伐继续走下去。“我没有时间哀伤。有人问我：‘你如何应对？’我说：‘我没有时间应对。我必须为了维持生活而做必须做的事情。’钱永远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枚硬币得从什么地方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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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接到更加沮丧的消息。安嘉曾经把最珍贵的财产托付给最信任的女仆，后来女仆羞怯地交还了贝恩德的钟表以及其他遗物。但女仆承认，自己已经把那些绿色丝绸窗帘卖掉了，还把安嘉所有的珍贵照片烧掉了，因为女仆害怕这些照片会连累自己惹上官司。“我真想杀了她！在我所有需要寻回的东西当中，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照片了。”对于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来说，失去的已经够多了，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身外之物，但最为宝贵的是回忆。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亲人的回忆突然意味着整个世界，安嘉也是如此，但女仆却告诉她这些都丢失了。安嘉并没有放弃，她前往摄影师的工作室，那位摄影师也是犹太人，曾经为安嘉和贝恩德拍摄婚纱照。尽管摄影师已经身亡，但底片仍然留在他的文件夹里，因此安嘉能够重新冲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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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首先要考虑的始终是爱娃。“我必须为她考虑，也正是她让我继续前行……她是我所真正拥有的一切，永远都是我的。我们都爱自己的女儿，但我感觉到这根脐带是永远无法剪断的……如果我要让她活下来，我就必须守护在她身边。我必须满足她的生活所需，满足她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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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奥尔加及其家人外出度假了，安嘉决定前往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去看看家族的房产和生意是否还在。安嘉只知道，所有这些产业都被征收了。安嘉带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威尔逊车站，登上回家的列车，回到那个承载她快乐童年的地方。“我没有钱，我也无法工作，因为爱娃需要我。我下定决心，既然我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如果工厂仍然运转，就算已被当局征收，我也会告诉他们，我有个小孩需要抚养，我需要拿回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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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抵达工厂的时候，儿时夏天的深刻记忆涌上心头，她曾经与家人在露台上吃饭，她曾经带着枕头躺在花园的角落里看书。她曾经害怕那座高耸的砖砌烟囱会塌下来，压死全家，如今这烟囱只会让她想起其他更为邪恶的烟囱，她几乎不敢走进那座烟囱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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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跟公司的党委领导们谈话，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同意每月向她支付一笔微薄的津贴。“虽然非常微薄，但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安嘉姐姐的包豪斯别墅同样被征收了，已经成为其中一名工人——也是一名模范党员——的起居室，因此安嘉和爱娃只能分配到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没有厨房和浴室，也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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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嘉最初喜欢这种久违的、不再几百人生活在一起的自在，喜欢这里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就被孤独所压倒。她那些已寂然无声的家人发出的声音充斥着她的脑海。她会在睡梦中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温暖而美丽的家，那里有家人慈爱的怀抱，但这些都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梦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她仿佛置身于另一座集中营，与她经历过的集中营同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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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座小小监牢里，安嘉甚至不能从她小时候游乐嬉戏的大花园里摘一个西红柿。更为糟糕的是，有一天，当安嘉推着别人给她的婴儿车带着爱娃外出时，一名她早已认识的捷克老妇人拦住了她，冷冷地说：“那肯定是纳粹的孩子！”老妇人的冷言冷语撕开了安嘉内心的伤口，安嘉泪如雨下、匆匆离开。“捷克人对我非常恶劣，这非常伤人。这些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我并不期待德国人给我什么补偿，但捷克人和党员们让我觉得我早就该死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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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那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善举。当安嘉父母的朋友听说安嘉还活着，他们就陆续前来探访，并且致以慰问。安嘉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尼斯拉夫和伊达曾经把最精美的银器、瓷器、地毯和珠宝交托给这些朋友，他们在战争期间勇敢地保存着这些财产。安嘉非常感动，因为父母的朋友把这些宝贵的财产交还给了她，安嘉感谢他们的诚实守信。“实际上，我得到了一切。”尽管如此，这些细微的善举也并不能改变“家不成家”的事实。当表亲奥尔加发现安嘉在那里的生活状况后，她便坚持安嘉和爱娃应该回布拉格。此后不久，安嘉的姐夫汤姆·毛特纳的朋友前来拜访，来访者从英格兰带来了食物和衣物。来访者名叫卡雷尔·贝格曼（Karel Bergman），是一位制作假发和发网的犹太工匠，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家工厂，安嘉在战前就认识卡雷尔了，但他与汤姆一样，早就逃到了英格兰，他在那里在战斗机司令部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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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多少可维持生活的收入，处境并不安稳。安嘉不可能永远跟奥尔加住在一起，她必须走自己的路。卡雷尔开始对安嘉表示好感，这让安嘉感到宽慰，但她又花了三年时间，才说服卡雷尔与她结婚。“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仅对我来说是个依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娃需要一个父亲。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的做法就是正确的。”这对情侣终于订婚了，但还不能立刻结婚，因为安嘉还要等待自己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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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安嘉都会带着爱娃前往政府部门，去跟进自己的个案。安嘉会把爱娃连同婴儿车停在外面，自己进去与民政官员交涉，出来的时候总会看见成年人逗弄她那漂亮的婴儿。然而，安嘉很快发现，正是当局在为她的申请设置障碍，因为如果她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当局就永远无须交还工厂或给予补偿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有一名跟安嘉打交道的官员几乎每天都问她：“你真的会说捷克语吗？”尽管官员们每天都在用安嘉的母语与她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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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0日，安嘉终于说服当局再次承认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公民，那年她30岁，并且正式成为卡雷尔·贝格马诺娃太太。安嘉的新丈夫比安嘉大十五岁，当时已经45岁了。1939年，卡雷尔逃离保护国，前往英国并加入皇家空军，但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作为飞行员，因此他成了翻译。两人的婚礼正值共产党员发起政变（即二月事件）的那一天，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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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安嘉与卡雷尔·贝格曼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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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对新婚夫妇能够合法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两人就带上爱娃以及少量财产，搭乘穿越德国前往荷兰的火车，打算在那里与其他捷克难民会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到了荷兰（他们在那里与贝恩德失明的父亲路易斯短暂团聚，路易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后，他们转道前往威尔士，因为卡雷尔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负责管理一家手套工厂。五年之内，卡雷尔买下了这家工厂，这对夫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套家具齐全的一层小公寓里，公寓位于加的夫城的大教堂街，安嘉喜欢这个家，喜欢在这个国家过上自由和安全的新生活。“这只是一套非常普通的公寓，与其他难民家庭比邻而居，但我从未如此快乐过。我身无分文。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会想起我的母亲，只要保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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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尤其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她终于能够重拾对电影的热爱了。每当爱娃上幼儿园和上学的时候，安嘉就自己前往电影院，几乎每天都去。安嘉说：“放映什么电影都无所谓。这是我仅有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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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身体瘦小、营养不良、身世凄凉，明显发育得相当缓慢，22个月大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安嘉带着爱娃看了一位又一位儿科医生，害怕发育迟缓会造成什么持久伤害。安嘉看见朋友女儿的进步，尤其觉得苦恼，别人的孩子至少6个月之前就学会走路了。尽管如此，安嘉坚强的女儿也在慢慢地积攒着力气，迅速“迎头赶上”。爱娃刚上学的时候，就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到她5岁的时候，她的英语已经非常流利，而且开始赢得奖学金了。爱娃健康又聪明，看来也没有什么后遗症，而且食欲也很正常，尤其喜欢母亲制作的捷克菜，许多菜式是母亲在营房里用想象的材料学会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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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集中营时期留下的主要后遗症，是爱娃每当听到风钻的声音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安嘉不得不请求工人停下来，或者捂住女儿的耳朵，让她平静下来。安嘉最终猜想，爱娃肯定是在弗赖贝格集中营听到过气动铆接机的声音，当时爱娃还在安嘉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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