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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普拉格（Karl Plagge，1897—1957），1924年毕业于达姆斯塔德工业大学，在希特勒重建德国经济允诺和民族自豪感影响下，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为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但1935年就因拒绝宣传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被解除党内职务。二战开始后他被征召入伍，指挥一支工兵部队，1941年7月到达立陶宛维尔纽斯，负责维修车辆等受损军事装备。眼见纳粹在苏联所做“难以相信也不可支持”的事，开始从事反纳粹活动。他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证件，证明他们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熟练工人，凭这证件除工人自己外还可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免被送往集中营。到1944年，他共发放了大约250份这种证件，得免厄运的犹太人超过1,000名。其实这里面许多并非熟练工人。他还增加了给工人的食物配给量，并且允许工人私自把食物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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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大败，普拉格明白维尔纽斯犹太人区很快就会被清理，剩下的所有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熟练工人，都将被党卫队枪杀或者送往集中营。于是他在市郊另建一个营地，到1943年9月16日共转移了超过1,000名犹太人。此举非常及时，过了不到一周，党卫队就“清理”犹太区，没能转走的犹太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被枪杀在附近的森林里。难得的是，他的部下也都按照他的命令善待犹太人，没有人向党卫队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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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大反攻迸入立陶宛境内。犹太人又喜又忧，知道纳粹会在苏军到来之前杀害他们，准备了应对之策，或者逃离，或者藏匿。问题是那将在什么时候发生。1944年7月1日普拉格（这时是少校）到营地向犹太人发表告别讲话，说自己和部下已经被安排西撤，尽管他提出要求，还是没被允许带领这里的工人同行。他们将由党卫队负责安置，时间在7月3日，星期一。犹太人自然明白那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那天之前或逃或藏。尽管不少人最终还是被党卫队发现和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解放这里时仍然有250至300名幸存者从藏匿地点出来，欢呼着迎接他们，庆贺自己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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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普拉格返回家乡达姆斯塔德，1947年在“非纳粹化”过程中受审。许多当年得他救助的犹太人闻讯为他作证，法庭本来准备判他“Entlasteter”（免罪），但他自己要求判为“从犯”，因为仍觉愧疚，当年那些犹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大多数还是死在纳粹手里，活下来的只是少数。1957年普拉格去世，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称号，这是他获得的唯一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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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人里还有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赫尔曼·戈林的胞弟阿尔伯特·戈林（Albert Günther Göring，1895—1966），两人还有一个兄长、两个姐姐。赫尔曼是纳粹第二号人物，阿尔伯特却利用与这位兄长的关系救助过不少犹太人和其他反纳粹人士。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负责捷克斯柯达工厂期间与捷克抵抗组织有接触，对一些破坏活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又曾派卡车向集中营索要劳工，要来后却在中途将他们释放。他的一些行动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为此他自己也曾被逮捕，但终因赫尔曼·戈林的关系被释放。战后他曾在纽伦堡受审，许多得到他救助的人出庭作证，最终被无罪释放。他又曾被捷克政府逮捕，同样由于多名证人作证获释。不过阿尔伯特·戈林并没得到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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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众多“辛德勒”，还不能忘记众多“鲁迪”。面对纳粹暴行，犹太人并没有消极等待死亡，许多人像电视剧《大屠杀》中的鲁迪那样奋起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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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犹太区的一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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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1月簸箕湖会议决定“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前，纳粹曾经在侵占的欧洲各国建立大量“犹太区”。虽然沿用了历史上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名字，实际上却大有差别：都用围墙或者铁丝网严格封锁起来，大门由党卫队把守，犹太人未经允许不得外出，违者会遭枪击。犹太区由犹太人委员会管理，犹太警察负责维持治安。根据有关资料，仅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大大小小的犹太区就不下一千个。1940年10月建立的华沙犹太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面积仅3.4平方公里却居住了40万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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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犹太区都发生过犹太人起义，总数不下100次。发生在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小镇拉赫瓦的一次大概是最早的。那是个犹太人众多的城镇，上世纪30年代末，3,800名居民里竟有2,300名是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8日拉赫瓦被德军攻占，一部分年轻犹太人随红军撤离，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1942年4月1日，犹太人被迫集中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聚居区里。那年8月，人们得知附近几个犹太区发生犹太人被集体杀害的事，拉赫瓦周围也挖了一些大坑。9月3日德国当局通知拉赫瓦犹太人委员会负责人多弗·洛帕廷（Dov Lopatyn，？—1944），要他把犹太人集合起来“递解离境”，实际上是集体枪杀。作为与纳粹合作的条件，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医生以及30名劳工（他们负责掩埋尸体）可免被送走。洛帕廷拒绝了这个要求，回答说：“要么同生，要么共死。”党卫队进入犹太区时遭到顽强抵抗，犹太人完全没有武器，就以斧头、棍棒、“莫洛托夫鸡尾酒”甚至赤手空拳与纳粹搏斗。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约650人战死，另外500人被逮捕，随即被枪杀），还是杀死了6名德国士兵、8名德国和乌克兰警察。更重要的是把封锁犹太区的铁丝网打开了缺口，使约1,000人得以逃出，其中约600人在普里皮特沼泽找到藏身之处。包括洛帕廷在内约120人参加了苏联游击队，后来不少人在战斗中牺牲，洛帕廷自己便于1944年2月21日触地雷身亡。1944年7月苏联红军收复拉赫瓦，战前两千多名犹太居民，幸存下来的只有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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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犹太区规模最大，犹太人起义的规模也最大。1942年“簸箕湖会议”决定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后，纳粹开始执行所谓“华沙大行动”：在犹太教斋戒日（Tisha B’ Av，7月23日）和赎罪日（Yom Kippur，9月21日）之间把华沙犹太区居民运往华沙东北100公里处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行动开始的前一天，7月22日，纳粹“重新安置专员”赫尔曼·霍弗勒（Hermann Julius Höfle，1911—1962）召见犹太人委员会成员，通知他们要把所有居民送往东方“重新安置”，并且说这一行动立即开始，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负责每天集合6,000人，但为德国工厂工作的工人、医务人员、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犹太警察和他们家属例外。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亚当·泽尔尼亚科（Adam Czerniaków，1880—1942）要求也免除孤儿院里的孤儿，未获同意，当天他便服氰化物自杀，给妻子留下遗书说：“他们要求我用自己的手杀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只能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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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重新安置”行动如期开始，第一批犹太人当天就被运到特雷布林卡，不少人没过夜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但由于纳粹严密封锁消息，华沙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有时一天有上万名犹太人被送走，8月6日这一天竟达15,000人。8月13至27日15天里被送走的有53,750人。9月6日送走2,196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协助纳粹实施行动的犹太警察和他们的家人。9月6日至7日，超过1,000名拒绝“重新安置”的犹太人在街头被枪杀。此后运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犹太区居民只剩下约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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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年底，华沙犹太区居民终于得知事情真相，1943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反抗，不过大规模起义到犹太教逾越节前夕（Passover eve，4月19日）才爆发。原来，此前集合犹太人的事并不由德国人动手，都由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去做，把要送走的人集合到犹太区旁边一个火车货运站货场，在那里被“装”上火车，像货物那样运走。4月19日这一天却出动超过2,000名德军士兵进入犹太区，自己做集合犹太人的事。犹太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奋起反抗，原计划运走8,000名犹太人，结果只运走5,000人。德军还一度被迫从犹太区撤出，长达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就此开始。起义者主要属于两个犹太人地下组织，“犹太战团”约600人，“犹太军事联盟”约400人。起义得到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和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卫队”的援助，主要是秘密运进一些枪支、弹药及其他物品，还在犹太区附近发动过一些攻击，并且有少数人进入犹太区和起义者一同战斗。然而起义者的主要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长枪和地雷都很少，更谈不上重武器，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毫无获胜的可能。幸存者后来表示，当时他们想的只是战斗而死，那总比被送进毒气室、或者在群葬坑旁等待射来的子弹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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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ai Anielewic，1919—1943）和他的女友以及另外几个人在欢乐街18号指挥所服氰化物自杀。16日，指挥镇压行动的德国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1895—1952）宣布行动结束，下令纵火烧毁著名的华沙犹太大教堂以示庆祝。他大有德国人办事认真的精神，当月就给希姆莱发去长达75页、附有52张照片的正式报告，题目《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已不复存在》，通常称《斯特鲁普报告》。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份报告被当作纳粹罪证出示，让人们知道那次行动纳粹强制运走了56,885人，约13,000名犹太人和“波兰匪徒”被打死，参加行动的党卫队和德军有17人死亡、93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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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在当年犹太人委员会所在地建立了“犹太英雄纪念碑”（Pomnik Bohaterów Getta，英语Ghetto Heroes Monument），1948年4月19日揭幕。纪念碑正面是一组围绕莫迪凯·阿涅莱维奇的起义者青铜群像，持枪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下面是波兰、英、希伯来三种文字的铭文：“犹太民族向它的斗士和先烈致敬”（Jewish nation to its fighters and mart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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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别把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相混淆，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震惊世人的“华沙之跪”就发生在这里。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做，勃兰特回答：“我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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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到，被起义者杀死的除纳粹党卫队外，还有乌克兰警察。这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十分复杂，一些极端分子，例如，1944年伏击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瓦图京致其死亡的“乌克兰起义军”，既反德也反苏、还反对波兰和捷克，并且残酷迫害犹太人，另一些极端分子则反共、反苏、反犹，但不反对纳粹德国，纳粹在波兰各地建立的犹太区用了不少这样的乌克兰人做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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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华沙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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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对集中营的控制自然比对犹太区更严，但就在那里，也爆发过犹太人的反抗。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944年8月便发生过一次武装暴动。两个年轻人用仿造的钥匙打开仓库门潜入德军武器库，获得不少枪支、手榴弹，用垃圾箱传送给其他人。不巧一个囚犯私藏货币被纳粹警卫发现，囚犯们害怕纳粹会搜查囚室导致事情败露，便提前行动。他们杀死了几名纳粹和乌克兰警卫，烧毁了一个油箱、一些军车、几间营房和仓库，还用手榴弹袭击了党卫队指挥部。然而，毕竟实力悬殊，暴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约1,500名囚犯在暴动中死亡，但也有70人逃出。尽管纳粹派出警卫追捕，但因一些逃出者持有武器，进行还击，仍然有少数人获得自由。受这次暴动影响，灭绝营毒气室运行中断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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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视剧《大屠杀》讲了鲁迪潜入索比波尔灭绝营发动囚徒起义的事，那是有史实依据的。原来，那个集中营的囚徒早在1943年春就组建了一个以波兰犹太人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为首的秘密反抗组织，计划投毒杀死集中营警卫、夺取他们的武器，发动起义。但毒药被党卫队发现，五名囚徒因此被枪杀，未能实施。又曾计划纵火，乘乱逃出集中营，也因纳粹在集中营周围埋设地雷难以实行。9月底纳粹从明斯克送来2,000名犹太人，包括100名苏军战俘，其中有一名军官亚历山大·别切尔斯基（1909—1990），事情出现转机。别切尔斯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随即成为反抗组织主要领导人。他制订了一个由苏军战俘袭击集中营军火库夺取武器，杀死党卫队看守，然后和其他囚徒一起从集中营正门逃出的计划。10月14日暴动按计划实施，约320人成功逃出，一些人参加了游击队。尽管后来不少人战死或者被各地与纳粹合作的反犹分子杀害，最后还是有62人活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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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亨德勒有幸没有死在纳粹枪下，1945年4月2日却在卢布林家中遭人刺杀身亡。长期以来都认为刺杀他的是波兰一个既反对纳粹、也反对苏联的组织“民族武装力量”，不过近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尽管真相恐怕不大容易查清楚，但那并非孤立事件却是可以肯定的。原来，二战结束前后，从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中东欧不少国家都发生过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尤以波兰最为严重。在那里，不同研究者估计的受害人数在1,000~2,000之间，有确切证据的为327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非常复杂，并不都出自反犹主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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