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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比波尔暴动部分幸存者合影（1944年），右上角是暴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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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纳粹败退、苏军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开始，为争夺战后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苏联与那时还是盟友的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亲西方的反抗组织继续其“反抗”行动，但“反抗”对象不再是纳粹德国而是苏联及与苏联合作的人。这种“反抗”在波兰又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激烈，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敌人”的主张，把苏联和德国都看作自己的死敌。1943年“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12月1日，当丘吉尔要求斯大林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时，斯大林回应说，对此苏联比其他国家更为关切，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1812年的拿破仑，1914年和1941年的德国，都是通过波兰进攻俄罗斯、苏联的。然而波兰流亡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攻击苏联，差别只在他们的诽谤、攻击见诸西方报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和它建立良好关系？对丘吉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方面显然早有准备，斯大林拿出一张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抵抗组织散发的宣传画，上面是一个按照古罗马神话两面神雅努斯样子画出来的恶魔，两张面孔分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波兰人未必知道中国成语“照猫画虎”，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们“照神画鬼”。那次会议的苏联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记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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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嫌脏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接过传单，皱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就递给罗斯福。罗斯福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把传单还给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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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日科夫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翻译之一，“三巨头”三次会晤（1943年11—12月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和7月波茨坦会议）他都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出于安全考虑，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没有住在美国大使馆，也没有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三人会晤之前他先单独会见斯大林（那是美苏两国首脑首次见面）并且不带翻译，所以那次会见只有两位首脑和翻译别列日科夫三个人在场。“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来往信件苏联外交部与美、英两国外交部来往信件，也都由他翻译（苏联官方文件用俄文，但附有英译文供参考）。不难看出，对于“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大国的高层交往，别列日科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情人。战后他陆续写了《出使柏林，1940—1941年》（1967年版）、《德黑兰1943：“三巨头”会议内外》（1971年版）、《外交工作岁月》（1972年版）、《同盟国的诞生》（1975年版）、《通向波茨坦之路》（1975年版）等多本回忆录，主要内容后来汇集在《外交史页》（1982年版）一书中。对许多有关问题，如果在西方怎么说之外也想知道苏联是怎么说的，这本书很可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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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进入波兰以后，就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除了与德军作战的正面战线，还出现一个“第二战线”。在那里他们遭到的袭击并不来自他们曾经担心的被打散了的德军，而是来自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以及反共、反苏的“民族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等波兰武装。苏联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在红军进入波兰以后写了一系列战地通信，后来结集为《距柏林896公里》出版（书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里”）。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德国士兵具有坚决执行命令的特点，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挥，就不会再做什么。而波兰与俄罗斯历史积怨极深，仇视俄罗斯而亲西方的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把苏联红军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纳粹一样的敌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再次为波兰流亡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斯大林指责说，正当苏联红军为彻底打败纳粹德国浴血奋战时，这个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却在背后打“黑枪”，已经杀害了212名红军战士，斯大林表示：“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但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眼见气氛不好，罗斯福建议下次会议再讨论波兰问题，并且说：“五个世纪来，波兰问题都让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也表示，应该设法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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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并非说说而已，他把对付背后打“黑枪”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实际负责的是该部第二号人物伊凡·谢洛夫（1905—1990）。除动用苏联内卫部队外，还在波兰政府里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苏地下武装人员大约有25,000名，包括约300名“家乡军”军官，这些人后来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由此不难知道“第二战线”的规模。顺便提一下，1954年苏联内务部改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缩写“КГБ”，即人们熟悉的“克格勃”。谢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格鲁乌”）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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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被推翻。1998年12月18日波兰议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1939—1989年纳粹德国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时期罪行的机构“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简称IPN），根据这个机构的报告，从1944—1946年，“家乡军”在波兰各地发动的对监狱、集中营、治安机构的袭击就有66起，其中最为成功的是1945年5月21日对伦贝尔图弗（Rembertów）集中营的袭击。那里原来是一个纳粹德国关押苏军战俘的战俘营（Stalag 333），1944年9月苏军攻占以后成为关押波兰“家乡军”的营地，同时也关押了一些德军战俘和被苏联当局视为“叛徒”的苏军战俘。苏联方面说那次袭击造成466名囚犯脱逃，“家乡军”则称解放了800人，后来还有人把那数字扩大到1,400人。现在的波兰政府承认当年流亡政府为正统，专门为1944—1989年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斗争设立国家纪念日，2011年2月9日由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Maria Komorowski，1952—）签字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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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解放这些地方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及后来建立的新政权中，犹太人占了不小比例。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流亡苏联的波兰犹太人大量返回故乡。根据波兰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档案，1946年1月登记的只有86,000人，夏末就达到24万人。约有18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不难看出所占比例之大。根据“IPN”的报告，战后最初10年（1944—1954）波兰政府450名高级官员里有167名犹太人，占37.1%，远远超过犹太人在波兰人口中所占比例。一些地方机构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东南部苏军最先解放的卢布林，治安部门80%的官员、50%的民兵是犹太人。1945年4月菲尔德亨德勒被刺身亡后不久，从5月1日到5月28日，卢布林地区接连发生12起袭击地方治安部门的事件：Krasnosielc和Annówka，5月1日；Kuryłówka，5月7日；Grajewo 和Biáystok，5月9日；Siemiatycze和Wyrzyki，5月11日；Ostrołęka和Rembertów，5月18—21日；Biáa Podlaska，5月21日、24日；Majdan-Topiło（Białowieża Forest）和Kotki（Busko-Zdrój），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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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比波尔暴动另一领导人、苏联红军军官别切尔斯基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大学里学的是音乐和文学。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1941年10月莫斯科战役中被俘，1942年5月从战俘营逃出，但不久又被德军捕获，送到索比波尔集中营。1943年10月暴动成功逃出，和其他几名犹太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返回红军部队。因为有被德军俘虏的经历，被编入所谓“惩罚营”（штрафной батальон，通常只称штрафбат），那是按斯大林签署的第227号命令专门成立的一种单位，通常被派执行最危险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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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西方已经得到不少有关纳粹集中营情况的报告，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通报他们的盟友苏联。惩罚营营长、一位少校听别切尔斯基讲述暴动经过以后非常震惊，让他去莫斯科向一个专门调查纳粹罪行的委员会报告。那个委员会是1942年4月根据斯大林命令成立的，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苏联各界知名犹太人士，主席由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演员、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担任。他是拉脱维亚犹太人，1943年和副主席、出生在乌克兰的意第绪语诗人伊齐克·费弗尔（1900—1952）首次以苏联官方代表身份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历时7个月，以争取这些国家犹太人及其他民众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在美国，他们受到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任主席的接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7月8日，在纽约曼哈顿一个体育场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支持苏联的群众大会，其规模在美国从未有过，影响极大。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包括著名戏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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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三届（1934—1945）、当时仍在任的纽约市长，以成功领导纽约摆脱经济大萧条闻名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他母亲是意大利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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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犹太人大会创始人、主席斯蒂芬·怀斯（Stephen Samuel Wise，1874—1949），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姓“Weisz”，幼年时代随家移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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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生物化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工业发酵技术之父）、1949—1952年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出生在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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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代表人物之一、美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也是一个出生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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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犹太人剧作家、小说家利翁·佛希特万格尔（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他是最早（1920年）认识到希特勒和纳粹危险性并且提醒人们警惕的人之一。1930年出版的小说《成功——一个省的三年史》，讲述了某个党在一个省兴起和衰亡的故事。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那一天，佛希特万格尔正好出席德国驻美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立特维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1884—1955）举行的宴会，大使告诉他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劝他不要回去。不久（4月15日）普立特维茨自己也辞去大使职务。听从劝告，佛希特万格尔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到了法国南部，但法国投降后他也被德国人逮捕，所幸得多位友人相助逃出，重又来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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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道义上的支持之外，米霍埃尔斯和费弗尔所到国家的犹太人和其他民众还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在美国他们得到1,600万美元捐助，在英国1,500万美元，墨西哥100万美元，当时还是英国托管地的巴勒斯坦75万美元。另外还有机械设备、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衣服等大量实物。更重要的是促成美国人对欧洲战场的关注。那时美国人普遍关注的还是太平洋战场，毕竟他们是被日本拖进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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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犹太人游击队“奇卡洛夫旅”成员，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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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搜集资料和证据，编写揭露纳粹在所占苏联、波兰领土上反犹罪行的《黑皮书》。别切尔斯基讲述的索比波尔暴动经过，成为编写有关报告的重要依据。《黑皮书》主编是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两人都出生在乌克兰，都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著名作家、随军记者。爱伦堡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战地记者里也是少有的。格罗斯曼1944年所写《特雷布林卡的地狱》，纽伦堡审判时曾被用作证言。《黑皮书》共两卷，副本1946年送到美国、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和罗马尼亚，英译文摘要当年就在美国出版，部分稿件也在罗马尼亚出版。该书还在以色列印行，一部手写本保存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然而，这部由苏联犹太人完成的重要著作却没能在苏联出版，这与战后苏联发生的反犹运动有关。1952年8月12日夜晚至少有13名意第绪语作家被处死，以“诗人凶杀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费弗尔就是那个夜晚的牺牲者之一。米霍埃尔斯则于1948年1月13日在明斯克死于一次疑点多多的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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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战勇敢，别切尔斯基后来晋升为上尉并获授勇敢奖章。战后回到罗斯托夫，管理一家歌剧院。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他曾多次被要求出庭作证，都因苏联当局不允许出境而未果。1948年他也在苏联反犹运动中被捕，送到一处“古拉格”劳改营，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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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和游击队里，别切尔斯基那样的犹太人很多。有资料说红军中约有50万犹太人，大大超过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所占比例。美国犹太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纳粹侵略之苦，但也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捐款、捐物之外，不少人参军走上与纳粹作战的战场。英国军队也有一支5,000人的犹太旅，1944年由来自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的犹太志愿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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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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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33. 从“上帝的选民”到社会“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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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虽然是歧视、迫害犹太人的登峰造极者，但并非始作俑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歧视、迫害犹太人在欧洲是“古已有之”而且非常普遍的现象，困扰欧洲（以及中东）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