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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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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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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话是不是伏尔泰说的，都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而其表达便是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章为条件，但法律规章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改进、完善乃至“革命”，而这就离不开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两种自由，只允许在现存法律规章的框架内思考、说话，法律规章就会成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可能有任何改进，更不可能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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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德烈大帝在位期间，1763年，普鲁士科学院举行过一次征文比赛，参加者中有人们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5），但最终获奖的却是一个名叫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的犹太人。为此腓德烈大帝特意宣布他为“特予恩典的犹太人”（privileged Jew），在德国哲学史上他是一位重要人物。作为犹太人，他又特别致力于使犹太人既适应日耳曼社会、又保持他们自己原有的价值观，由他发起，在犹太人中产生了一个可以和“启蒙运动”相比拟的让犹太人融入欧洲社会的运动，希伯来语称“Haskalah”。有人把摩西·门德尔松称作“犹太人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把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的人，摩西·门德尔松所起的大概也正是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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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普鲁士之后，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也于1781年颁布一个信仰宽容法令，对基督教各教派实行宽容政策。第二年又把宽容范围扩大到犹太人，这样奥地利便得以产生一位著名犹太人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中国人对他比较熟悉，因为1908年他依据翻译成德文的七首中国唐诗创作了他自己称为“交响乐”、但并不遵循交响乐通常四乐章格式的《大地之歌》。接着，其他一些日耳曼语诸侯国也效仿普鲁士和奥地利颁布类似法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1803年，巴登在1818年，黑森在1831年，萨克森在18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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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犹太人文化素质本来就比欧洲其他民族略高一些，这得益于他们重视教育的传统，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都建有自己的学校。对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他们普遍持积极态度，这使他们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占得先机，成为那个时代“现代化”的率先受益者。如果看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人们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犹太人，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在欧洲，上到王室贵族下至普通民众，都把犹太人看成世风败坏者。19世纪在欧洲正式提出“反犹主义”，自有其社会基础。进入20世纪，反犹主义仍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欧洲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事件，1927年巴黎的“梦想者案件”就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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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25日下午，巴黎学府聚集的拉丁区拉辛街吉尔伯特书店门前，一位中年绅士正拄杖走着，突然，一个年轻人上前用乌克兰语问道：“您是彼特留拉先生吗？”未等回答，他便掏出左轮连开五枪，中年绅士应声倒下。年轻人还不住手，又把枪内剩下的两颗子弹也打在他身上。警察听到枪声赶来“够了？”“够了。”“那就请把左轮交给我。”年轻人照做了。警察俯身查看，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年轻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跳起来，上前拥抱那位并不相识的警察，高喊：“我杀了一个大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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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随即将他逮捕，经过一年多调査取证，1927年10月28日将他送上法庭。原来，他是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诗人。1920年曾在巴黎以“Bal Haloymes”（意“梦想者”）为笔名出版诗集《梦想与现实》（Troymen un virklekhkeyt），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出版《与自己的战争》（In krig mit zikh aleyn）和《走过那一年》（Inem loyf fun 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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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者”真名所罗门·施瓦茨巴德（Sholem Schwarzbard，1886-1938），出生在乌克兰西南部边界小城伊兹梅尔，当时属于沙皇俄国比萨拉比亚，现在属于乌克兰敖德萨州。施瓦茨巴德审判在法国历史上十分著名，那本是一桩事实清楚、被告也供认不讳的刑事案件，最终却演变成对被害者西蒙·彼特留拉（1879—1926）的控诉，指斥他应对1919—1920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大屠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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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施瓦茨巴德坦然承认自己是蓄意谋杀，并且说自从知道彼特留拉1924年来到巴黎就开始谋划剌杀行动，曾计划在乌克兰移民为他举行的生日集会上实施，但被那时也流亡到巴黎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领袖聂克托·马赫诺（1888—1934）劝阻。还说自己从未见过彼特留拉，是从法国拉克鲁斯百科全书上一张彼特留拉与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的合影认出来的。他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给亲人报仇，1919—1920年间彼特留拉的部队在乌克兰大肆屠杀犹太人，各种估计受难者在35,000与50,000人之间，施瓦茨巴德的15个亲人全部遇害，无一幸免。这与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自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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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护律师团以著名左翼律师亨利·托雷（Henry Torrès，1891—1966）为首（托雷自己便是犹太人），他在法庭上对陪审团成员说：民族的声誉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都系于他们的裁决，假如没能听到公正的裁决，“法兰西将不再是法兰西，巴黎也将不再是巴黎。”审讯历时8天，最后陪审团却只经过35分钟讨论便宣告被告无罪。法不容情？法也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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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释放后，施瓦茨巴德打算去当时的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但英国政府拒绝发给他签证，1933年改去了美国。1937年为出版意第绪语百科全书筹集资金的事去南非，不幸于第二年3月3日在开普敦去世。29年以后（1967年）按照他生前的愿望，遗体被运往以色列重新安葬。现在包括首都耶路撒冷在内，以色列多座城市都有以施瓦茨巴德命名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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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在乌克兰，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不仅仅是彼特留拉的部队。十月革命以后，乌克兰的情况极其复杂，出现多种武装力量的大混战，主要有五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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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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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后由安东·邓尼金（1872—1947）和彼得·弗兰格尔（1878—1928）领导的“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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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特留拉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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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领导的“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军旗为黑色，通常称“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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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侵的波兰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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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大地上并非偶然。1918年8月29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的有关波兰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权利。接着，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波兰各地普遍爆发复国运动。11月18日，以约瑟夫·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1935）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华沙成立，第二年（1919年）12月8日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波兰正式复国，领土包括拿破仑战争后被沙俄吞并的“波兰公国”，德国退还的所占东滨海省和波兹南地区。但是，毕苏茨基对此并不满足，他拒绝了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建议的从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往南到喀尔巴阡山的波俄边界线，执意要恢复1772年以前的边界，也就是要把历史上曾经占有，现在属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领土纳入波兰版图。为了实现这个大国梦，新独立的波兰尽管国力还说不上强盛，也积极参与了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干涉，出兵之多仅次于日本。西方各国退出武装干涉以后，波兰又在西方（主要是法国）支持下继续与苏联作战，就是所谓“波苏战争”。乘苏联红军主力疲于与白军作战之机，波兰军队1919年8月8日攻占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1920年5月7日又攻占了乌克兰首府基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红、白、黑三军都视波兰军队为入侵者，都与之作战，但也相互混战。黑军起初与红军作战，1919年秋改而与红军合作对付白军，并且在打败白军上起了重要作用。但白军被消灭以后，就轮到他们被消灭了，中国人熟悉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把黑军称为“马赫诺匪帮”。1921年8月马赫诺和少数追随者被流亡国外，最终到达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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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兰入侵者合作的只有彼特留拉的部队。1920年4月彼特留拉在华沙与波兰政府签订条约，以承认德涅斯特河左岸（东北岸）支流日布鲁奇河为波乌边界、承认加利西亚全部归属波兰、允诺参加由波兰领导的“从海到海联邦”（Międzymorze，俄语Междумóрье）为条件，换得波兰对他的支持。所谓“从海到海联邦”，指的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包括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联邦，几乎就是全盛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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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波兰和彼特留拉的军队攻占基辅之后不久，苏联红军便打败白军，集结力量展开反攻。6月13日波兰军队被迫放弃基辅，7—8月红军攻入波兰境内，但在华沙战役中败北。不过，把自己系在波兰战车上的彼特留拉最终还是被波兰人抛弃，1923年末离开华沙，1924年初流亡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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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留拉（右）与波兰将军安东尼·利托夫斯基（Antoni Listowski，1865-1927）1920年在基辅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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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有一个词“погром”，指对少数族裔或者弱势社会群体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多次发生。对1919—1920年间发生在乌克兰的“погром”，彼特留拉的部队罪责难逃，但也不能把全部罪责都归到他们身上，因为那场大混战各方武装都程度不同地有迫害乃至杀害犹太人的行为，这在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的《骑兵军》里都有描述。这当中，巴别尔又特别值得说一说，他是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犹太人，9岁时舅父就在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被害。1918年加入全俄肃反委员会（чрезвычá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简称ЧК，“契卡”）做翻译工作，1920年作为战地记者在谢苗·布琼尼（1883—1973）领导的第一骑兵军采访，正是那段经历促使他写成名著《骑兵军》（英译本作Red Cavalry，Red是译者加上去的）。《骑兵军》里一些描述让布琼尼非常不快，种下他日后遭迫害的祸根。巴贝尔很得马克西姆·高尔基器重，曾经协助高尔基组织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在会上他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呼吁要给作家写“坏作品”的权利。1939年5月13日他被逮捕并被指控犯间谍罪，1940年1月15日在莫斯科苏联内务部卢布扬卡监狱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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