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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即3月22日）将在达豪附近建立第一座集中营，它可以关押五千多名犯人，所有共产党干部，必要时还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德国旗帜党和社会民主党干部都可以囚禁在这里。把他们送进监狱会给国家机器造成过重负担，而且这样做也非长久之计。…警察局和内政部相信，他们这样做能够使全国民心安定，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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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起初都建在德国境内，主要有五处：慕尼黑附近的达豪，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那也是纳粹集中营事务总部所在地，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纽伦堡东北的弗罗森堡，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卢克（Ravensbrück，专门囚禁女犯）。吞并奥地利以后又在奧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附近建立毛特豪森集中营。侵占波兰以后开始在那里建立集中营，而且规模大大超过此前建在德国本土的集中营，关押的犯人也改成以犹太人为主，还关押了大批苏联战俘以及掳掠的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劳工。在德国占领的其他东欧国家，也陆续建了一些集中营，例如美国电视剧《大屠杀》里提到的“模范集中营”特雷西恩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外的塞姆林集中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大都也还保留，并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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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审理政治案件的需要，1933年3月21日成立“特别法庭”。然而这个法庭审理国会纵火案一年之久，居然以证据不足为由开释了四名共产党员被告中的三名，这当然不能让元首满意，1934年7月1日它就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法院”取代了。这个冠以“人民”名义的法院每次开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纳粹党旗下行纳粹举手礼，高呼“希特勒万岁”，向元首宣誓效忠。从年1934到1944年，11年里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竟达13,405人，其中执行了的11,881人。接下来在1945年前四个月，摇摇欲坠的纳粹政权又处死了800人。而此前从1907年到1932年，25年间德国法院判处死刑的总共只有1,400人，执行了的仅为345人。此外，军队里还有许多人是被纳粹德国军事法庭处死的。被囚禁的人就更多了，单1939这一年在监狱中服刑的就超过30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囚禁过的德国人不下100万，绝大多数是政治犯。十分清楚，没有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行的大规模残酷镇压，希特勒那疯狂至极的对外侵略就不可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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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人民法院”最活跃的时期是1942年以后，最著名的院长是罗兰德·弗莱斯勒，1942年8月20日上任后判刑显著加重，约90%的受审者都被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他在任两年多，超过5,000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基本上都立即执行，其中约2,600人是由法院第一审判庭、即由弗莱斯勒自己审理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沙俄军队俘虏，在战俘营里学会了俄语。十月革命后战俘营改由德国战俘自己管理，弗莱斯勒是负责人之一。他本可以在1918年被释放，但又过了两年才回国，据说曾经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非常崇拜“大清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维辛斯基，后来他自己为希特勒所做的事，也确实与维辛斯基为斯大林所做十分类似。他处死的那些人被称作“国家公敌”，也让人想起苏联“大清洗”常用的术语“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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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人民法院”开庭行纳粹举手礼，中间主审法官即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189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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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170735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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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42. 永不凋谢的“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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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斯勒亲自审理的重要案件之一，是1943年2月“白玫瑰”案。两名“主犯”，慕尼黑大学学生索尔兄妹被判处死刑。由于酷刑拷问，妹妹索菲·朔尔（Sophie Magdalena Scholl，1921—1943）带上法庭时腿已骨折，牺牲时这个生物系学生还没满22岁，她学医的哥哥汉斯（Hans Fritz Scholl，1918—1943）也才25岁。兄妹二人是2月18日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后被捕的，四天后（22日）即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下午17点，判决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执行。美国记者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说他们是被绞死的，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说是被斩首的。夏伊勒应该知道（也许忘了），纳粹德国执行死刑原来都用斩首的办法，北部各州一般用手斧，南部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州用断头台，1936年根据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1881—1941）的建议，希特勒下令全德一律使用断头台。后来兼用绞刑，那也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而且是从鳊鱼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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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朔尔兄妹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白玫瑰”另一成员、汉斯学医的同学克里斯多夫·普洛伯斯特（Christoph Hermann Probst，1918—1943）。接着，7月13日，同样学医的亚历山大·施莫洛尔（Alexander Schmorell，1917—1943）和他们的老师、慕尼黑大学音乐与心理学教授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也被处死。10月12日威利·格拉夫（Willi Graf，1918—1943）被处死，1945年1月29日汉斯·莱佩尔特（Hans Conrad Leipelt 1921—1945）被处死。这几名大学生都曾服兵役到东线战场做医疗救护工作，是德军战争罪行和屠杀犹太人罪行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监狱被处死，那是德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之一。1922年6月至7月希特勒自己便曾在这个监狱的70号囚室坐过牢，1934年除掉“冲锋队”那条恶犬，其头领恩斯特·罗姆被关、随即被枪杀，也在70号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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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对“白玫瑰”的介绍和索菲的相片，他们先后散发6种揭露事实真相、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统治、反对战争的传单，还于夜间在大街上刷写“打倒希特勒！”“自由”等大标语。1982—1984年我在哥廷根期间，这群普通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胡贝尔教授，在两个德国都是妇孺皆知、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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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轻人的母校慕尼黑大学，主楼前两个广场现在分别以朔尔兄妹和胡贝尔教授命名，学生宿舍区的许多道路分别以“白玫瑰”成员名字命名。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被命名为“朔尔兄妹研究所”。当年审判他们的慕尼黑法院审判厅被作为纪念地开放，不过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法律考试期间例外。1980年设立朔尔兄妹奖（Geschwister-Scholl-Preis），1987年设立白玫瑰基金（Weiße Rose Stiftung）。德国许多地方都为他们建有纪念碑，许多学校、街道、广场以“白玫瑰”或其成员的名字命名。德国各地以威利·格拉夫命名的学校，我查到的就有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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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迹还多次搬上舞台，多次拍成电影、电视。我到德国的时候，正好赶上1982年拍摄的电影《白玫瑰》上映。导演米夏埃尔·维尔霍温（Michael Verhoeven，1938—）曾因导演（兼编剧）反战影片o.k出名，那部影片1970年被西德选出送往美国参加第43届学院奖（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竞争，但连提名都没获得。好在第二年获得德国自己的“金影片奖”，这是一个很能说明美国与联邦德国差异的例子。影片讲的是越战期间一个美军四人小组巡逻时抓获一个路过的年轻越南女孩，拷打、强奸并且杀害了她。四人中只有一名士兵拒绝参与犯罪行为并且向上级告发，上级的回答却是那仅为战争中一个简单事故。告发的士兵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罪犯后来虽然受到审判并被判刑，但经过上诉刑期便大大减少。1970年正是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样的影片在美国没能获得提名、更不用说获奖，自可理解。人们应该想到的是，如果没有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一名德国导演怎会拍出这样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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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做过“最伟大的德国人”民意调查，结果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阿登纳名列榜首，马丁·路德第二，卡尔·马克思第三，第四就是朔尔兄妹，第五是“华沙之跪”的威利·勃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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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43. 两支“小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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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中，鳊鱼湖监狱以处死“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和“黑色小乐队”（Schwarze Kapelle）多名成员而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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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是纳粹反间谍部门给一个为苏联刺探、提供情报的间谍组织起的名字，电台报务员称“钢琴家”，所用电台称“钢琴”，他们的上级称“乐队指挥”。包括柏林的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小组（Schulze-Boysen/Harnack-Kreis），华沙的赫伦斯塔德小组（Herrnstadt-Gruppe），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特雷伯—古列维奇小组（Gruppen um Trepper und Gurewitsch），瑞士的“红色三人”（Rote Drei）和“露西间谍网”（Lucy spy ring）。“小乐队”其实并不小，柏林的小组就超过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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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很早就得到纳粹德国计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并且通知了苏联有关方面，可惜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露西间谍网”核心人物是因政见不同而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移居中立国瑞士的鲁道夫·洛斯勒（Rudolf Rößler，1897—1958），除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1943年他还提供了德军“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作战计划）的情报。他的许多情报都既准确又及时，往往在德国做出决定一天之内就被他获取，但获取途径至今仍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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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大多数成员是德国人，也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人，例如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的桑多尔·拉多（Sándor Radó，1899—1981）就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但也的确有由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派出的间谍。它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便是一个出生在奥匈帝国诺马克特（Neumarkt，意“新市场”，现在波兰Nowy Targ）的犹太人，他的主要助手阿纳托里·古列维奇（1913—2009），是一个出生在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特雷伯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又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因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被驱逐，到了法国，1932年又被法国驱逐。回苏联后成为军事情报局成员，1938年被派往比利时建立情报网。情报网被盖世太保破获后他逃往法国，在那里被捕。盖世太保企图策反他做双面间谍，但他1943年摆脱控制转入地下，巴黎解放后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一起露面。由于有一段难以说清的历史，回到苏联后没受奖励反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1955年获释，随后去了以色列，1982年在耶路撒冷去世，以色列以最高军礼葬之，时任国防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出席了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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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手下原来有安全局和安全警察两个机构，后者包括秘密警察（Gestapo，即人们熟悉的“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minalpolizei，Kripo）两部分，1939年9月27日把它们组合成国家安全总局，由党卫队第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任局长。1942年国家安全总局建立专门机构“红色小乐队特别处”，不久便破译了“小乐队”使用的密码，7月（或说6月）30日在布鲁塞尔逮捕了报务员约翰·温策尔（Johann Wenzel，1902—1969）。温策尔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精通无线电技术，会俄语、法语、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被捕后他按纳粹分子要求发了一份假情报，但暗藏警告并于11月18日成功脱逃，加入比利时抵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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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人被捕并且很快就被处死。德国空军参谋部军官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和他的妻子丽伯塔斯（Libertas Schulze-Boysen，1913—1942）在8月31日、9月8日先后被捕，12月2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德共党员、车工汉斯·柯丕（Hans Coppi，1916—1942）和在德国经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1901—1942）。柯丕的妻子希尔达（Hilde Coppi，1909—1943）与丈夫同时被捕，当时她已怀孕，11月27日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未满1岁，1943年8月5日她也被送上鳊鱼湖监狱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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