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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乐队”成员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那就是威利·莱曼（Willy Lehmann，1884—1942）。他是一个老警察，1911年进入柏林警察局工作，1920年成为反间谍处副处长，早在1929年就开始给苏联提供情报，代号“药剂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他进入盖世太保，并且成为对苏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由于他及时提供情报，苏联间谍、后来以发展“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闻名的阿诺德·多伊茨（Arnold Deutsch，1903—1942）得以逃脱。“Deutsch”其实就是“德意志”，不过用作姓时译作“多伊茨”也许比较合适。“剑桥五杰”中最出名的是成为许多小说、影视作品主角的“双料间谍”哈洛德·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1912—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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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按照内务部长戈林的命令，莱曼参与了镇压冲锋队罗姆的行动，他颇感震撼，但也巩固了自己在盖世太保的地位。1939年转到国家安全总局4处，负责防止苏联间谍对德国军事工业的破坏。由于地位特殊，他得以及时获知许多重要机密。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前3天，1941年6月19日，他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了进攻开始的准确日期，但贝利亚却在收到的电报稿上用绿色墨水批注为“假情报”。1942年“红色小乐队”被纳粹侦破，莱曼身份暴露，这让希姆莱大失面子，极其恼怒，没经审判，12月13日命令将莱曼直接枪杀，把这件事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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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色小乐队”主要为苏联提供情报不同，“黑色小乐队”与西方有联系而与苏联没有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纳粹统治，并且“擒贼先擒王”，通过刺杀希特勒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为此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斯陶芬贝格伯爵（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在东普鲁士“狼穴”实施的一次是最接近成功、也最有名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反希特勒、反纳粹、反战集团，参与者有众多政界、军界高层人士。他们的活动早在1938年希特勒准备进攻捷克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斯陶芬贝格加入他们其实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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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贝格出生在巴伐利亚州一个显赫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1928年入汉诺威骑兵学校学习，1930年成为一名少尉军官。1938年7月在第1轻装师任参谋军官，而该师师长就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艾里希·赫普纳，当时已经是中将军衔。战前就有人动员斯陶芬贝格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的活动，但他没有同意。1939年入侵波兰，他和许多德国军人一样怀着对波兰的仇恨心理参加。1940年参加法国战役，也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为德军的辉煌胜利兴奋不已，并归因于希特勒领导有方，他自己也因战功获授一级铁十字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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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眼见德军、尤其是党卫队大量残杀苏联军民和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斯陶芬贝格才改变态度，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秘密活动。1943年他被派往突尼斯，在第10坦克师任参谋军官，4月7曰在澳大利亚空军一次轰炸中多处受伤，经过治疗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指头，为此获授“金色重伤奖章”和“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前者是专为战斗中受重伤人员颁发的，分黑色、银色、金色三个等级；德意志十字奖章是一种比一级铁十字奖章等级高的奖章，分银质（实际上是银色）、金质（实际上是金色）两种，分别授予非直接参战人员和直接战斗人员。伤愈后（1944年6月）被任命为德国预备部队参谋长，7月1日晋升上校。预备部队司令官是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Friedrich Fromm，1888—1945），他从1939年8月31日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整个“二战”期间从未上过前线，但也在法国战役后和古德里安等多名将军一起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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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在东普鲁士“狼穴”（Wolfsschanze）向希特勒及多名纳粹高官报告“女武神行动”（Operation Walküre）计划的机会，用定时炸弹刺杀他。“狼穴”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多个“元首总部”之一，得名于希特勒给自己起的诨名“狼”，20年代希特勒与他人通信常常署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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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队内部“反抗运动”（Widerstandsbewegung，通常只称Widerstand）的核心人物是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10月担任德国“军机处”负责人，实际上即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以后他也就“正名”，成为第三帝国首任总参谋长，并于1938年晋升大将。但在这之前，从1934年起，贝克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认为那将导致战争。除军队内部人士外，贝克还与军外许多重要人物有往来，包括密谋集团计划在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担任新政府总理的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军机处”贝克的前任威廉·亚当将军（Wilhelm Adam，1877—1949）也是反对纳粹侵略政策的，战后纽伦堡审判，曾经作为证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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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抗集团计划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1938年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时将他以及纳粹其他重要人物逮捕，以战争罪把他们送上法庭。但由于英、法两国固执地执行绥靖政策，和德、意法西斯签署《慕尼黑协议》，希特勒无需动武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的理由。不过那时贝克已经因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由他的副手弗朗兹·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接任。哈尔德同样是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计划中逮捕希特勒的命令便将由他发出，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也“接”了贝克的“班”。逮捕希特勒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参与此事的将军和军官也就没有暴露。然而，作为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之运转。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战死沙场，成为他们反对、但没能阻止的那场战争的牺牲品。法国战役后哈尔德也晋升大将，不过1942年2月24日就被转入预备役，此后再没获用。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第二天他也被捕，尽管没有找到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希特勒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反对派领袖，将他送进集中营。幸而1945年5月4日在提洛尔和其他囚犯共140人被美军解放，在美军战俘营囚禁两年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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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威尔·贝尔托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写过一本《谋刺希特勒的42起案件》（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1981年由慕尼黑的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的42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余都发生在他上台以后，而且大多数是由军队里的人策划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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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斯陶芬贝格成功引爆了维塞尔·冯·洛林霍温上校（Wesse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1899—1944）为他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希特勒的位置距炸弹很近（图中位置①），但竟奇迹般地没被炸死，甚至没怎么受伤。原来，陆军副总参谋长阿道夫·霍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的助手海因兹·布兰德上校（Heinz Brandt，1907—1944）为了能看清地图把那个公文包移动了一下，移到结实厚重桌腿的另一侧。布兰德自己紧靠炸弹（图中位置④）当即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身亡。受伤者中还有三个人后来也因伤重身亡，即空军参谋长君特·科尔滕上将（Günther Korten，1898—1944，图中位置③），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德（Rudolf Schmundt，1896—1944，图中位置⑦），速记员海因兹·别尔格（Heinz Berger，图中位置）。希特勒旁边的霍辛格（图中位置②）受伤不重，盖世太保怀疑他与事件有关，也被逮捕。后因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而于10月释放，但被转入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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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20事件”后，戈林视察爆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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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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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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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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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时，克鲁格正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与斯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同步”，德国驻法占领军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下令逮捕了驻巴黎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主要官员，并且和空军上校凯撒·冯·霍法克（Hofacker，Cäsar von，1896-1944）一起会见克鲁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时克鲁格已经知道希特勒没有死，回答道：“可以呀——如果那头猪已经死了！”（Ja – wenn das Schwein tot wäre！）。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告发他们。8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并且被召回德国。克鲁格自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途中服氰化物自杀，给希特勒留下一封遗书，规劝“必要时结束无望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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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很快就被逮捕，8月30日受审，被判死刑并且当天就执行。霍法克与他同日受审、同样被判处死刑，但12月20日才执行。两人都是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的。在“人民法庭”上霍法克说真正有罪的是希特勒，并表示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执行刺杀任务。另一个在法庭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维茨勒本元帅，他对弗赖斯勒及其他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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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可是不出三个月，受尽折磨的愤怒的人民就将追究你们的罪行，把你们的尸首从街上的污泥浊水里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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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德国将军里有3名大将，即贝克、赫普纳和弗洛姆，其实还有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于第二天被逮捕的哈尔德。弗洛姆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得知希特勒没被炸死以后反过来逮捕了贝克将军、斯陶芬贝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阿尔布列希特·冯·奎恩海姆上校（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1905—1944）以及斯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滕中尉（Werner Karl von Haeften，1908—1944），贝克自杀未死，弗洛姆命令士兵补枪毙命，其余四人则于21日零时10分被他下令枪决，这显然有杀人灭口、洗清自己之嫌。零时30分德国著名特战部队指挥官、以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闻名的奥托·斯科尔兹尼率党卫队赶到，虽然没能留住那些重要“活口”但制止了继续杀戮。弗洛姆自己随即被捕，9月14日被开除军籍，1945年3月7日以平民身份受审，被判死刑，3月12日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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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图尔普纳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均为上将，两人在巴黎和在柏林的任务类似，都是要逮捕那里的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纳粹死硬分子。推翻希特勒统治以后，计划在新政府里由奧尔布里希特担任国防部长。除他们两人外，牵涉到的还有另外7名上将，而总共9名上将里只有2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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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队司令官，曾经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有幸未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5月4日被美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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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费尔吉贝尔（Fritz Erich Fellgiebel，1886—1944），德军通信兵司令，刺杀事件发生时正在“狼穴”，最先电话告诉在柏林的弗里茨·梯勒中将（Fritz Thiele，1894-1944）：“可怕的事发生了！元首还活着！”（Etwas schreckliches ist passiert！Der Führer lebt！）随即被捕，8月10日被弗莱斯勒判处死刑，9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执行。附带说说，梯勒也于同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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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林德曼（Fritz Lindeman，1894—1944），炮兵上将，事发后一度逃亡隐匿，但还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逮捕时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帮助他逃亡、隐匿的五个友人全都被捕，其中三人1944年11月30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两人1945年4月被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