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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菲律宾既无可挽救，也不能立即放弃，这就是难题所在。菲律宾的守军无法获救，因为盟军手里的船舶、海军力量和空中力量远远不足以打过太平洋，连一丁点这样的力量都使不出来。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是徒增这场败仗的规模而已：任何想要突破日军封锁，前往麦克阿瑟部队被困的巴丹半岛的船只，其结果都只能是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无论怎么算，巴丹半岛的军火和其他所需的补给品都不可能撑到盟军集结起足够规模的部队并打回菲律宾的那个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告诉马歇尔，被围困的守军不应该被“冷血地”丢给敌人。即便军事逻辑决定现在需要止损，美国也毕竟是个大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必须努力通过潜艇、飞机和渗透人员把至少一部分补给送进巴丹半岛。即便这只是杯水车薪，至多也不过把不可避免的最终投降的命运推迟几个星期而已，但“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竭尽所能”。[29]马歇尔同意了，他授权艾森豪威尔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些象征性的运输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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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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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的日记里，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关于麦克阿瑟的极富预见性的评价：“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但我怀疑他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如此。巴丹半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地方：这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也让他成了公众眼里的英雄；这里具有所有的舞台元素，他则是这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然而一旦离开那里，民意就会把他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而在那时，他对聚光灯的热爱就会毁了他。”[30]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并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时，艾森豪威尔失望地写道：“我忍不住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报界的干扰和‘民意’的裹挟，而不是出于军事逻辑。”艾森豪威尔的角色不在太平洋上——他另有舞台——但是在1942年初，他就预见到了麦克阿瑟将会带给华盛顿领导层的所有麻烦。麦克阿瑟将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美国媒体上无与伦比的发言权来索要更多的部队、舰船和飞机。他将会拒绝把“欧洲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他将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他将会坚持由自己主导太平洋上的海上战争。他将会要求先解放全部菲律宾再向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艾森豪威尔预见到，在随后战争中的所有阶段，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将不得不去对付麦克阿瑟的个人影响力，因为“公众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超出他自己想象的大英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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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J.金，这个领导着美国海军的板着脸的老水手，决意不沾媒体的边。当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后任命他为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时，他是以不出席任何新闻发布会为条件才接受任命的。他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他的幕僚在拒绝采访请求时也会解释说金不希望做“有利或有助于敌人的事情”。[32]但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却正确地猜到金上将对媒体深深的敌意——他认为这些记者只会追逐流言蜚语，是些不请自来的卑鄙小人。根据一位记者的说法，金看起来对记者“如同对待鼠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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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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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他们这一代海军将领都是在20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后这一阶段开始海军生涯的。在那些年里，威廉·T.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谢利二人在媒体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在1898年7月3日的古巴圣地亚哥海战中各率领着一支海军舰队。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赢了这场海战并且贬低对方的贡献。两名将领及其拥趸想尽办法在媒体上争宠，并相互指责和辱骂。1901年9月，一个针对此事的调查庭成了媒体关注的头条，尤其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报纸，但问题是庭审给出了一个完全不着调的结论，结果便是火上浇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试图压灭关于此事的公开讨论，担心这会辱没美国海军对西班牙的胜利，但这件糗事还是在报纸上被持续议论了数年之久，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美国最早那批无声电影中就有这么一部《桑普森-谢利之争》（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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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几年进入海军学院的学员们而言，这一糟糕的公众事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他们此时本应享受公众的欢呼，规划自己的未来，巩固这个军种在华盛顿的地位。然而，桑普森和谢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只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而把海军的家丑公之于众。那一代年轻的海军军官发誓决不让此事重演，其中包括金（1901届）、威廉·莱希（1897届）、威廉·哈尔西（1904届）、切斯特·尼米兹（1905届），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1906届）。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听说过桑普森-谢利这档子事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将领们却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以团队协作、冷静专业、谦虚谨慎为荣，对于报社记者，则是能躲则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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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严酷的战争很快就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轻视宣传带来的风险和困难。由于没有及时发布关于海上战事的确切消息，公众对此的了解便出现了真空——于是，各种流言和揣测便如同物理定律一般不可避免地填满了这一真空。没人会质疑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当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之时，华盛顿有些有话语权的人便开始指责海军利用对战况信息的控制权来掩盖自己的惨败。更糟的是，共和党的首领们还指责海军成了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爪牙，利用公布新闻的权力来影响194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这当然是污蔑，但破坏性也毋庸置疑。金上将最终意识到，他必须对这些污蔑予以反驳，否则就会在政治与战事之间的非军事地带备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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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大的压力，来自海军在战后国防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珍珠港一战之后，美国国会两党的领袖们都决意要优化军队组织架构的运作效率。美国的战争部[34]和海军部，从约翰·亚当斯时代起就一直彼此独立，平起平坐，现在，这两个部门将要被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防部，由一位文职内阁官员掌管。虽然具体措施还有待磋商，但将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整合入一套统一的指挥架构，这将是大势所趋。罗斯福总统成功说服国会将这一改组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但所有人都能看出，这次军种融合将必定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政治恶斗，而海军的独立指挥权和影响力都会受到重创。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他的次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又译福里斯特尔）都有媒体背景，他们警告金和海军将领们，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海军最好去向美国人民“讲自己的故事”。福莱斯特发现陆军已经通过私下渠道把自己的整合方案提交给了国会领袖们，“据我判断，从现在起，海军已经输了，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公众眼中，陆军的观点都将占据统治地位”。[35]1944年8月，福莱斯特告诉金：“现在，宣传已经和后勤或训练一样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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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之后数个星期的时间里，数百名在职记者向战争部和海军部申请成为战争通讯员，也就是今天“战地记者”的前身。根据军方的《通讯员战地基本守则》，这些前线报道员将要接受军队的领导，而且要“把所有用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声明、文字材料和照片提交审查”。[37]他们虽然仍是平民，但也必须穿着卡其色军装，并佩戴表明其身份为“通讯员”“摄影师”“无线电解说员”的铜制肩章。到战争结束，总共有1 600名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军方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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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作为战争通讯员随船出海的记者都被告知要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在十个小时内离开本土。和陆海军军人们一样，他们也禁止泄露有关出海日期和目的地的消息，即便是对他们的编辑和爱人也不行。他们将要通过空运或海运与部队一同行动。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军官待遇，也就是可以在军官餐厅吃饭，享受军官的住宿和起居标准。作为民间人士，他们按说既不用敬军礼，也不该有别人向他们敬军礼——但是他们毕竟都穿着卡其色军装，因此经常会有军官或士兵向他们敬礼。这就难办了。严格说来，按照礼仪规范，他们不该回礼，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想因为未回礼而冒犯别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说法。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澳大利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威廉·J.邓恩说，他的大部分同僚的做法都是：不首先敬礼，但是会“仅仅出于礼貌”向别人回礼。然而，当与那些戴着“一排将星”的高级将领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手举到额前。礼仪规范？见鬼去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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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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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海外司令部里，媒体部门采取的是一种“盲审”制度，尤以战争第一年为甚。审查官们拿着红色铅笔阅读每一篇报道，把任何他们觉得不合适的语句或段落删掉，然后直接把删改后的版本发回美国本土。作者本人则既不知道作品受到了怎样的编辑和修订，也没有进行解释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准重新撰写提交。有时候，报道会湮灭在审查官的“枪毙文件”里，而撰稿作者则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的报道是否通过审核，又被审查官的红铅笔改掉了多少。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作者肯定会暴怒，接下来的火星撞地球便是躲不掉的了。而那些新闻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出于保守机密的职责，自然是不会妥协。在新西兰司令部，五名战争通讯员向他们的媒体审查官列数不满事项，结果后者答复道：“我不怕你们，我更怕来五个日本鬼子。”[39]另一位新闻官则油印了一封信件并分发出去，以回应这些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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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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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你的忧愁苦恼时，我眼含泪水，喉咙哽咽。请允许我致以我最深切、最诚挚的慰问。但是，我不是牧师，也没有教堂。还请找你们船上的老大[40]要东西擦干泪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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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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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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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新闻官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不惧权威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全世界最能言善辩、赤口毒舌的人。《纽约客》通讯员A.J.李布林曾描述自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里遇到的那些新闻官。李布林留意到，参军之前他们原本都是些公司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是“芝加哥改写员”——但是战争让这些从来没进过训练营，也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军队里的少校和上校。他们只是些没用的“花边”，依附在合身、笔挺的军服上，带着刻意练习过的奉承和谄媚为军队说话。战前，没人拿他们当记者；现在，也没人拿他们当军官。凭借着在诡辩和敷衍方面的天赋，他们“蹚进了这一摊污臭的泥潭，如鱼得水”。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后不久，由于不必再担心失去媒体资格证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布林在自己的杂志上撰文，向新闻官开了炮。他宣称新闻审查只是出于“政治、个人，或者仅仅是任性的目的”，他还说，现在是时候来曝光“以军队公共关系为名所掩藏的数不清的蝇营狗苟之举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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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也就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的地方，通讯员们很快郁闷地发现，这个冷漠的白头发得州佬决意不向他们提供任何有趣或值得一写的东西。新闻人们似乎都以为这个被派去给珍珠港报仇的人，看起来或者聊起来会像男孩子们的冒险小说里的炫酷游侠那样。但是据一位记者观察，尼米兹更像是“退休的银行家”。[43]根据《时代》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的说法，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公关人员的绝境，他根本不想要发布大范围的讲话，或者提供精彩的受访内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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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米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42年1月29日，也就是他接管珍珠港后一个月，还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逼着他举办的。战争通讯员们被带进了他位于海军码头潜艇基地内司令部里的办公室。他们看见尼米兹坐在一张普通的木质办公桌后，穿着卡其色常服，没有打领带。他没有站起来迎接访客。办公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只是挂着一个时钟、一份日历和一张太平洋地图。记者们坐在专为这场发布会而布置的折叠椅子上。尼米兹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介绍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已经建立起的指挥协同关系。不过这所有的信息，华盛顿方面此前都已经发布过了，所以不算新闻。之后他开始接受提问。是的，他预计能够守住并保护夏威夷群岛。不，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纽约时报》通讯员福斯特·希利请求他“就12月7日以来海军的作战情况，向国内的民众做一些介绍，好让民众放心”。他得到的答复是：“尼米兹将军说，关于舰队作战的任何声明都必须通过华盛顿发布，这是战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45]全场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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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月，同样是在诺克斯部长的逼迫之下，尼米兹引进了一个全职公共关系专员。这个人就是沃尔多·德雷克，一个海军预备役中校，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的海运新闻记者。这种任命民间记者担任新闻官的做法是出于“河马内部好交流”[46]的考虑。他刚一上任，就向战争通讯员们表示，自己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办公室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因而赢得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他的上司还是一直把和媒体打交道视为需要去解决的麻烦，而不是和公众沟通的机会。德雷克的地盘从没有超出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范围，但是瓦胡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军事单位，包括美国陆军、陆军航空兵和第14海军军区的单位，这所有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审查人员和公共关系策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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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们日复一日地敲开德雷克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给出的新闻都是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德雷克拖沓迟缓的审查流程，意味着记者们的报道发回本土时已经成了旧闻；还有就是获准随舰队出海的记者太少了。记者们要抱怨的事情太多了。当威克岛被日军占领时，审查官们去掉了报道中的“威克岛”一词，代之以“一个岛屿”。于是一位通讯员问：“海军里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攻占的是另一个岛屿？”[48]有一次，由于管理混乱，通讯员们获邀参加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的一次新闻简报会，问题是，尼米兹已经明令禁止潜艇部队发布新闻，于是德雷克只好临危受命，跑到会场上宣布简报会取消，而且他还收走了所有记者的记录本才允许他们离开。[49]还有一次，约瑟夫·海勒写的广受期待的新作，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本已经通过了陆军和海军的审核，但是海军的审查官窜改了其中一段。结果陆军发现海军改过的版本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吊销了作者的战争通讯员认证，但实际上这个可怜的作者在新书付印上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改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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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珍珠港里通讯员的数量逐步超过了100人，大家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经久不息，德雷克的“开门政策”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变成了“有时候开门政策”，继而又成了“通常关门政策”。《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鲍勃·凯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雷克，他说：“这里的宣传办公室应该交给那些军衔更合适、处事更老练、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管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得能看懂表上显示的时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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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米兹基本没什么时间来考虑公关问题，战争最初几个月尤其如此。他有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作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OA），他要担负起他这块巨大战场上所有军兵种的指挥之责。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竞争是个老大难问题，尼米兹必须把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艺术全部发挥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绵延不绝的摩擦争斗。在这一方面，战争通讯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就是深挖矛盾，就像路灯旁的飞虫那样群集、环绕在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周围。对于瓦胡岛上的这种内部竞争，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他们挑动陆战队去抱怨海军，挑动陆军去鄙视陆战队，还挑动海军航空兵军官去和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吐槽。他们在军官俱乐部里守株待兔，等到军官们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旁敲侧击，来问出真实的情况。这种话题，审查官们当然一个字都不会让它们发出去，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就会经由口耳相传回到本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大厅里自由谈论这些事。美国本土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不必被人拿着红铅笔去审核。报社虽然会受到自主审查守则的限制，有些硬性的事实不能公布，但发表一些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许多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正是靠那些从前线通过非法渠道传回来的消息编写的，而提供消息的正是这些通讯员和他们毫无顾忌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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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春，在华盛顿和许多其他地方，珍珠港事件之后媒体和军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报纸在社论版上指责陆军和海军在信息管制方面做错了太多。许多天天搞新闻审查的军官资历太浅，无论年龄还是军衔都不够，还成天担心惹怒上级。一个25岁的年轻中尉，不会因为封杀了一条可能有些毛病的报道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这篇报道被他通过了，而偏偏又被某位上校或者将军看到还认为有害，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陆军和海军觉得自己掌控着新闻，其行事风格就好像在整个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它们，”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当实习记者的戴维·布林克利说，“就像历史上政府官员们常干的那样，他们随意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对于胜利则是大吹大擂。”[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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