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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作为战争通讯员随船出海的记者都被告知要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在十个小时内离开本土。和陆海军军人们一样，他们也禁止泄露有关出海日期和目的地的消息，即便是对他们的编辑和爱人也不行。他们将要通过空运或海运与部队一同行动。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军官待遇，也就是可以在军官餐厅吃饭，享受军官的住宿和起居标准。作为民间人士，他们按说既不用敬军礼，也不该有别人向他们敬军礼——但是他们毕竟都穿着卡其色军装，因此经常会有军官或士兵向他们敬礼。这就难办了。严格说来，按照礼仪规范，他们不该回礼，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想因为未回礼而冒犯别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说法。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澳大利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威廉·J.邓恩说，他的大部分同僚的做法都是：不首先敬礼，但是会“仅仅出于礼貌”向别人回礼。然而，当与那些戴着“一排将星”的高级将领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手举到额前。礼仪规范？见鬼去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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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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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海外司令部里，媒体部门采取的是一种“盲审”制度，尤以战争第一年为甚。审查官们拿着红色铅笔阅读每一篇报道，把任何他们觉得不合适的语句或段落删掉，然后直接把删改后的版本发回美国本土。作者本人则既不知道作品受到了怎样的编辑和修订，也没有进行解释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准重新撰写提交。有时候，报道会湮灭在审查官的“枪毙文件”里，而撰稿作者则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的报道是否通过审核，又被审查官的红铅笔改掉了多少。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作者肯定会暴怒，接下来的火星撞地球便是躲不掉的了。而那些新闻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出于保守机密的职责，自然是不会妥协。在新西兰司令部，五名战争通讯员向他们的媒体审查官列数不满事项，结果后者答复道：“我不怕你们，我更怕来五个日本鬼子。”[39]另一位新闻官则油印了一封信件并分发出去，以回应这些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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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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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你的忧愁苦恼时，我眼含泪水，喉咙哽咽。请允许我致以我最深切、最诚挚的慰问。但是，我不是牧师，也没有教堂。还请找你们船上的老大[40]要东西擦干泪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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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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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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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新闻官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不惧权威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全世界最能言善辩、赤口毒舌的人。《纽约客》通讯员A.J.李布林曾描述自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里遇到的那些新闻官。李布林留意到，参军之前他们原本都是些公司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是“芝加哥改写员”——但是战争让这些从来没进过训练营，也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军队里的少校和上校。他们只是些没用的“花边”，依附在合身、笔挺的军服上，带着刻意练习过的奉承和谄媚为军队说话。战前，没人拿他们当记者；现在，也没人拿他们当军官。凭借着在诡辩和敷衍方面的天赋，他们“蹚进了这一摊污臭的泥潭，如鱼得水”。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后不久，由于不必再担心失去媒体资格证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布林在自己的杂志上撰文，向新闻官开了炮。他宣称新闻审查只是出于“政治、个人，或者仅仅是任性的目的”，他还说，现在是时候来曝光“以军队公共关系为名所掩藏的数不清的蝇营狗苟之举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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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也就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的地方，通讯员们很快郁闷地发现，这个冷漠的白头发得州佬决意不向他们提供任何有趣或值得一写的东西。新闻人们似乎都以为这个被派去给珍珠港报仇的人，看起来或者聊起来会像男孩子们的冒险小说里的炫酷游侠那样。但是据一位记者观察，尼米兹更像是“退休的银行家”。[43]根据《时代》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的说法，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公关人员的绝境，他根本不想要发布大范围的讲话，或者提供精彩的受访内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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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米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42年1月29日，也就是他接管珍珠港后一个月，还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逼着他举办的。战争通讯员们被带进了他位于海军码头潜艇基地内司令部里的办公室。他们看见尼米兹坐在一张普通的木质办公桌后，穿着卡其色常服，没有打领带。他没有站起来迎接访客。办公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只是挂着一个时钟、一份日历和一张太平洋地图。记者们坐在专为这场发布会而布置的折叠椅子上。尼米兹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介绍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已经建立起的指挥协同关系。不过这所有的信息，华盛顿方面此前都已经发布过了，所以不算新闻。之后他开始接受提问。是的，他预计能够守住并保护夏威夷群岛。不，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纽约时报》通讯员福斯特·希利请求他“就12月7日以来海军的作战情况，向国内的民众做一些介绍，好让民众放心”。他得到的答复是：“尼米兹将军说，关于舰队作战的任何声明都必须通过华盛顿发布，这是战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45]全场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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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月，同样是在诺克斯部长的逼迫之下，尼米兹引进了一个全职公共关系专员。这个人就是沃尔多·德雷克，一个海军预备役中校，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的海运新闻记者。这种任命民间记者担任新闻官的做法是出于“河马内部好交流”[46]的考虑。他刚一上任，就向战争通讯员们表示，自己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办公室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因而赢得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他的上司还是一直把和媒体打交道视为需要去解决的麻烦，而不是和公众沟通的机会。德雷克的地盘从没有超出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范围，但是瓦胡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军事单位，包括美国陆军、陆军航空兵和第14海军军区的单位，这所有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审查人员和公共关系策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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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们日复一日地敲开德雷克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给出的新闻都是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德雷克拖沓迟缓的审查流程，意味着记者们的报道发回本土时已经成了旧闻；还有就是获准随舰队出海的记者太少了。记者们要抱怨的事情太多了。当威克岛被日军占领时，审查官们去掉了报道中的“威克岛”一词，代之以“一个岛屿”。于是一位通讯员问：“海军里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攻占的是另一个岛屿？”[48]有一次，由于管理混乱，通讯员们获邀参加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的一次新闻简报会，问题是，尼米兹已经明令禁止潜艇部队发布新闻，于是德雷克只好临危受命，跑到会场上宣布简报会取消，而且他还收走了所有记者的记录本才允许他们离开。[49]还有一次，约瑟夫·海勒写的广受期待的新作，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本已经通过了陆军和海军的审核，但是海军的审查官窜改了其中一段。结果陆军发现海军改过的版本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吊销了作者的战争通讯员认证，但实际上这个可怜的作者在新书付印上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改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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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珍珠港里通讯员的数量逐步超过了100人，大家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经久不息，德雷克的“开门政策”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变成了“有时候开门政策”，继而又成了“通常关门政策”。《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鲍勃·凯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雷克，他说：“这里的宣传办公室应该交给那些军衔更合适、处事更老练、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管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得能看懂表上显示的时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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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米兹基本没什么时间来考虑公关问题，战争最初几个月尤其如此。他有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作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OA），他要担负起他这块巨大战场上所有军兵种的指挥之责。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竞争是个老大难问题，尼米兹必须把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艺术全部发挥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绵延不绝的摩擦争斗。在这一方面，战争通讯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就是深挖矛盾，就像路灯旁的飞虫那样群集、环绕在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周围。对于瓦胡岛上的这种内部竞争，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他们挑动陆战队去抱怨海军，挑动陆军去鄙视陆战队，还挑动海军航空兵军官去和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吐槽。他们在军官俱乐部里守株待兔，等到军官们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旁敲侧击，来问出真实的情况。这种话题，审查官们当然一个字都不会让它们发出去，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就会经由口耳相传回到本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大厅里自由谈论这些事。美国本土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不必被人拿着红铅笔去审核。报社虽然会受到自主审查守则的限制，有些硬性的事实不能公布，但发表一些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许多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正是靠那些从前线通过非法渠道传回来的消息编写的，而提供消息的正是这些通讯员和他们毫无顾忌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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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春，在华盛顿和许多其他地方，珍珠港事件之后媒体和军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报纸在社论版上指责陆军和海军在信息管制方面做错了太多。许多天天搞新闻审查的军官资历太浅，无论年龄还是军衔都不够，还成天担心惹怒上级。一个25岁的年轻中尉，不会因为封杀了一条可能有些毛病的报道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这篇报道被他通过了，而偏偏又被某位上校或者将军看到还认为有害，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陆军和海军觉得自己掌控着新闻，其行事风格就好像在整个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它们，”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当实习记者的戴维·布林克利说，“就像历史上政府官员们常干的那样，他们随意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对于胜利则是大吹大擂。”[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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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日益升高的批评声浪，罗斯福总统创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来协调整个联邦政府战争相关消息的发布。1942年6月13日，政令生效，成立“战争消息办公室”（Ofice of War Information，缩写OWI），“承认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反轴心国侵略的人民有权获知真相”。[52]总统任命资深报界人士和无线电广播员埃尔默·戴维斯来负责这个办公室。战争消息办公室由四个已有的联邦政府部门合并而成，戴维斯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男人娶了死过四任丈夫的寡妇，还要把她前夫们留下的孩子抚养长大”。[53]戴维斯知道自己将会遭到战争部和海军部的抵制，于是请求政府特许战争消息办公室评估所有来自前线的军事行动报道，并且独立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发布。“但问题是，”布林克利写道，“其他部门，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不会去阅读罗斯福的声明，即便读了也会装不知道。事实正是如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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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喜欢这个主意，不想去对付这个新的非军方宣传机构。当被问及战争消息办公室是否会指导战争部的新闻工作时，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反问了一个问题：“戴维斯先生是受过训练的军官吗？”[55]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自己也是个媒体人——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合伙人和股东——不过戴维斯后来说，虽然诺克斯总是很礼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被很礼貌地拒之门外”。[56]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每天的例行晨会上，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会呈上此前24小时里从前线传来的报告综述。戴维斯和他的同僚们就会将这些报告和官方公报做对比。如果他们认为有些消息受到了不恰当的封锁，他们就会要求军队部门把它们放出来。如戴维斯一位下属所说，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战争消息办公室会请求得到授权去“直接决定某一消息可以被写入公报，除非军队能够拿出铁证证明这些消息事关安全，不得不删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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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和金上将的沟通毫无进展。他很快得出结论，在公共关系领域，海军是各军种中的“问题儿童”。戴维斯有个评论在华盛顿流传甚广，他说金关于媒体政策的想法是，在战争结束前什么都不说，之后发布一份只有几个字的公报：“我们赢了。”金对戴维斯很热情，这可能是因为总统要他这么做，但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他还是能不配合尽量不配合。这一时期，金认为宣传和媒体工作顶多是第二等的问题，或者是第三等，他可以甩给下级去处理，自己则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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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成立的同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几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媒体泄密事件，这证明金对于媒体的看法是对的，他的态度由此也更坚定了。6月7日，就在中途岛战役结束次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海军得知了日本的海上进攻计划》。文中写道，海军在“战役开始几天前”就掌握了中途岛作战的关键细节。[58]这篇报道对美军获知日军计划的手段讳莫如深，但是读者稍加思索就会得出结论，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无线电密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可是整个战争中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现在这样一份美国大报把此事捅出来，很可能会惊动敌人，让他们采取反制措施。金暴跳如雷，下令彻查此事，最后很快查出捅娄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战争通讯员，名叫斯坦利·约翰斯顿，5月8日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航母沉没时，他就在舰上。后来他被护航驱逐舰救起，和一群“列克星敦号”上的军官一起搭乘运输船“巴奈特号”返回美国本土。航行途中，约翰斯顿看到了一份尼米兹上将于1942年5月31日签发的绝密电文，提到了即将开始的中途岛作战的细节。最终，“列克星敦号”的副舰长莫尔顿·塞利格曼中校被认定为泄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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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是否要以叛国和间谍罪的罪名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的问题被拖到了8月，原因是担心大动干戈反而会让日本人更容易注意到这条新闻。美国政府将联邦大陪审团召集到了芝加哥，但是海军不愿提供有关其绝密电报破译项目的详细证词，陪审团也拒绝宣布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结论，日本人没有注意到这条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战后的审讯也没有发现什么与此结论相悖的证据。[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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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军的坏消息越来越多，金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华盛顿一位记者的说法，在国会山上，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军在公报中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他们隐瞒了一些严重的损失。看起来大家都认为金上将觉得公众无法接受这些损失”。[61]1942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美军军舰在战斗中被击沉，而公众往往要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知晓此事。当然每次都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隐瞒——要么是由于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些军舰已被击沉，要么是需要时间来通知伤亡人员亲属——但批评者们依旧怀疑海军在操控消息的传递，以保住颜面，以及保护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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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刊登了关于这次惊人胜利的报道。报道夸大了日本的损失——实际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小型“婴儿航母”，即“祥凤号”——却对“列克星敦号”的毁灭只字未提，这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仅有的四艘航母之一。金曾亲自要求不允许让公众知道这艘航母战沉的消息，原因是它沉没时周围并未出现日本的飞机，因此敌人应当不知道此事。“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直到6月12日才发布出来，而此时美国已经在庆祝中途岛的胜利了。“不公开这一消息是出于海军的安全因素，”公报里如此写道，这当然也是为了辩解，“这也是赢得中途岛胜利的一块基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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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后的8月8日夜间——美第1陆战师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次日——四艘盟军巡洋舰在萨沃岛海战中被击沉。金下令严格禁止公布关于此次惨败的消息。他的分析是明智的：战斗是在夜间发生的，而且日军舰队很快就撤回了拉包尔的基地，因此可以想见，敌人并不知道自己给美军带来了何种损失。一周后发布的一份海军公报重点介绍了美军在地面和空中的胜利，但是对于盟国海军的损失却未做更多说明，“因为这些消息对敌人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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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萨沃岛这样的大灾难，总会有一些信息通过流言蜚语零零散散地传回美国本土。到10月初——灾难发生2个月后——这在华盛顿官方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质疑者们认为金如此保密主要是为了自保。瓜岛作战是他的主意，他是强压着具体执行军官的反对发起这场行动的。根据《纽约时报》通讯员汉森·鲍德温的说法，金现在“如坐针毡，因为瓜岛作战是他一意孤行发动的。他就是那个拍板要干的人，虽然目的只是搞些小动作，但现在这些恶果、这些损失，以及海军所表现出的无能，美国人民都不会泰然处之，这对于金的名望和前景也没什么好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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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默·戴维斯急切地要求金把萨沃岛的损失情况告诉公众，还有9月“黄蜂号”（又译“胡蜂号”）航母被潜艇击沉的事情也是一样。10月初，戴维斯来到金的办公室，与后者促膝长谈之后，他告诉妻子，这场会商“激烈却不失友善”。[65]这位海军上将看起来意识到他的位置开始摇摇欲坠了。军舰沉没后短期内保持新闻封锁是说得通的，但是要压住消息足足两个月不让见报，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在数以百计的幸存者已经回到国内的情况下。而随着权威报道的缺失，难免流言四起。有些人就说大半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所罗门群岛丢掉了，还说日本人即将打过瓜岛。这里还有个政治原因——1942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开始——有人就怀疑金上将和海军之所以掩盖损失，是为了保护罗斯福在国会里的盟友。在如山的重压之下，金觉得是时候澄清萨沃岛惨败的真相了，于是10月12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公报：“所罗门群岛战役初期的一些情况，之前由于军事原因没有公布，现在可以报道了。”[66]于是，那四艘战沉巡洋舰的悲惨故事便被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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