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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惊喜突然到来。就在前一场海战发生的同一片水域，又发生了一次海上夜战，这一次——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美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海军又发布了另一份公报，原原本本地报道了这场战斗的结果。[67]时间完全是巧合，但是新闻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愤怒地指责海军就像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再发布“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声明一样，又一次把坏消息（萨沃岛）压到后面与好消息（埃斯佩兰斯角）一并发出来。这时候恰好是瓜岛战役最危急的阶段，许多人怀疑海军和陆战队守不住这个岛屿，而战争新闻方面的处理不当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国会议员梅尔文·马斯最近刚刚到过南太平洋，他在议院里站起身来，宣称日本人正在赢得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并指责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现在，媒体开始怀疑和蔑视海军的公报了，他们猜测海军还有巨大的损失没有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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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虽然固执己见，但他来到华盛顿多年，其经验足以告诉他，无论是猜疑还是真相，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他有太多的敌人想把他赶走——陆军、海军、媒体、国会，无处不在——敌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举国上下团结应战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引火烧身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如果他真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那他就要走人了。现在到了战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金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把仍然没有公开的军舰沉没事件悉数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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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海军宣布“黄蜂号”航空母舰已于超过5个星期前在瓜岛以东遭到潜艇攻击而损失。[68]当天晚些时候，海军又报告了后来被称为圣克鲁兹（又译圣克鲁斯）海战的航母会战的第一批结果，承认美军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以及“我方有一艘航母遭到重创”。[69]确实如此，这艘未被点名的航母是“大黄蜂号”。但是第二天，后续消息传来，“大黄蜂号”火灾严重，已经失控，不得不自沉。金犹豫了，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发布这一消息。日本人或许还不知道它已经沉没，这条消息可能会被日本人利用。埃尔默·戴维斯警告说，如果这个消息压到选举日之后再发，共和党人会起来闹事的。戴维斯坚决要求立即把消息发出来，他觉得这十分重要，于是直接把要求提到了诺克斯部长甚至是总统那里。但另一方面，尼米兹将军也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条消息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于是也写了一份语气坚定的提案，从夏威夷发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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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主任威胁说若不公布消息就辞职，这就把金逼到了墙角，他判断自己已经别无选择。10月31日，就在中期选举的3天前，海军发布公报，承认“大黄蜂号”“后来沉没了”。[70]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提出抗议，称这次消息的公开“在关键时刻害了我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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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一个极信任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律师，“内利”科尼利厄斯·布尔，他常常称金上将为“船长”。布尔在职业生涯初期曾是一个报社记者，至今仍在华盛顿的媒体圈里有很多朋友。眼见争议四起，布尔开始担心金的脑袋不开窍，于是决定做些什么来帮帮他。10月一个周五的傍晚，他在华盛顿第十四大街媒体俱乐部拥挤的吧台旁找到了《纽约太阳报》的助理总编格伦·佩里。两个人靠在吧台上，一边抿着汤姆·柯林斯鸡尾酒，一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准备挑选出十几个经验丰富、以“绝对诚实可靠”著称的大报记者。[72]他们会邀请这些人与金进行一番非官方的私下交流，最好是在周末。接下来，这些新闻人将要遵守严格的基本原则，经过类似现代的“深度背景调研”——他们都需要同意，金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得见报，只是用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海军公报。他们不会引用将军的话，无论是署名引用还是匿名引用；也不会把金和自己交流过这件事告诉编辑部以外的任何人。布尔把这场会面的地点选在自己家里，这里可以令金感到舒适和放松。啤酒和小点心也是不会少的。记者们不会对将军说的话做任何记录。布尔和他的夫人将尽力创造一个放松和熟悉的氛围，让所有人（尤其是金）不要把这和官方发布会联想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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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令他惊喜的是，后者立刻就同意了。金知道陆军中和自己职务对等的马歇尔将军在战争部他的办公室里也做过这种非正式的战况介绍，后来也没有发生泄密的事。可以相信，知名的记者是可靠的，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原则（布尔、诺克斯、戴维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么对他说的）。由于会面地点是在布尔家里，金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偶遇，只是随便聊聊，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绕过海军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就不会受到诺克斯部长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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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星期天晚8点，金的黑色轿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公主街“内利”布尔的家门口。这座房子不大，最初还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建造的，房子正对着马路另一侧粉刷成白色的19世纪的旧监狱，这所监狱曾经因关押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而闻名。金离开了他的司机和陆战队卫兵，按响了门铃。此时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于是，一个“穿着标准海军蓝制服，步态悠闲的高个子”走了进来，把他的大衣和军帽递给了布尔。格伦·佩里在写给编辑的一份备忘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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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静地走进房间，我立刻注意到，他居然是独自一人！没有烦人的助手，也没有过度谨慎的公关专员来防止他掉进别人设的陷阱。他就是欧内斯特·J.金，美国海军上将，他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要把命运交到不太熟悉的人手里。然而他已经做足了准备，带着权威的、指示的姿态，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毫无做作。伟人们或许会享受号角齐鸣的礼遇，但他们并不需要靠此来获得身边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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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利带着将军在屋里走了一圈，向他逐个介绍在座的通讯员。他和每个人都握了手，握得很快而且很紧，他会复述对方的名字，同时还满含热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但是不难想象，假如不是在这种合适的环境下，这对眼睛就会变得如同用战列舰装甲钢打造的那般冷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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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后，宾主落座——金坐在屋角的一把安乐椅上，记者们在他周围大致围成一个圈。啤酒装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洗手盆里，大家都是拿起瓶子直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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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始即兴发言。在最初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没有打断他。他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这场世界大战，从1941年时他所面对的将护航船队送过大西洋的问题说起，继而是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危机、中途岛大捷，以及当下瓜岛战事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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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宏观战略和复杂的后勤突然在他们面前清晰起来。金对于战争重大问题的专业总结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知识培训——而当他转向具体问题时，则又展现出了对细节，包括对技术数据惊人的了解。他喝了第二瓶啤酒，接着是第三瓶；他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点燃一支烟。在记者们看来，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述海军所犯的错误时也同样直言不讳，完全不像是为了自保而隐藏了什么的样子。“他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常常还有即将会发生什么，”有人回忆道，“他说的坏消息和好消息一样详尽，许多时候还会一边介绍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一边介绍哪些策略、武器或者二者的结合取得了成功。从头到尾，他都是完全放松的，而且总是很耐心，欢迎大家插话提问，他的回答也直白而轻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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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都是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形势的，美国在那里的空战和海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美国能否守住这个岛屿？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战术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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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坚守。”金说道。他说所罗门群岛的战斗残酷而艰难，并承认美国海军遭到了惨重损失。但是在那里狠狠打一仗的理由也很充分。日本人也同样困难，而且他们无法轻易弥补所遭受的损失。当地地理条件也对盟军有利，因为日本在那附近没有航空兵基地。金解释了海军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公布损失的决定，并且提醒记者们，日军宣布的战果通常会夸张10倍以上。他提到“公牛”哈尔西最近刚被任命为南太平洋司令，还预告了即将于下个星期打响的大规模海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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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承担失去舰队的风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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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金答道。[76]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金离开之前和每一位记者握了手。有些记者会后留了下来继续讨论，其他人则匆忙离开，他们要把自己能够记住的所有讨论内容写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讶，觉得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比之前深刻多了。有人回忆道：“金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也没有对那些头痛的难题视而不见，希望它们能自己消失。”[77]对于海军延迟发布军舰战沉的消息引发的争议，记者们接受了金的解释，并觉得他和海军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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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金意外的是，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晚上的每时每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和自己说话，向自己讲述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这甚至也帮他自己厘清了一些思路。第二天早晨他一来到办公室，就给“内利”布尔打电话，问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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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亚历山德里亚秘密媒体简报会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平均下来大约是每6个星期开一次。后来还有更多的通讯员获邀参加，数量最终接近30人。这些记者笑称自己是“阿灵顿游击队员”，他们还像正式的秘密行动一样给金安了个代号——“瘦子”。当诺克斯部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由衷地给予了赞许，虽然金将军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办了此事，对部长的权威似有侵犯。而且，金说出来的那些秘密，最终也从未在报纸上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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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了华盛顿媒体圈的一股善意。这笔资产看不见摸不着，但金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国会议员马斯曾经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称美军最高指挥层内部不和，同时推动立法把各军种合并入一个统一的指挥架构。金相信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形式已经足够顺畅，军种合并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于是金小心地约见了几个“阿灵顿游击队员”。不到24小时，全美各大报刊便充满了声讨马斯言论的文章和社论，对金却只字未提。不久后，在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支持下，军种合并的事情被束之高阁，留待战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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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金刚刚到达华盛顿时，曾决心不和媒体发生任何瓜葛。而到了珍珠港事件即将满一周年之时，他已经能够如同华盛顿那些老练的幕后玩家那样暗中操控媒体了。猛一看，这似乎是个突然的逆转，但是若深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没人会误以为欧内斯特·J.金是个不善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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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克阿瑟将军设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新闻处的负责人是“皮克”勒格朗德·迪勒上校，他是个职业陆军军官，后来正是在此新闻处处长任上官至准将。迪勒是“巴丹帮”的元老，他们是麦克阿瑟最忠实的部下，战争爆发前就在菲律宾服役，1942年3月又和麦克阿瑟一起从科雷吉多尔出逃。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从来不缺人手：迪勒下辖的官兵数量最后超过了100人，里面不乏校级军官，其中许多人到战争结束时都晋升为上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从本土汹涌而来的记者们感到很头疼，迪勒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们持“越多越好”的态度，而且总是乐于签发更多的媒体许可证。在布里斯班，获得认证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广播员最终超过了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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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勒和他的团队将通讯员们视为尊贵的客人。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提供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广播设施，在记者们即将奔赴前线时还会好好招待他们。他们会安排记者们直接面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那都是在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几乎每天一份的新闻公报都是由迪勒撰写初稿，再交给麦克阿瑟审核，常常还会被他重写。通讯员们很快发现，没有任何或明或暗的批评能够逃过迪勒的红铅笔，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赞扬和吹捧越多，就越能得到独家消息或其他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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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给迪勒和他团队的配合力度打了高分。和夏威夷的情况截然相反，新的报道提交给麦克阿瑟的新闻处之后，会在24小时内得到阅读、审核、批准，并传回美国国内，发表到报刊上时还是热乎的。这种新鲜出炉的新闻更容易登上头版头条，而来自尼米兹战区的那些相对过时的新闻就只好敬陪末座。就这样，1942年到1943年间，美国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仗都是麦克阿瑟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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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比二战美军其他将帅更能理解视觉印象的重要性。他时刻关注自己的衣着和装饰，也就是反对者们口中他的“道具”——旧巴巴的菲律宾元帅软顶帽，整洁的飞行皮夹克，飞行太阳镜，还有他那看起来越来越大的玉米芯烟斗。他对自己头顶上的秃斑十分介意，如果不得不拍摄免冠照片，他就会找没人的地方花点时间，把头顶上的头发从一边梳到另一边，在双耳5厘米以上的地方留出完美的直发——今天人们常说的“遮秃发型”（combover）。这些照片和媒体文稿一样，也是迪勒的审查对象——麦克阿瑟登出来的大部分战时照片都是从下往上拍的，这样能让他看起来显得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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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的宣传机器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麦克阿瑟是在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作为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角色并不是亲自上战场打仗，而且他在“一战”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须再去证明什么。然而在前线拼杀的将士们从未在战场上见过麦克阿瑟，却听美国报纸上说他正在一线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这就难免令他们愤愤不平了。1942年10月，他飞往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盟军基地莫尔斯比港做了短暂的视察，布里斯班的战争通讯员们就报道说麦克阿瑟视察了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布纳附近的战场。这样的报道都被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审查官审查通过了。有一张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罗克汉普顿观看部队演习的照片，发表到了媒体上就被误写成了“视察前线”。有一段记录麦克阿瑟坐在吉普车后排，在泥泞的林间小道上颠簸开进的新闻短片，解说员告诉观众，将军正乘车前往前线阵地。但实际上，在他整个视察期间，他和最近的日军部队之间始终隔着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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