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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陆战师的师长是威廉·H.拉佩图斯少将，瓜岛战役时他是副师长（师长是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率领一部分部队打下了“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北面的图拉吉岛。拉佩图斯确信佩里硫之战将会是一场血腥却短暂的战斗，就像之前在中太平洋上登陆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慕尔一样。他预计登陆前的大规模轰炸和炮击将会消灭众多日本守军，摧毁他们的工事，甚至迫使幸存者放弃抵抗。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敌人步兵将会发动自杀式的“万岁冲锋”，陆战队员们就可以用步枪和机枪火力将他们放倒。开往帕劳群岛的途中，拉佩图斯豪情万丈，他告诉下级，希望有人能把守岛日军指挥官的武士刀带来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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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第81步兵师（“野猫师”）也在开往佩里硫，他们将停留在海岸外的运输船上担任预备队。全盘指挥“僵局”行动的是第3两栖军军长罗伊·S.盖格少将，一个月前他刚从霍兰·史密斯手中接过这一职务。盖格将决定是否需要将增援部队送上佩里硫，如果不需要，这些部队就会被投向西南方数英里外较小一些的安加尔岛。拉佩图斯不希望陆军出现在佩里硫，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他告诉乘坐在他指挥舰上的战争通讯员：“这将是一次短期战斗，一次会有些艰难的‘快动作’，持续4天，最多5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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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也就是D—1日晚上，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早早上了床。但大部分人都没怎么睡。在这种拥挤闷热的地方，睡个好觉从来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何况许多人还过度紧张，肾上腺素过度分泌，连眼睛都闭不上。凌晨3点，士官们穿过住舱，把陆战队员们从吊床上摇醒。大家起床开始D日的例行洗漱——刮胡子、洗脸，最重要的是蹲个厕所。官兵们排着长队洗脸或洗头，水壶里装满水，带上三天的野战口粮，穿上了战斗服——这是一款绿色的粗布制服，胸袋外缝有黑色的陆战队标识。船员们送来了传统的“死刑犯早餐”，牛排和鸡蛋，但是许多陆战队员没有食欲，一口也没吃。他们把私人物品塞进帆布水手袋子里，打成U形包袱，交了上去。机枪对海面进行了试射。一罐罐黑色和绿色的皮肤迷彩色被发了下来，人们把它们抹在自己的脸上和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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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晓前的夜色中，他们来到了甲板上，听着舰炮射击时的轰鸣，看着北方海平线上闪起的火光。炮弹带着沉重的啸叫声从海面上掠过，飞向远方，但远方的闪光并不总能和这些声音节奏一致。随着船只开向岛屿，爆炸愈加明亮，声音越来越响，爆炸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名水兵还联想起了“落基山脉的夏日暴雨”。[6]随着东方曙光初露，晴朗的蓝天渐渐显现了出来，目力所及之处万里无云——但是佩里硫岛却已被浓烟烈火笼罩，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紫色轮廓，其中一端稍稍隆起。在浓密的烟雾中间和上方是几乎持续不断的橙色爆炸和带着黄色烟雾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起，每个人都能看见岛上被炸碎的椰子树和岛屿中部高地上象牙色的尖削山岭。“波特兰号”巡洋舰上一位炮术军官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那座石灰岩山岭，他觉得它如同一扇开了一条缝的钢门，每一次炮击，就像是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他让舰上的8英寸舰炮拿这座“钢门”练练手，向它打了几发炮弹，却无法摧毁目标。他说：“你就是把整个匹兹堡的钢铁全部砸上去，也打不掉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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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两栖战部队先前多次经历过的一样，陆战队员们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即便距离战列舰和巡洋舰尚有半英里之遥，人们彼此说话都得大声吼，否则声音就会被巨炮雷鸣般的炮声所掩盖。第1陆战师此前进行过两次两栖登陆战——瓜岛和新不列颠岛——两次登陆时都没有遇到抵抗。这次会是第三次吗？他们已经听了足够多关于塔拉瓦、塞班和关岛登陆战的事情，知道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佩里硫岛上的敌人怎样才能在如此凶猛的炮击下幸存。在登陆前的几个小时里，海军舰炮向岛上发射了1 400吨弹药。这幅毁天灭地的景象自然令战士们情绪激昂。有人说：“你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东西能活下来，所以我们开始感觉良好了。”[8]另一个人想知道“我们到那里时，岛还在不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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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艘运载着第1陆战团部队的坦克登陆舰上，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声：“现在所有陆战队员前往下船点！”[10]人们立刻背上背包，摸摸看武器是不是宽松地挎在正确的地方。他们排成一列走下楼梯，来到坦克甲板上，这是一处灯光刺眼的封闭空间，挤满了两栖车。两栖车的发动机启动后，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蓝色的废气立刻在舱内喷涌出来，令人窒息。陆战队员们爬上指定的两栖车，在座位上坐好。他们被废气熏得睁不开眼，但呼吸却是躲不掉的，有人开始恶心想吐。“豆大的汗珠从我们脸上流下，我们的夹克也都湿透了，紧贴在身上，”第1陆战团3营K连连长乔治·P.亨特上尉回忆道，“虽然大风扇在我们头上转，废气还是向我们涌来。我的手心开始发热出汗。”[11]亨特甚至怀疑他的人会不会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毒死。但是接下来，登陆舰蚌壳式的艏门打开了，钢质跳板伸出去，放下来，第一排两栖车猛地前倾，开动了起来。它们开上跳板，开到海中，乘客们终于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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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登陆舰排成一长排，艏门打开，跳板像长长的钢舌头一样伸入海中。挤满了人的两栖车随着波浪起伏，等候着向海滩进发的信号。海浪从车辆侧壁上方涌进来，把人们浇透。很快，数百辆两栖车开始在出发线后方绕圈子。没有风，空气中蓝色的废气越来越浓。海军的巡逻艇在登陆车艇中间忙碌穿梭，艇员们忙着设置浮标，通过大喇叭喊出指示。战列舰们则继续向岛屿开火，炮口下的海水被吹起一道道大浪。在一轮接一轮的齐射声中，车艇上的陆战队员们仍然要吼着说话才能听得见。早晨8时30分，按时间计划，第一轮出击的命令下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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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车的驾驶员加足油门，车身前冲，骑到了浪尖上，发动机喷出扇形水雾。其他车上的陆战队员们挥舞着拳头大声鼓励这些第一批离开出发线的战友，不过发动机和舰炮的轰鸣遮蔽了他们的声音。舰炮射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火箭弹从人们头上呼啸而过。重炮射击的声音如同击打着天堂之门，而火箭弹从头上掠过时那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开过。驾驶员换挡时，变速箱开始剧烈地震动，连车体都摇晃了起来。这些两栖车逐渐开到了7节的最高航速，开始全速前进。人们从车体前部看过去，小小的佩里硫岛完全被浓烟和烟尘所吞没——他们常会瞥见F6F“地狱猫”战斗机在海滩上空低空盘旋，喷射出橙色的曳光弹，或者舰载俯冲轰炸机从头顶上方直冲而下，把炸弹扔在看不见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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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栖车靠近礁盘，人们发现日军开始反击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落在两栖车周围，掀起令人终生难忘的巨大水柱，这些水柱截住了上午的阳光，瞬间把它变成了七色彩虹。敌人看不见这些两栖车，他们只能从烟幕后面盲射。被击中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这些炮火却证明敌人还活着，战斗力几乎完好无损。海滩此时仍然躲在浓烟烈火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爆发，”20岁的二等兵尤金·B.斯莱奇回忆道，“我们不是在开向岛屿，而是被卷入了一个燃烧的深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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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礁盘时，履带式登陆车队慢了下来。它们颠簸着，履带撞上珊瑚礁时车头会猛地扬起，车身摇晃着从珊瑚礁顶上缓缓碾过。车里的陆战队员们被抛了起来。他们没法继续坐着了，不然尾椎骨就会被椅子撞断，于是他们只好蹲下来，互相搀扶保持平衡：“我们抓牢，摇晃，嘴里咒骂着。”[13]许多履带式登陆车上都装有75mm轻型榴弹炮，它们开始向海滩还击，当然也一样是盲射。进入礁盘后，这里海水很浅，显出一片绿色，水底的沙滩从车体舷外清晰可见。眼前的一片迷乱之中渐渐现出了被掀翻、炸碎的椰子树的影子。此时，银盘般的太阳高挂穹苍，无情炙烤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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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两栖车爬上橙滩海岸时，舰炮炮击给地面带来的震动开始向内陆推移。两栖车履带压上了沙滩，发动机开始加速，车辆向海滩开了一段后停下来。车辆的尾门“砰”的一声放下，士官们吼道：“我们走！”于是陆战队员们纷纷从车体后部涌出，然后掉头向海滩前方冲去。机枪和步枪火力不停地从看不见的树林深处射来，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从人们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重武器也在开火——他们也有直瞄火炮和野战炮。不少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在开阔的海滩上战死。其他人纷纷冲进椰子树林寻找最近的掩护——躲在树后，躲进弹坑，或者就地卧倒。高悬在这些人头顶上的是已被熏黑和炸得支离破碎的椰子树，他们眼睛和嘴里进了沙子，鼻子里满是硝烟的气味。这块地方已经被弹坑、倒下的椰子树干、四处散落的大块泥土搞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的地形地貌不仅掩护了向前推进的陆战队员，也掩护了日军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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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和士官们吼叫着要战士们前进，他们必须离开滩头，为后续批次的两栖车和登陆艇让出位置。于是他们剪开铁丝网障碍，在隐蔽处之间跳跃前进。许多人被敌人狙击手打倒。在椰子林的深处有日军的机枪阵地、木头射击掩体和长长的反坦克壕沟。面对这些，陆战队员们只能全力冲刺，发动正面突击，“就像一群印第安人那样吼叫”——美国版的“万岁冲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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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的连在白滩北端登陆，那里有一座岩石海角伸入海中大约200码[15]。日军在海角南面的岩壁上建造了坚固的碉堡和巧妙隐蔽的暗堡。一门布置在无法通行的射击阵地上的47mm反坦克炮一连击毁了几辆还没有来得及抵达海滩的两栖车。K连的陆战队员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冰雹般的直射火力之下，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可找。他们只能拼命挖掘散兵坑，但这里的地面是坚硬的珊瑚礁。从半晌午开始，天气就越来越热，现在已经让人受不了了，所有人都是汗流浃背。日军迫击炮渐渐找准了射程，陆战队的伤员数量便激增起来。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海滩上，看上去根本来不及运走。呼叫医疗兵的喊声此起彼伏。但担架手们自己也被日军的狙击火力放倒。亨特上尉记录道：“伤员们打着绷带、血肉模糊、残缺不全，恐怖极了，人们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伤痛，痛苦地呻吟和挣扎着。有人要么四肢伸开，要么身体扭曲，要么绝望地等候死亡。还有些人的肠子都流了出来，甚至被整个开膛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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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手榴弹令他们在致命火力之下稍得喘息。亨特的陆战队员们把几枚烟雾手榴弹投掷到岩壁下方，遮住了日本炮手的视线，令其只能隔着白烟盲目开火。随后他们派出一个班绕到后方封锁碉堡的后门。这时一名手持肩射火箭筒的陆战队员打出了幸运的一击：火箭弹贴着一门47mm反坦克炮的炮口钻进了碉堡的射击口。黑烟立刻从石壁上的射孔里涌了出来。岩壁里传来了日本人身上起火时的惨叫声，三名敌兵从后门冲了出来，守在这里的那个班立刻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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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10点，美军三个步兵团已经在2 500码的一长串海滩上了岸。《生活》杂志的一名画家兼战争通讯员汤姆·利跟随第二批登陆部队登上了橙滩。此时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仍然和一个小时前第一轮登陆时一样密集。海滩和浅水里满是燃烧的或是动弹不得的两栖车，陆战队员们脸朝下卧倒在海滩上，“就像老鼠一样蜷缩着”。利躲进了一个弹坑，迫击炮弹在附近沙滩上爆炸时他就会把头低下来。回望大海方向，他看见陆战队员们踏浪前行，步枪举在头上，身边不断溅起白色的水花。他看见几个人被打死：“有一个人看起来被炸得粉身碎骨，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和一条腿飞到了空中，太可怕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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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没有把他的画板带到岛上，但是眼前这一幕定格在了他的脑海里，终生难以磨灭。后来他为《生活》杂志创作了几幅素描或油画，包括一幅题为《代价》的震撼人心的画作，画面描绘了一位遭受致命伤的陆战队员临死前在海滩上蹒跚前行的场景。他的左半边脸已经血肉模糊，“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发疯似的向前走时，一只胳膊仅存的碎肉如同棍子一般垂了下来。还算完好的另半边脸上露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绝望无助的忍受神情。他倒在我身后，在白色的沙滩上染出了一片红色”。[17]发表这幅画作几个月后，抱怨声和退订单洪水般涌向《生活》杂志。有人指责利在画作中夸大事实，对此他愤怒地反驳说，他画的正是自己看到的真实场面，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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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滩旁的一片椰子林里，利看到了一个被指定为临时野战医院的大弹坑。医疗兵们每四人抬着一副担架不断来到这里，把担架在地上排成一排。血浆瓶被挂在炸断的树桩上。医疗兵们忙着给伤员注射吗啡，打止血带。一位牧师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圣经。“看得出，他被伤员们的痛苦和死亡深深地触动了，”利写道，“他看起来非常孤独，只有上帝与他同在，他俯下身来陪伴这些远离家乡、筋疲力尽的人。医疗兵们在死者灰暗的脸庞上盖上披风、衬衫、布块或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把他们抬到海滩上的一处防水棚下排成一排，等候掩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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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军在岛屿西南侧海岸上夺下了一块2英里长，平均纵深约500码的滩头阵地。排雷组挖出了那些没有爆炸的日本炮弹。人们带着成卷的电话线，随意铺设在海滩旁被炸弹翻开的地面和烧焦的灌木丛上。到处散布着战斗留下的痕迹，一堆堆被丢弃的背包、头盔、步枪、箱子、衣服和橡胶救生圈。日本人挖掘的一条长长的反坦克壕沟现在成了第1陆战师的指挥所。第5陆战团及其各营的指挥所也设在附近。D日一整天，这些区域都持续遭到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一个营指挥所（5团3营）被炮弹直接命中，营长和几名参谋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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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仍然在努力勾勒岛上战事的准确图景。无线电员联系不上最前方的部队，无休止的炮击毁坏了野战电话系统，传令兵们不得不在暴露地形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或死或伤。拉佩图斯将军投入了他的预备队营，然后告诉幕僚们，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当战报传来，他的幕僚们统计出D日当天全师的伤亡是1 111人，至少209人战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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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后，海岸外的军舰打出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和信号弹，保持对交战区域的不间断照明。在鬼魅般橙色和黄色光芒的照耀下，大地笼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宛如异境。黑影摇曳舞动，被炸倒的树木留下的歪歪扭扭的树桩戳在地面上。这一切令外海军舰上的一名水兵联想起了“月球表面”或者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战场上的无人地带”。[20]日本人一刻也没有消停，一会儿用火炮和迫击炮来一阵炮击，一会儿又派出渗透人员或小部队发动进攻，持续不断，直到天亮。K连坚守着滩头北翼的岩石海角，手指放在扳机上，仔细听着一切可能预兆着新一轮进攻的声响：“吼叫声、沙沙声、含糊不清的人语，抑或是脚踏在石头上的声音。”[21]一旦发现这样的响声，陆战队员们即便看不见也会投几枚手榴弹过去。佩里硫岛上的日军士兵们没有草率发动“万岁冲锋”涌上来，而是利用隐蔽处向前跃进。他们打得很精明，如果攻守角色对调，陆战队也会采取和他们差不多的进攻战术。“日本鬼子们在岩石中间时隐时现，”亨特回忆道，“我能看见他们扁平的棕色头盔。有时候我们很难把他们和自己人区分开来，他们行动太快了。”[22]看不见的狙击手从高大椰子树的顶上射击，打中了那些低着头，自以为已经脱离敌人火力射界的陆战队员。一整晚，敌人从三个方向不停地袭来，K连的官兵们一刻也不得休息或喘息。“数不尽的爆炸、呼啸的子弹、在头顶上呼呼响或者砸在石头上的弹片、沙哑的吼叫声，以及尖声大叫的日本人，使战斗成了惨烈的混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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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破晓前一个小时，地面摸上去仍然在发热，温度大约为27摄氏度。机场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当太阳升起后，雾气很快消散，热浪滚滚而起，地面的景物都被扭曲。这天，阴凉处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但对于佩里硫岛上的绝大部分陆战队员来说，就连这种阴凉都是难以企及的奢侈。空气湿热而无风。汗水从人们脸上流下来，在迷彩涂料上留下一道道沟痕。灰色的珊瑚沙粘在汗水和油彩涂料上，令他们看上去仿佛戴了一层象牙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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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陆战队员登陆时都会带上两壶饮用水。到第二天时，水壶基本都空了，就算没空也所剩无几。一个排在机场边缘的一个大坑底部找到了一汪浑浊得像牛奶一样的水，里面全是沙子，但人们太渴了，顾不得这么多，先喝再说。7点刚过，几辆卡车把装在5加仑[24]水桶里的水送到了前线，人们纷纷把手中的搪瓷杯伸进去舀水喝。这些水颜色有些发红，闻起来有一股燃油味，水面上还漂着蓝莹莹的油花。R.V.伯尔金回忆道：“人们喝一口就把它吐了出来，有些人把它喝了下去，几分钟后就会呕吐。有些人甚至一上午都忍着不喝水。”[25]他们后来才知道，储备的淡水是被装在55加仑油桶里运上运输船的，有些油桶没有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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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穿越机场，到达佩里硫岛的东部海岸。当他们准备前进时，机场正北面一座陡峭的岩壁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有人将这座令人畏惧的石山称为“血鼻岭”。自从前一天登陆以来，日军就一直从这座山上向美军倾泻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有人说自己能“感觉到”高大山顶上那些看不见的敌兵的眼神，这令他们感到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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