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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Olson,Tales from a Tin Can, pp.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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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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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Ibid.,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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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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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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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0, 1944,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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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9, 1944,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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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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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COM3RDFLT to CINCPAC, December 19,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62;Ib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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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4, 1944,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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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Halsey,Admiral Halsey’s Story,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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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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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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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Ibid.,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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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8, 1944,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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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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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Nimitz, “Pacific Fleet Confidential Letter 14CL—45,” February 13, 1945, “Damage in Typhoon,Lessons of,” CINCPAC File A2—11 L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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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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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已经胜利在望，他们的思虑也开始转向战后世界和军人复员的压力。许多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忧海外作战的人和“家里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在老兵们中间，痛苦感和被排斥感十分普遍。他们的抱怨很复杂，有时候自相矛盾，也不太清晰——但是总的来说，老兵们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人抛弃了。他们的怒火常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出来，把周围人吓一跳。任何关于罢工的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一名水兵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就抱怨说“我极其讨厌工会里的魔鬼和高薪工人”。[1]关于贪腐、暴利、囤积居奇和黑市欺诈的流言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对华盛顿那些政客歇斯底里的吵闹怒目而视，这些人整天争来斗去的都是些军人们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散兵坑里的大头兵们有时甚至觉得，如果能让美国的城市被敌人轰炸一顿就最好了，这样或许能给后方百姓一些震动，让他们认清战争的现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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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清楚国内的经济在迅速繁荣——那里有许多钱可以挣，许多地方可以花钱，许多单身女人，以及（对男人而言）十分有利的性别比例。他们不能忍受民众关于诸如配给制、高房租、新闻管制、拼车、排长队、过于拥挤的火车，或者是肉价之类“鸡毛蒜皮”的抱怨。他们认为战争将会把国家吃干抹净，和平之后就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中去，许多专业经济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的。等他们回到美国国内冷冰冰的资本主义怀抱中时，所有那些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挣大钱”机会早就消失了。他们抱着如此悲观的看法，而且笃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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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以为，已经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生活了三年的老百姓都会知道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报纸读得比较多的平民可能确实比普通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军人更了解全球军事战略的复杂性。他或许能说出在国外各战区作战的盟军部队取得的详细进展和统计数字，但是一个从没打过仗的老百姓绝对不会真正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肤浅的言谈又只会激怒这些老兵。“说，说，说，他们只会说，”一名美国大兵如此评论他在国内碰到的多话的老百姓，“他们关于战争的说法不是很愚蠢，就是无关紧要。”[3]一个母亲来到老兵医院探望受伤的儿子并开始讨论战争时，儿子没好气地问道：“你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吧？”[4]军人们在听到广播员用第一人称“我们”来指代在海外作战的美军部队时，都会报之以不屑。他们对所谓“后方战线”的说法嗤之以鼻，那说的就好像靠回收废旧金属和“胜利菜园”[5]就能把和平的国家变成战场一样！工厂墙上的海报告诉工人们要把自己当成“生产战线上的士兵”。士兵？笑话！就是那种8小时轮班，还有丰厚薪水的士兵吗！在这些所谓的“后方战线”上，军人们都能看到爱国宣传画和俗不可耐的战争债券推销广告。每次看到美国国旗被用于商业宣传，他们都会无奈地摇摇头。当给军人们放映战争电影，星条旗搭配着激昂的管弦乐缓缓展开时，他们有时甚至会嘀咕着嘲讽道：“哈哈，摇旗子了！”[6]他们嘲讽的不是国旗本身，他们还是很尊敬国旗的，他们嘲讽的是好莱坞和麦迪逊大街的那些恶心套路。1944年下半年，一名陆战队军官如此评价他的部队：“他们已经忘记了打一场光荣的战争带给人的巨大幻觉，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或许曾经被阅兵场面、万众欢呼和金色绶带所鼓舞，但现在他们知道打仗其实是个脏活儿，曾经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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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曾在大萧条的年份里痛苦挣扎的民众而言，新的繁荣确实令人兴奋。1944年，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1.2%——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也可能后无来者。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到1944年实际增长了约60%。[8]这份收益也广泛分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社会底层的收入规模增幅是最高的。战争带来的繁荣完成了罗斯福新政想要做的事情——增加美国最穷人群的财富，包括黑人、拉丁裔，以及贫困的农村白人。1944年，美国有1 900万各个种族的女性离家工作，其中大约200万人在军需工厂工作。工资暴涨的时候，遇上了口粮配给以及汽车和大型家电等一部分贵重商品的禁售。其结果便是前所未有的储蓄额和几乎增至5倍的家庭财富。存在银行或者投资战争债券的个人存款总额从1940年的85亿美元增长到1944年的398亿美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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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卓有成效的价格和薪资管控措施有效控制了战时通货膨胀，因此即便政府鼓励战时节约，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还是提高了。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这天，梅西百货公司迎来了公司历史上单日销售额最高的一日。某些奢侈品和消费品的短缺并没有影响顾客的购物热情。“人们想要花钱，”一名店长说，“他们不是买衣服，就是买家具，或者买其他一些东西。”[10]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看来：“人类战争史上，牺牲被人挂在嘴边的次数从未如此之多，实际付出的牺牲却从未如此之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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