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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则说，这些“后方战线”的美国人虽然富裕了，却变得更加吝啬、冷漠、缺乏体谅。大约400万个家庭，共900万人，收拾起行李在国内跨区域迁徙，以追逐战争带来的工作机会。火车和城际大巴被坐在过道里行李箱上的旅客挤得满满当当。“黄牛”们在车站游荡，出售高价车票。到处都能看见年轻的军人妻子，怀抱婴儿，拉着小孩，倔强地跟随着她们的丈夫走过一站又一站。许多人迁居到了西海岸，好寻找一处更靠近太平洋战场的住处。太平洋舰船上的水兵们随时可能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被送到圣迭戈或者旧金山，然后放三天假。如果他们想和家人团聚，那他的家庭最好就住在附近。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有数百万新来的移民——这个淘金州的人口在战争期间增长了超过1/3—房子始终不够住。旧金山的一名市政官员报告说：“许多家庭睡在车库里，他们把床垫铺在水泥地上，一张床上能睡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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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乔丽·卡特赖特的丈夫是一名水兵，二人在男人随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出海前一个星期结了婚。她陪丈夫一起来到了他所在军舰的母港旧金山，承诺要在这里等他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我孤身一人，住在一个不熟悉，也不认识什么人的城市，就像一个婴儿一般。我感到孤单无助。”她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一个有家具的房间，在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穿孔机操作员的工作。“那时候我学会了针织，我花了许多时间给我的丈夫织袜子，收听广播里的战争新闻，”她多年后回忆道，“战争期间我一个人住了4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最孤独的几年。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许多后来再也做不到的事情。许多夜晚，我都独守空房，孤独而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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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里，1941—1945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会引发住宅建设的爆发。但是为了引导人力和资源进入军工行业，联邦政府刻意压制了住宅建设。1941年，美国住宅建设投资为62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43年暴跌至20亿美元，到1944年也仅仅恢复至22亿美元。[14]战时新建造的房屋根本不够应付那些找不到地方住的新来者，于是房东们便狮子大开口。位于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福特公司威楼峦工厂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但工厂周围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住房。于是工人大军要么每天乘坐公交车往返底特律，要么住在公路两旁脏兮兮的拖车营地里。密歇根州的荒地里于是搭建起了一片片柏油纸棚子组成的棚户区。在现有的住宅里，屋主靠着出租空房间大发横财。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住房变成了拥挤的宿舍，床铺都是按小时出租的。两三个人轮流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所谓“睡热铺”——他们的睡觉时间和在工厂里的排班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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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工人要在午夜从工厂下班，这令休闲和娱乐行业发现通宵营业还是蛮有利可图的。于是酒吧开始彻夜开门，甚至在凌晨两三点也挤满了人。夜店外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三流艺人担纲的“中班”节目会在午夜到拂晓时段上演。人们甚至凌晨3点都能找到地方打保龄球。电影院每天24小时一部接一部地放电影，而且场场爆满。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会买一张午夜场的电影票，然后在座位上睡一觉。父母会把孩子安顿在电影院，去工厂上班，再回来接走。记者马克斯·勒纳描述了战时纽约的通宵电影院：“这里狭长、拥挤、臭气熏天，有个壮汉在里面巡逻，确保没人在里面杀人、放火、捣乱和强暴。不在这种通宵影院看一次电影，你都不算真正看过电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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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移民把美国各个不同的族群、阶层和种族统统塞进拥挤的城市，他们突然发现彼此要开始朝夕相处了。军工行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了整合。战争还加快了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方和中西部工业区大规模迁徙的进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黑人收拾行李离开家园。高薪工作的承诺也吸引了数十万白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去学着过不熟悉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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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炎热的夏季，种族暴力如同流行病般席卷了多个美国城市。其中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骚乱发生在底特律，那里的人口从1940年到1943年膨胀了几乎一倍。此事最初的爆发点是1942年2月在一处波兰裔美国人社区旁边建设了公共住房项目“旅行者之家”。支持和反对这个项目的两支游行队伍爆发了冲突，国民警卫队随即赶来，保护黑人居民入住新开放的住房。这起冲突最终平息了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当底特律河上的贝尔岛公园发生种族械斗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傍晚时，数千名居民要通过这座公园所在的岛屿上的桥梁回家，于是，原先几十个人的群殴演变成了黑人对白人的大混战。流言和挑衅言论迅速在城市里口耳相传，蔓延开来。数千名年轻的黑人和白人来到底特律城区，四处找麻烦。斗殴、破坏、放火和劫掠很快扩散，持续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白人暴徒只要警察没看见就随意挑衅、殴打乃至杀害黑人。一名报社摄影师拍下了一个暴徒把一个黑人从有轨电车里拖出来当街殴打的画面。许多白人也不明不白地落到黑人暴乱者手中，遭到相似待遇。底特律警察局逮捕了几个白人，枪杀了几十个黑人。据报道，警察在黑人社区宣布了非正式宵禁，并处决了许多宵禁时间还在户外的年轻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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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暴乱之后，联邦军队来到城市，恢复了秩序，但这座城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事后，一个16岁的白人男孩还拿自己干过的事情出来炫耀：“车里有我们200个人。我们杀了他们8个人。我看见刀子刺穿他们的喉咙，子弹打穿他们的脑袋。我们把装有黑人的车子掀翻。你真该看到这个场景。这真有意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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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洛杉矶查韦斯谷（今天道奇体育场附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也爆发了暴乱。这场骚乱始于附近海军预备役训练中心的水兵和当地那些穿着“灯笼裤”、戴着宽边帽的拉丁裔年轻人之间逐渐升级的矛盾。这些“穿灯笼裤的”对数以千计涌入他们“西语地区”的军人十分憎恶。街头冲突很常见。1942年，洛杉矶的报纸，尤其是赫斯特的两份当地日报开始攻击这些“穿灯笼裤的”，用很刺耳的词语说他们打架斗殴、偷窃、强奸，好逸恶劳，逃避兵役，而且抽大麻。1943年6月4日——中途岛战役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一则流言在当地的陆海军基地里流传开来。说是一伙“穿灯笼裤的”打了一名水兵，然后逃进了当地一所电影院。于是手持棒球棍的水兵们一车一车地涌进查韦斯谷，他们冲进电影院，强迫放映员打开灯，然后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只要见到有人穿灯笼裤就拖到大街上。一顿老拳自然少不了，裤子还给扒掉。洛杉矶警察局和海军岸上巡逻队袖手旁观，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加以干预。暴乱第二天，又有一群水兵和陆战队员从圣迭戈过来，他们的攻击目标扩大到了所有拉丁裔年轻男子，而不论他有没有穿灯笼裤。骚乱蔓延到了洛杉矶城区和东部。赫斯特的报纸谴责了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的暴力行径。“许多人被打伤，许多是无辜的人，许多是这种墨西哥小孩，”18岁的暴动目击者唐·麦克法登说，“我看到一群军人拦下一辆有轨电车，他们看见里面有个穿灯笼裤的，就上去了。他逃不掉，结果被打到昏迷不醒。还有个坐有轨电车的人也挨了打，仅仅因为他凑巧是个墨西哥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17]一名不赞成此举的军人说：“我看不出我们这些士兵和那些殴打势单力孤的非雅利安人的纳粹冲锋队有什么区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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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南方，当联邦的反种族隔离法令和当地的吉姆·克劳法发生冲突时，暴乱便在多个城市里爆发——最可耻的是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和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市，当莫比尔当地的一家船厂提拔了12名黑人工人，博蒙特的一处非裔美国人居住区被火烧光，两地便爆发了野蛮的暴力事件。在佐治亚州的斯图尔特营，白人军警和黑人军警之间居然打起了枪战，1人被打死，4人受伤。在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阿瑟港，种族冲突逐步升级成暴乱。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也席卷了美国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包括费城、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巴尔的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1943年8月，在纽约的哈莱姆，一名警官打死了一位黑人士兵，暴乱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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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总统大选的要紧时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的处境很不妙。他面临的挑战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令人生畏。他既要保持共和党基本选民的团结，又要从已经帮助罗斯福连赢三届的新政支持者中撬出一块墙角来。此时共和党内部正由于内外政策观点不一而出现裂痕。许多共和党人仍然坚持他们彻底推翻新政的决心——但是新政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保护和金融改革法案，却是大众不愿意撤销的。共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例如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之流，仍在坚持他们和战前时代如出一辙的孤立主义思路，希望美国不要参与战后条约和多边组织。但是这种孤立主义早已在1941年12月7日名誉扫地，绝大部分美国人现在更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以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对罗斯福的憎恨是将共和党人团结起来的黏合剂，但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传达出了“我也一样”的信息，承诺保持大部分新政改革措施，同时保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伤亡代价打赢战争。杜威想要攻击执政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忽略了敌人来袭的迹象，但是此举将会暴露美军在战前就已破译日本外交电码的秘密。马歇尔将军劝他收手，警告说如果走漏消息让日本人停用旧密码，美国就无法获得这些情报了。杜威也听说了关于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这很准确），并且考虑在竞选中利用此事，但最终还是觉得这种攻击可能反而会激起大众对现任总统的同情，从而对自己不利。他后来只是模糊地提到罗斯福政府中那个“疲惫的老年人”，这方面若更过火一些，可能反而会降低他自己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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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战最耀眼（也可以说是最丢脸）的一幕是9月23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酒店发表的演说。这次活动由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赞助。罗斯福坐在舞厅内侧的一个长条形讲台上，两边是大约20名兄弟会的头面人物，包括（紧挨着坐在他左边的）爱尔兰出生的兄弟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总统面前放着许多无线麦克风，演讲向全世界听众进行了无线电直播。这次演讲后来被称为“法拉讲话”，这是一次铁杆支持者大聚会，也是罗斯福漫长政治生涯中最愤怒、最刻薄，也最毫不避讳的一场谩骂。提到杜威试图把他自己的政党和该党长期以来反对公共劳工法案的历史撇清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在马戏团里见过很多精彩的表演，但从来没人见过大象能翻跟头还不会摔得四脚朝天的。”（此时，托宾笑得几乎要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总统还反驳了反对者关于他未能让国家做好战争准备的指责——回顾1941年之前共和党反对军事开支的种种行径，他说：“我怀疑连戈培尔都不会这么阻挠我们。”杜威和其他共和党领袖最近发表演说，指责罗斯福的政策扩大和加深了大萧条。总统故意瞪大了眼睛，装出一副对这一路攻击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一句有些伤感的老话要送给他们——‘绝对不要对一屋子吊死鬼说绳子’，”他慢条斯理地说，“同样道理，假如我是共和党领袖，我在对许多听众讲话时，在整个词典里最不愿意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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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大家在斯塔特勒酒店的舞厅里开怀畅饮。兄弟会成员们一次又一次跳着脚并挥舞着拳头疯狂欢呼。有人用汤勺敲击银盘子，还有一个人每次当罗斯福指责对手时，就要摔碎一个酒杯来配合气氛。一个应邀参会的战争消息办公室记者甚至担心这伙人会趁着酒劲出去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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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最后一轮抨击，也是令听众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涉及一则关于他当年夏天乘军舰前往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时的谣言——总统的宠物狗“法拉”被意外丢在了阿留申群岛上，于是海军从西雅图派出一艘驱逐舰专门去把狗接了回来。这个传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大的总统随行团队怎么可能忘了一条狗？他们怎么可能回到西雅图才发现狗不见了？为什么派驱逐舰而不派飞机？但是反对罗斯福的媒体依然在一遍遍重复这个故事，而且谣言还越传越离谱，驱逐舰升级成了巡洋舰，后来又是战列舰，还说这场子虚乌有的救援行动花费了2 0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莱希上将不得不站出来否认了这则传言，才把它赶出了报纸头版。但是罗斯福知道，自己的对头们玩过火了，他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罗斯福板起了脸，停了下来，让听众们放声大笑完了之后，向那些土包子打出了沉重一击。“这些共和党领袖并不满足于攻击我，或者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他对兄弟会如此说，“不，他们不满足于此，现在他们还攻击我的小狗，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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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当然，我不在乎攻击，我的家人也不在乎，但法拉在乎啊。你们知道，法拉是条苏格兰犬，作为苏格兰来客，它一听说国会内外的共和党小说家们编了个故事，说我把它丢在了阿留申群岛，还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它找回来——花了纳税人200万，300万，或者800万，还有2 000万美元——它的苏格兰灵魂就愤怒了。它再也不是原先的那条狗了。我早就习惯听到对我本人的恶毒诽谤了——就像那个老掉牙的无稽之谈，说我宣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想我有权利去在乎，去抗议对我的狗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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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很爱狗，这样的攻击自然能致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人后来总结说，这场竞赛的双方就是“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山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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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在晚上10时30分散场，两位倒霉的年轻海军上尉恰好路过舞厅外的门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醉醺醺而且气势汹汹的兄弟会成员围住了，这些人想要知道这两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站在罗斯福这边还是杜威那边的。23岁的伦道夫·小迪金斯上尉是个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他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20]于是就打起来了。据迪金斯说，兄弟会想要知道海外的军人们如何看待工会，并且指责这两个军官“不忠于军队，不忠于我们的统帅”。[21]双方一顿混战。根据有些报道的说法，迪金斯一拳头把兄弟会的帮主丹尼尔·J.托宾打翻在地，随后被两名暴徒从背后抱住，第三个暴徒猛揍他的脸，“眼睛被打肿得很厉害，伤口缝了好几针”。[22]酒店的行李员赶来拉开了双方。酒店经理则喊来了海军岸上巡逻队，他们最终平息了纷争。据说迪金斯被拉走时，有个兄弟会成员告诉他，被他打翻的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好友，以后有他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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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斯塔特勒之战”被反罗斯福的媒体抓住大做文章。兄弟会指责这些报道纯属诽谤，意在抹黑劳工组织，他们还向华盛顿寄去了一百多封请愿信，说是那两个军官先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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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讲话”之后，选战双方的辩论变得愈加恶毒。杜威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州长约翰·W.布里克，指责工会和大城市的政府机器被“缺乏信仰的共产主义力量”所影响。杜威则说罗斯福“对白劳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白劳德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23]但是此时的民意已经倾向于现任总统，这样的攻击便不免有些垂死挣扎的味道。盟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大步推进，轴心国一败涂地，罗斯福也通过显得很辛劳的竞选巡游路线消除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11月7日，罗斯福赢得了53.4%的普选票，在选举人票中更是以432∶99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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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已经在望，“松一口气”的感觉也逐渐占据了美国民众的思想。军事工业的规模开始缩小。诸如罐头食品和肉类这类物资的配给制也逐渐放松。战争部和海军部发了数百份准备取消采购的通知。数百亿原本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资金被保留了下来，准备归还给财政部。1944年6月，军需工业雇用的工人总数已经在6个月时间里减少了大约100万人。报纸上满是复杂采购合同期限放宽的新闻，法律纠纷随之而来，涉及的都是合同取消费用，用于工厂改建的低息融资，加快折旧以降低税负，以及投资意向之类的细节问题。吉普车和其他剩余军用物资被卖到了民用市场上。电冰箱和其他大型家用电器的销售广告也从1941年以来首次再度出现。美国铸币厂恢复出产铜币了。灯火管制先是在一些主要城市被放宽，随后便全部取消了。新征募的军人回了家。人们又开始穿起正装参加百老汇的剧目首映和其他此类活动了。赛马场恢复营业，下注窗口收到了多得前所未见的钱。罢工又开始危及关键产业了，因为工会领袖们觉得这样的停工不再会妨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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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从顶到底的各个阶层，大部分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将会让大家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中。这种现象甚至还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萧条精神病”。在战争的高峰期，整个美国经济雇用了5 500万名平民工人，此外还有1 200万人穿上了军装。而战后，武装部队的复员和军工合同的取消将会同时到来。两相叠加，其冲击将会导致失去多达2 000万个就业岗位。陆海两军的巨量富余人员要由现有经济体系吸收掉，但又不能影响现有的市场供需。许多经济学家都警告说战后的失业危机将不可避免。新政的支持者们要求恢复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就业计划。工商业领袖则希望联邦政府能够补贴向民用工业“转产”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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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战争的时机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变量。德国预期将在1945年初崩溃，而陆海军的将领们却坦言对于降伏日本还需要多久心中无数。根据一个经济学家团体的说法，如果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举白旗投降，“美国就会发现自己基本没有为对付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做好准备”。[24]一名战争通讯员写道，太平洋战争如果突然提前结束，那将会是“一场和平的珍珠港事件”。[25]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不考虑人命的损失——可以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太平洋战争能在纳粹德国败亡后再拖延几个月。甚至在普通民众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观点。曾在肯塔基州一所军需工厂里工作的佩姬·特里回忆说，自己听到一名工友说她希望战争“等到她攒够买电冰箱的钱再结束。一个老人于是用一把伞打了她的头，说：‘你竟敢这么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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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就在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之后，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警告说后方战线上的美国民众放松得太早了。农业的歉收使得恢复口粮配给的呼声再起。有人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国民服役法案”，旨在授权联邦政府征召平民劳工和对军事工业锁定劳动力，不过未能获得国会批准。被称为“突出部战役”的德军反击戳破了美国人关于欧洲战事提前结束的幻想。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罗斯福写信，警告不要指望“西线敌军全面投降”。[27]这封信很快被发布给了媒体。1945年1月，马歇尔和金给总统写了一封联名信，警告说陆海两军都面临着人员短缺，请求再征召90万人以替换那些“伤亡和患上战争疲劳症的人”。[28]史汀生对于官兵们逐渐低落的士气愈加警觉。如果战争拖延的时间超过预期，军人们会不会纷纷要求回家？于是他劝说总统在后方战线上再兴节俭之风，哪怕这些措施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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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3日，联邦政府下令关闭所有赛马场和赛狗场。官方的理由是减轻道路和大规模交通系统的负担。但是如一些政府官员在无正式记载的场合所说，这项政策真正的目的是防止那些在战争中挣到了钱的老百姓把这些钱挥霍在赌博中。次月，酒吧和夜店又被要求午夜停业。这次，表面理由是节约电力和燃油，但此举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感觉民众缺乏‘战争紧迫感’而采取的措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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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初，海外的军人和国内的民众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真心厌倦了战争，渴望回到正常的和平生活中。报纸专栏作家罗伯特·M.约德尔盼着有一天，“尽可以要那几千个鼓舞士气的志愿者和职责解说人别来烦我们。你可以把胜利菜园挖掉，把芜菁扔在街区监督员的脸上”。[30]与此相似，第1陆战师的一名下士也只想要“回到老家的妻子那里，重操我开邮车的旧业，没有人打扰”。[31]对于数百万思乡的军人来说，那种简单、平凡、平淡的生活就是天堂了，只要没人给他们下命令或者想要杀掉他们就行。当他们梦回家乡的时候，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福祉都变得令人魂牵梦萦——私人生活，休息，街角小店的一杯咖啡，公园里散步，和姑娘们在一起，推孩子荡秋千，安全感，软床垫，还有睡个好觉。但是无论对那些“后方的家伙”怎样羡慕和嫉妒，这些军人都已学会比一般民众更加爱国并做出奉献。他们会幻想自己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要迎娶的妻子，将要居住的房子，将要抚养的孩子。“我曾经认识过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说他期望的就是60分的生活，”士兵埃利奥特·约翰逊说，“可以期望回到自己的漂亮女孩旁边，梦想得到孩子和工作。这绝对足够让人撑下去了。”[32]玛乔丽·卡特赖特也是同样的想法，她空闲的时间都在做有关战后生活的白日梦：她的丈夫将会从太平洋上回来，离开海军。他们会盖一座两层砖头小楼，有大大的门厅，宽宽的楼梯，能装下五个孩子的卧室：“我就喜欢那样的房子，那个计划在我的脑子里重复了一年又一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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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初，美国海军有27 500架飞机在役，比1940年时多了10倍。随着格鲁曼、道格拉斯、马丁和寇蒂斯公司的飞机生产线在当年3月到6月间达到产能峰值，海军的新飞机库存急速膨胀，几乎就要严重过剩，管理不过来了。1944财年中，海军得到了2.4万架新作战飞机，比之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34]这是个高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参战国若遇到这种事怕是高兴还来不及。但是美国海军将领们却真真切切地面临着这个不大不小的抉择：产量越来越多，库存却过度臃肿，怎么办？2月，金上将签发了一份命令，将海军在役飞机的上限设定为3.8万架，并且固执地拒绝放宽。[35]于是生产线的产量从1944年夏季开始锐减——但不允许彻底停产。为了保留这一关键战略性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经验，人们认为必须让它们保持低速运转。时任分管航空的副海军作战部长的麦凯恩将军提出了一份计划，要求只把最新型的飞机送到一线作战，老一些的飞机则送回美国本土用于训练和其他目的。1944年9月，美国海军采纳了一项更激进的计划——将数千架老旧的飞机直接扔掉，包括那些已经部署到太平洋的飞机，好为新飞机腾地方。各级指挥官都收到了指示：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把旧飞机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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