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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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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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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Ibid.,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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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8, 1944,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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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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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Nimitz, “Pacific Fleet Confidential Letter 14CL—45,” February 13, 1945, “Damage in Typhoon,Lessons of,” CINCPAC File A2—11 L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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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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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已经胜利在望，他们的思虑也开始转向战后世界和军人复员的压力。许多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忧海外作战的人和“家里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在老兵们中间，痛苦感和被排斥感十分普遍。他们的抱怨很复杂，有时候自相矛盾，也不太清晰——但是总的来说，老兵们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人抛弃了。他们的怒火常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出来，把周围人吓一跳。任何关于罢工的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一名水兵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就抱怨说“我极其讨厌工会里的魔鬼和高薪工人”。[1]关于贪腐、暴利、囤积居奇和黑市欺诈的流言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对华盛顿那些政客歇斯底里的吵闹怒目而视，这些人整天争来斗去的都是些军人们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散兵坑里的大头兵们有时甚至觉得，如果能让美国的城市被敌人轰炸一顿就最好了，这样或许能给后方百姓一些震动，让他们认清战争的现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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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清楚国内的经济在迅速繁荣——那里有许多钱可以挣，许多地方可以花钱，许多单身女人，以及（对男人而言）十分有利的性别比例。他们不能忍受民众关于诸如配给制、高房租、新闻管制、拼车、排长队、过于拥挤的火车，或者是肉价之类“鸡毛蒜皮”的抱怨。他们认为战争将会把国家吃干抹净，和平之后就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中去，许多专业经济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的。等他们回到美国国内冷冰冰的资本主义怀抱中时，所有那些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挣大钱”机会早就消失了。他们抱着如此悲观的看法，而且笃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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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以为，已经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生活了三年的老百姓都会知道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报纸读得比较多的平民可能确实比普通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军人更了解全球军事战略的复杂性。他或许能说出在国外各战区作战的盟军部队取得的详细进展和统计数字，但是一个从没打过仗的老百姓绝对不会真正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肤浅的言谈又只会激怒这些老兵。“说，说，说，他们只会说，”一名美国大兵如此评论他在国内碰到的多话的老百姓，“他们关于战争的说法不是很愚蠢，就是无关紧要。”[3]一个母亲来到老兵医院探望受伤的儿子并开始讨论战争时，儿子没好气地问道：“你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吧？”[4]军人们在听到广播员用第一人称“我们”来指代在海外作战的美军部队时，都会报之以不屑。他们对所谓“后方战线”的说法嗤之以鼻，那说的就好像靠回收废旧金属和“胜利菜园”[5]就能把和平的国家变成战场一样！工厂墙上的海报告诉工人们要把自己当成“生产战线上的士兵”。士兵？笑话！就是那种8小时轮班，还有丰厚薪水的士兵吗！在这些所谓的“后方战线”上，军人们都能看到爱国宣传画和俗不可耐的战争债券推销广告。每次看到美国国旗被用于商业宣传，他们都会无奈地摇摇头。当给军人们放映战争电影，星条旗搭配着激昂的管弦乐缓缓展开时，他们有时甚至会嘀咕着嘲讽道：“哈哈，摇旗子了！”[6]他们嘲讽的不是国旗本身，他们还是很尊敬国旗的，他们嘲讽的是好莱坞和麦迪逊大街的那些恶心套路。1944年下半年，一名陆战队军官如此评价他的部队：“他们已经忘记了打一场光荣的战争带给人的巨大幻觉，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或许曾经被阅兵场面、万众欢呼和金色绶带所鼓舞，但现在他们知道打仗其实是个脏活儿，曾经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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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曾在大萧条的年份里痛苦挣扎的民众而言，新的繁荣确实令人兴奋。1944年，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1.2%——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也可能后无来者。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到1944年实际增长了约60%。[8]这份收益也广泛分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社会底层的收入规模增幅是最高的。战争带来的繁荣完成了罗斯福新政想要做的事情——增加美国最穷人群的财富，包括黑人、拉丁裔，以及贫困的农村白人。1944年，美国有1 900万各个种族的女性离家工作，其中大约200万人在军需工厂工作。工资暴涨的时候，遇上了口粮配给以及汽车和大型家电等一部分贵重商品的禁售。其结果便是前所未有的储蓄额和几乎增至5倍的家庭财富。存在银行或者投资战争债券的个人存款总额从1940年的85亿美元增长到1944年的398亿美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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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卓有成效的价格和薪资管控措施有效控制了战时通货膨胀，因此即便政府鼓励战时节约，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还是提高了。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这天，梅西百货公司迎来了公司历史上单日销售额最高的一日。某些奢侈品和消费品的短缺并没有影响顾客的购物热情。“人们想要花钱，”一名店长说，“他们不是买衣服，就是买家具，或者买其他一些东西。”[10]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看来：“人类战争史上，牺牲被人挂在嘴边的次数从未如此之多，实际付出的牺牲却从未如此之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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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则说，这些“后方战线”的美国人虽然富裕了，却变得更加吝啬、冷漠、缺乏体谅。大约400万个家庭，共900万人，收拾起行李在国内跨区域迁徙，以追逐战争带来的工作机会。火车和城际大巴被坐在过道里行李箱上的旅客挤得满满当当。“黄牛”们在车站游荡，出售高价车票。到处都能看见年轻的军人妻子，怀抱婴儿，拉着小孩，倔强地跟随着她们的丈夫走过一站又一站。许多人迁居到了西海岸，好寻找一处更靠近太平洋战场的住处。太平洋舰船上的水兵们随时可能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被送到圣迭戈或者旧金山，然后放三天假。如果他们想和家人团聚，那他的家庭最好就住在附近。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有数百万新来的移民——这个淘金州的人口在战争期间增长了超过1/3—房子始终不够住。旧金山的一名市政官员报告说：“许多家庭睡在车库里，他们把床垫铺在水泥地上，一张床上能睡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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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乔丽·卡特赖特的丈夫是一名水兵，二人在男人随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出海前一个星期结了婚。她陪丈夫一起来到了他所在军舰的母港旧金山，承诺要在这里等他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我孤身一人，住在一个不熟悉，也不认识什么人的城市，就像一个婴儿一般。我感到孤单无助。”她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一个有家具的房间，在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穿孔机操作员的工作。“那时候我学会了针织，我花了许多时间给我的丈夫织袜子，收听广播里的战争新闻，”她多年后回忆道，“战争期间我一个人住了4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最孤独的几年。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许多后来再也做不到的事情。许多夜晚，我都独守空房，孤独而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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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里，1941—1945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会引发住宅建设的爆发。但是为了引导人力和资源进入军工行业，联邦政府刻意压制了住宅建设。1941年，美国住宅建设投资为62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43年暴跌至20亿美元，到1944年也仅仅恢复至22亿美元。[14]战时新建造的房屋根本不够应付那些找不到地方住的新来者，于是房东们便狮子大开口。位于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福特公司威楼峦工厂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但工厂周围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住房。于是工人大军要么每天乘坐公交车往返底特律，要么住在公路两旁脏兮兮的拖车营地里。密歇根州的荒地里于是搭建起了一片片柏油纸棚子组成的棚户区。在现有的住宅里，屋主靠着出租空房间大发横财。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住房变成了拥挤的宿舍，床铺都是按小时出租的。两三个人轮流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所谓“睡热铺”——他们的睡觉时间和在工厂里的排班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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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工人要在午夜从工厂下班，这令休闲和娱乐行业发现通宵营业还是蛮有利可图的。于是酒吧开始彻夜开门，甚至在凌晨两三点也挤满了人。夜店外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三流艺人担纲的“中班”节目会在午夜到拂晓时段上演。人们甚至凌晨3点都能找到地方打保龄球。电影院每天24小时一部接一部地放电影，而且场场爆满。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会买一张午夜场的电影票，然后在座位上睡一觉。父母会把孩子安顿在电影院，去工厂上班，再回来接走。记者马克斯·勒纳描述了战时纽约的通宵电影院：“这里狭长、拥挤、臭气熏天，有个壮汉在里面巡逻，确保没人在里面杀人、放火、捣乱和强暴。不在这种通宵影院看一次电影，你都不算真正看过电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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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移民把美国各个不同的族群、阶层和种族统统塞进拥挤的城市，他们突然发现彼此要开始朝夕相处了。军工行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了整合。战争还加快了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方和中西部工业区大规模迁徙的进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黑人收拾行李离开家园。高薪工作的承诺也吸引了数十万白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去学着过不熟悉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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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炎热的夏季，种族暴力如同流行病般席卷了多个美国城市。其中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骚乱发生在底特律，那里的人口从1940年到1943年膨胀了几乎一倍。此事最初的爆发点是1942年2月在一处波兰裔美国人社区旁边建设了公共住房项目“旅行者之家”。支持和反对这个项目的两支游行队伍爆发了冲突，国民警卫队随即赶来，保护黑人居民入住新开放的住房。这起冲突最终平息了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当底特律河上的贝尔岛公园发生种族械斗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傍晚时，数千名居民要通过这座公园所在的岛屿上的桥梁回家，于是，原先几十个人的群殴演变成了黑人对白人的大混战。流言和挑衅言论迅速在城市里口耳相传，蔓延开来。数千名年轻的黑人和白人来到底特律城区，四处找麻烦。斗殴、破坏、放火和劫掠很快扩散，持续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白人暴徒只要警察没看见就随意挑衅、殴打乃至杀害黑人。一名报社摄影师拍下了一个暴徒把一个黑人从有轨电车里拖出来当街殴打的画面。许多白人也不明不白地落到黑人暴乱者手中，遭到相似待遇。底特律警察局逮捕了几个白人，枪杀了几十个黑人。据报道，警察在黑人社区宣布了非正式宵禁，并处决了许多宵禁时间还在户外的年轻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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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暴乱之后，联邦军队来到城市，恢复了秩序，但这座城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事后，一个16岁的白人男孩还拿自己干过的事情出来炫耀：“车里有我们200个人。我们杀了他们8个人。我看见刀子刺穿他们的喉咙，子弹打穿他们的脑袋。我们把装有黑人的车子掀翻。你真该看到这个场景。这真有意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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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洛杉矶查韦斯谷（今天道奇体育场附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也爆发了暴乱。这场骚乱始于附近海军预备役训练中心的水兵和当地那些穿着“灯笼裤”、戴着宽边帽的拉丁裔年轻人之间逐渐升级的矛盾。这些“穿灯笼裤的”对数以千计涌入他们“西语地区”的军人十分憎恶。街头冲突很常见。1942年，洛杉矶的报纸，尤其是赫斯特的两份当地日报开始攻击这些“穿灯笼裤的”，用很刺耳的词语说他们打架斗殴、偷窃、强奸，好逸恶劳，逃避兵役，而且抽大麻。1943年6月4日——中途岛战役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一则流言在当地的陆海军基地里流传开来。说是一伙“穿灯笼裤的”打了一名水兵，然后逃进了当地一所电影院。于是手持棒球棍的水兵们一车一车地涌进查韦斯谷，他们冲进电影院，强迫放映员打开灯，然后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只要见到有人穿灯笼裤就拖到大街上。一顿老拳自然少不了，裤子还给扒掉。洛杉矶警察局和海军岸上巡逻队袖手旁观，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加以干预。暴乱第二天，又有一群水兵和陆战队员从圣迭戈过来，他们的攻击目标扩大到了所有拉丁裔年轻男子，而不论他有没有穿灯笼裤。骚乱蔓延到了洛杉矶城区和东部。赫斯特的报纸谴责了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的暴力行径。“许多人被打伤，许多是无辜的人，许多是这种墨西哥小孩，”18岁的暴动目击者唐·麦克法登说，“我看到一群军人拦下一辆有轨电车，他们看见里面有个穿灯笼裤的，就上去了。他逃不掉，结果被打到昏迷不醒。还有个坐有轨电车的人也挨了打，仅仅因为他凑巧是个墨西哥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17]一名不赞成此举的军人说：“我看不出我们这些士兵和那些殴打势单力孤的非雅利安人的纳粹冲锋队有什么区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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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南方，当联邦的反种族隔离法令和当地的吉姆·克劳法发生冲突时，暴乱便在多个城市里爆发——最可耻的是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和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市，当莫比尔当地的一家船厂提拔了12名黑人工人，博蒙特的一处非裔美国人居住区被火烧光，两地便爆发了野蛮的暴力事件。在佐治亚州的斯图尔特营，白人军警和黑人军警之间居然打起了枪战，1人被打死，4人受伤。在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阿瑟港，种族冲突逐步升级成暴乱。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也席卷了美国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包括费城、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巴尔的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1943年8月，在纽约的哈莱姆，一名警官打死了一位黑人士兵，暴乱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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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总统大选的要紧时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的处境很不妙。他面临的挑战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令人生畏。他既要保持共和党基本选民的团结，又要从已经帮助罗斯福连赢三届的新政支持者中撬出一块墙角来。此时共和党内部正由于内外政策观点不一而出现裂痕。许多共和党人仍然坚持他们彻底推翻新政的决心——但是新政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保护和金融改革法案，却是大众不愿意撤销的。共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例如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之流，仍在坚持他们和战前时代如出一辙的孤立主义思路，希望美国不要参与战后条约和多边组织。但是这种孤立主义早已在1941年12月7日名誉扫地，绝大部分美国人现在更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以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对罗斯福的憎恨是将共和党人团结起来的黏合剂，但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传达出了“我也一样”的信息，承诺保持大部分新政改革措施，同时保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伤亡代价打赢战争。杜威想要攻击执政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忽略了敌人来袭的迹象，但是此举将会暴露美军在战前就已破译日本外交电码的秘密。马歇尔将军劝他收手，警告说如果走漏消息让日本人停用旧密码，美国就无法获得这些情报了。杜威也听说了关于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这很准确），并且考虑在竞选中利用此事，但最终还是觉得这种攻击可能反而会激起大众对现任总统的同情，从而对自己不利。他后来只是模糊地提到罗斯福政府中那个“疲惫的老年人”，这方面若更过火一些，可能反而会降低他自己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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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战最耀眼（也可以说是最丢脸）的一幕是9月23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酒店发表的演说。这次活动由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赞助。罗斯福坐在舞厅内侧的一个长条形讲台上，两边是大约20名兄弟会的头面人物，包括（紧挨着坐在他左边的）爱尔兰出生的兄弟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总统面前放着许多无线麦克风，演讲向全世界听众进行了无线电直播。这次演讲后来被称为“法拉讲话”，这是一次铁杆支持者大聚会，也是罗斯福漫长政治生涯中最愤怒、最刻薄，也最毫不避讳的一场谩骂。提到杜威试图把他自己的政党和该党长期以来反对公共劳工法案的历史撇清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在马戏团里见过很多精彩的表演，但从来没人见过大象能翻跟头还不会摔得四脚朝天的。”（此时，托宾笑得几乎要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总统还反驳了反对者关于他未能让国家做好战争准备的指责——回顾1941年之前共和党反对军事开支的种种行径，他说：“我怀疑连戈培尔都不会这么阻挠我们。”杜威和其他共和党领袖最近发表演说，指责罗斯福的政策扩大和加深了大萧条。总统故意瞪大了眼睛，装出一副对这一路攻击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一句有些伤感的老话要送给他们——‘绝对不要对一屋子吊死鬼说绳子’，”他慢条斯理地说，“同样道理，假如我是共和党领袖，我在对许多听众讲话时，在整个词典里最不愿意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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