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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4年和1945年美国工业实力达到何种程度的一种体现，接下来的大规模飞机弃用比上千页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如果一架飞机需要小修，它就会被拖出停机坪丢掉，闪闪发光的新飞机会飞来接替它的位置。数百架飞机飞到太平洋偏远海岛的机场，停放在空地上，然后就不要了。许多这样的飞机“坟场”后来都成了美军轰炸机投弹训练的靶场。拆解的飞机用推土机推成堆，再把坦克开上去压扁。轻微损伤的舰载机被推出飞行甲板，扔进海里，新的补充飞机会从护航航母上飞来。此时正是战争的高潮，美军这边大规模丢弃完好可用的作战飞机时，日本人却苦于飞机产量远远达不到目标，他们要费尽力气才能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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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飞行员训练就完全是另一种挑战了，海军从来不打算引入民营企业参与此事。托尔斯将军和他的棕鞋族同僚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并为建立训练司令部打好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飞行员数量就可以迅速增加。事实正是如此：1941年，美国海军向3 112名新飞行员授予了“金翼”徽章，1942年是10 869人，1943年是20 842人，1944年是21 067人。这种现象级的增长并不是靠降低训练标准换来的。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44年的新手飞行员来到一线中队时，平均飞行时长达到了600小时，其中200小时是在他们被指派驾驶的在役机型上飞的，部队里的老兵们还让他们获得了比前一代飞行员更高的技巧和战备水平。这一成就是通过扩建美国海军设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主要训练综合体，以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12座海军航空站实现的。这些新建航空站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墨西哥湾旁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南部的灌木林平原上，其规模堪比彭萨科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林登·B.约翰逊在幕后推动政府向他的主要竞选赞助商，休斯敦的布朗&鲁特建筑公司授予了一份最初金额为2 400万美元的成本加固定费用的建筑合同来建设这一基地。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建设费用最终膨胀到1亿美元。[36]这一大规模项目也间接令约翰逊的政治生涯平步青云，使他来到了更高的官僚层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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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美国海军的大部分飞行学员都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生。但是随着欧洲战云密布，新的人员招募通道被打开了。1939年的海军飞行预备法案要求训练6 000名新飞行员，1940年的补充法案将目标提高到为海军和陆战队训练1.5万名各种机型的飞行员。征募者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带着训练手册在课堂和四方院子里设立了招募点。海军起初想要工科学生，不过后来即使是文学专业的也没问题，只要这个人健康状况良好，视力不低于1.0，未婚无子女，身高在5英尺4英寸到6英尺2英寸之间，读完至少4个学期的课程就行。（后来海军也开始接受条件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视力检测和健康检查就地进行。那些入围的新手将会接受数学相关的智力测试和精神科医生的仔细询问。如果通过，他们就会拿到一封介绍信，前往被称为“E基地”的小型农用机场，坐进单引擎单翼小飞机，进行为期30天的基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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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意思是淘汰（Elimination），而这正是关键。这些帆布蒙皮的小飞机被一位学员形容为“装着小发动机的风筝”。坐在它的驾驶舱里，学员们要么表现出自己的飞行天赋，要么被淘汰。塞缪尔·海因斯在得克萨斯州的登顿进行了淘汰训练，那是一座和周围农田几乎融为一体的草地机场，机场上有一个小机库，一所邮局，一根带有风向袋的杆子，周围围着栅栏。羊群常常出现在跑道上，机场本身也兼做牧场。当小飞机滑出机库进入机场时，飞行员还要操作飞机转一转，把羊群从跑道上赶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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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飞行员很快就能掌控飞机，能够自信地把飞机飞得很好。其他人则被刷掉了，教官判断这些人无法值回山姆大叔为训练他们而花费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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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基地训练的人将进入预备飞行学校，在那里他们将进行为期数月的基础训练和课堂学习。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根据计划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大学和学院里——最大的学校位于北卡罗来纳、艾奥瓦、佐治亚州的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里。但是没人会把这些预备飞行学员视为普通大学生。他们都要穿上军装，剃成板寸头。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水兵二等兵，身处海军军衔体系的最底层。被淘汰的人会被送往舰队成为普通的白帽子水兵，用拖把擦军舰。海军集体宿舍被改造成学员们的兵营，他们睡在上下铺上，私人物品存放在脚旁的柜子里。训练营里的纪律很严格，士官长每天早晨6点会把他们从床上喊起来，做早操，进行队列训练和长跑。无论他们去哪里——食堂、教室、训练场、游泳池——都要排好队。第一天来到游泳池时，所有人都被要求爬到跳水台顶上再跳下去。一名学员解释说自己完全不会游泳，军官答道：“我没问你会不会游泳，我要你跳下去，你会不会游，我们看得出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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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士官们会要他们去打扫兵营，直至所有地方都一尘不染。他们要刷洗“甲板”（就是地板），直到像新拿出来的餐盘一样干净。罗伯特·史密斯回忆自己在打扫厕所时，盯着他的士官长吼道：“把你的胳膊伸下去擦茅坑底下——把这里擦干净之后，回去把擦过的再擦一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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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约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课堂里，在那里他们要修完航空工程学、数学、物理学、通信、导航以及气象学课程。大部分课程都少不了死记硬背，而且还要常常考试以检查他们的掌握程度。他们要学会使用旗语和莫尔斯电码通信，要能达到每分钟接收13个词的水平。借助照片、剪影轮廓，以及玩具一般的小飞机模型，他们要学会辨认全球各参战国所有的飞机型号。他们还要学习航空发动机的基本原理，了解空气是怎样流过一架飞机的控制翼面的。据哈尔·比尔估计，预备飞行学校把相当于大学里一整年的课程压缩到了4个月，他称此为“残酷的磨炼”。[39]许多有志成为海军飞行员的年轻人都在这些课堂里翻了船，未及参加初级飞行训练就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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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萨科拉位于佛罗里达半岛最西端顶部，是一座优雅的古典西班牙风格的小城，满载着一批批新飞行学员的大巴穿过宽阔的石头大门驶入基地。它们从一座座优美办公小楼之间的大道上开过，道路两旁整整齐齐排列着覆盖着苔藓的橡树。在基地西侧平坦的荒地上是超过12座大大小小的机场，机场两边排满了漂亮的红砖机库。整个白天，空中都满是低空飞行的飞机，晚上也常常如此。死人的事故并不少见，机库的墙壁旁堆放着空的松木棺材。在战争高峰时期，彭萨科拉平均每天都有一次坠机事故。飞机会在起飞时掉高度，坠毁在跑道尽头，还会空中相撞。学员们可能死于过度小心导致的失速坠机，也可能死于飞得过于大胆——例如在树梢高度飞行，结果撞上电线。人们找到飞行员尸体的时候，医疗官会在他飞行服的袖子和袖口上系好绳子，解释是这样的：“这是为了防止他从飞行服里滑出来……遗体像凝胶那样柔若无骨，会滑出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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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的初级教练机是波音-斯蒂尔曼N2S，一种使用开放式座舱，用明黄色帆布做蒙皮的双翼飞机。这种飞机的绰号更有名：“黄祸”。机上一前一后设有两个座舱。教官坐在前座，通过一套被称为“通话软管”的单工通话线路向后座的学员说话。在空中，教官会演示各种基本机动动作——失速、改出、滚转、滑翔、爬升和俯冲。之后他会让学员控制飞机，自己则通过通话软管向他吼叫。马特·波尔茨记得他第一次接管操纵杆时教官对他吼道：“你爬升太慢了。机头低一点。别水平转弯。你想让我们陷入螺旋吗？你的控制太匆忙了。你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41]机上设备根本不允许学员回答教官的话，他根本没法提问题或者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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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尔曼教练机是一台容许犯错的机器，很容易飞，却也足够灵活，能够做出飞行员在驾驶战斗机时需要做的各种基本机动，包括翻筋斗、爬升半滚倒转、桶滚、殷麦曼滚转、破S，还有“落叶飘”。学员们要绕着地面上的两座输电塔，保持在仅仅500英尺高度飞8字形航线，练习精确转弯。这能教会飞行员怎样压大坡度而又不掉高度，这对任何飞行员来说都是一项关键性技术。他们还要学习怎样在强侧风中降落。如此种种，一轮接一轮地飞行。在飞了10次到20次之后，学员们就会获准第一次放单飞。这是人人都永生难忘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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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贝克是个18岁的巴尔的摩人（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别人告诉他开飞机就像开汽车。贝克从来没开过汽车，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担心教官会因此小看他，甚至可能会把他淘汰掉。后来，他摇摇晃晃地飞了一次斯蒂尔曼飞机，教官对他说要轻轻控制操纵杆。“贝克，”他说，“这就像是抚摸姑娘的胸部那样。你得温柔。”贝克也不敢承认他从来没有摸过女性的胸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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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过去后，飞行学员的队伍明显缩水了。有些人觉得飞行不适合自己，于是请求换到其他军官训练课程中去。还有一些人死于坠机。许多人被教官淘汰了。被淘汰者会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常常连和同学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候说再见是一件尴尬的事，有人回忆道：“这对我们来说都很尴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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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初级飞行训练的人会进入中级训练，他们会改为驾驶更先进的教练机。北美SNJ“得州佬”和伏尔梯SNV“振荡器”都是下单翼封闭式座舱飞机，外形和性能与现役飞机相差无几。和“黄祸”相比，它们对飞行员的要求更高，也更具危险性。“高速时候会发生各种事情，”比尔·戴维斯说，“而且所有事情发生得更快，容错空间更小。”[44]在这些中级教练机上，学员们会学习基础的轰炸战术、狗斗和射击。他们会向另一架飞机拖曳的条状靶标射击。他们会在一种叫作空战模拟器的设备上适应空中格斗，塞缪尔·海因斯形容这种设备就像“游乐场里的摇摇车”。该设备是一个面向一块电影银幕的模拟座舱，银幕上会放映攻击敌机的电影片段。学员晃动操纵杆，银幕上的飞机就会动。只要学员在有一架飞机进入十字线时扣动扳机，旁边铃声就会响起表示“击中”。对于海因斯来说，这使得“把人从天上打下来这种事看起来成了一场拼技巧的无害游戏，就像你在弹子房里消磨时间时玩的那样，还能赢一个丘比娃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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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会在地面上一台被称为“林克模拟器”的早期飞行模拟设备上首次接触仪表飞行。他们会爬进那个“铁处女”[46]，一个设计用来模拟飞机座舱的压抑幽闭的封闭舱室。学员们头上的盖子会关上。他面前有一套模拟控制系统和一套模拟飞机仪表的显示器。教官会通过通话软管告诉他按指定的航线和高度飞行，而学员表现如何，则要通过一台能打印出一页页数据的原始计算机来评判。自然，那些在此前的训练飞行中表现出色的飞行员有时会在静止不动的林克模拟器上晕头转向，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实际飞行时的“感觉”。但是精通单凭仪表飞行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海军飞行员迟早都会在夜间或者能见度为零的天气下飞行。他们要学会相信仪表——空速、高度、罗盘、高度指示器，以及水平仪。他们还要学会如何“波束飞行”——就是根据导航雷达信号飞往指定方向。之后，他们会进行“蒙眼飞行”来检验技术：教练机的座舱周围会蒙上帆布，这样飞行员就看不见外面，不得不单独依靠仪表来驾驶飞机。许多人都感到这种训练太恐怖了。史密斯说他第一次飞这种练习时就像是“试着在杆顶上放一个沙滩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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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年的努力学习之后，学员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翼徽章。他们在彭萨科拉基地的一个四方院子里列队，一名将军过来，亲自把徽章别在每个人笔挺的白衬衫上。从这一刻起，他们就以少尉军衔加入了现役。现在他们完全可以自称为海军航空兵了。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并不是他们训练的终点。1944年，新拿到金翼徽章的飞行员们在被分配到前线部队之前，还要在高级航母训练大队（ACTG）再飞三四百个小时。其中许多人被派到位于迈阿密西北部的奥帕洛卡机场，“热带骄阳下一片满是沙地、灌木丛和响尾蛇的地方”。[48]他们在这里飞的都是现役机型——“地狱猫”“地狱潜鸟”“海盗”——和他们将来上战场时要驾驶的机型别无二致。这也是他们头一次和新近从舰队回来的老飞行员们一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编队飞行、射击、轰炸、夜间飞行，以及海上导航。飞行员们会向位于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中心深处的三合板靶标投掷烟幕弹来练习俯冲轰炸技术。这些人还被告知，不到紧急情况下不要使用无线电——“别出声儿！”——他们还要学习掌握详尽的手势信号，这样就可以在座舱之间通过目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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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高级航母训练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是参加过太平洋航母对决的老手。他们很清楚这些新兵蛋子来到舰队后将会面临的磨难和挑战。汉密尔顿·麦克沃特是个著名的“地狱猫”王牌，他回到美国，在已经编制完成、正在全员训练的第12舰载机大队中指挥战斗机中队。“我们飞啊飞啊飞啊，”他如此说，“如果我的学员没有掌握要领，我们就会接着飞。掌握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飞——在返回机场的途中还常常会练习编队战术、空对空和空对地射击，有时会有仪表飞行和夜间飞行，当然，还少不了狗斗和咬尾追逐的练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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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舰载机大队在俄勒冈州沿岸的阿斯托里亚海军航空站驻扎了几个星期。大部分早晨，飞机起飞时都是在“零零”环境之下：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浓雾。他们在白茫茫的雾气中爬升，紧盯着前方飞机排气口发出的淡蓝色火焰。到了4 000英尺高处，天空豁然开朗，头上是万里晴空，下方则是一片雪白如羊毛一般的云毯。这种飞行之艰难，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急白头发，而且真的有人头发变白了。但是正如麦克沃特不厌其烦地向年轻人灌输的那样，这种飞行是他们将会在太平洋战区实际遇到的。早上，航母特混舰队时常会被不透光的浓雾包围，飞行员可能一连几天都不得不依靠仪表和导航台飞行，因为风挡玻璃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下午飞行时，他可能不得不在薄暮中降落，眼睛四处寻找昏暗的飞行甲板，油量指针则已经几乎回到零。他还可能需要在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时飞行，可能需要驾驶着被击伤的飞机寻找返航的路，甚至本人也可能受了伤，鲜血直流。而这里的训练将会让飞行员们获得面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挑战时所需要的技术和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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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飞行员们常常违规，不过有时却会得到队长的默许。“贴头皮”——紧贴地面飞行——是被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区域。但许多飞行员根本无视这条禁令，尤其是在战时。从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起飞的海军飞机常常超低空飞到邻近的国王牧场上空驱赶牛群，地面上的牛仔们只能向他们挥舞拳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贴头皮”的飞行员们会从10英尺到15英尺高的超低空沿着海岸或者高速公路的中心线飞行，有时甚至会把骑摩托车的人挤到路边。这些新手飞行员很快学会了那些老家伙的业余生活方式——后半夜在当地的酒吧和夜店里喝得酩酊大醉。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詹姆斯·W.韦尔农的高级训练是在位于新泽西州海岸最南端附近的怀尔德伍德海军航空站进行的。那段时期他不是在飞行，就是在附近的海岸小镇里鬼混，镇上满是“夸张的醉酒狂欢，弥漫着烟味的俱乐部，胡聊乱扯，群魔乱舞，对姑娘们的骚扰，脏兮兮的旅馆房间，下半夜空荡荡的街道，宿醉，以及对染上性病的担忧……一定是有一些激素的刺激和从众的心理让我们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如此丢人现眼”。[50]他和他的飞行员战友通常在每天6点的起床号之前只睡三四个小时，只有从座舱面罩中呼吸纯氧才能缓解那一阵阵的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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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对高级飞行训练中队的影响尤其大。医疗管理部门发布影片规劝军人们注意性行为的安全性。比尔·戴维斯尤其喜欢一部名叫“病菌横飞，管住自己”的影片。在这部片子里，医生告诉一名水兵他患上了性病。“我肯定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得上的。”水兵说。“在那地方约会真是见了鬼。”医生答道。[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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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当胜利已经在望之时，训练中队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都迫不及待想要参战。他们担心和平可能突然到来，剥夺他们参加空中战斗的机会。老兵们则对他们说，连续三四个星期每天不间断的飞行战斗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如此积极了；飞行疲劳综合征是真实而且普遍存在的。飞行是一份活儿，得出力。飞机座舱不是什么好地方，要么太热，要么太冷。一个人被迫在那里坐几个小时，会越发感到局促和不适。飞行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精神压力就成了大问题。时常在死亡边缘游走，也侵蚀着飞行员们的神经。但即便如此，那些最为厌倦的飞行员还是偶尔会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想要飞行。塞缪尔·海因斯在一次薄暮飞行训练时体会到了这样的感觉，当时他下方的地面已经被夜色笼罩：“这架飞机仿佛吸收并保留了阳光和晚霞。我的周围一片光明，但是脚下的大地似乎已经死去，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我心中立刻充满了一种生存感。我永远不会死，我要永远飞下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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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元旦这天，第3舰队再次出海，他们离开了乌利西环礁向北开去。这次的任务还是老一套——向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岛群发动新一轮舰载机空袭，这次是要支援麦克阿瑟计划中1月9日在吕宋岛的登陆。他们的目标是切断从日本到战区的空中增援通道，孤立林加延湾的登陆滩头。同时照相侦察机还会在冲绳岛拍摄数千张高角度或者斜侧角度的照片，用来为即将在3个月内打响的冲绳登陆战制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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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和4日两天，恶劣天气使得台湾岛上空能见度很差，因此麦凯恩将军取消了对台湾大约一半的空袭。返回的飞行员们将其描述为自己所飞过的最恶劣的天气。“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名航空情报官威廉·A.贝尔上尉称“险恶的乌云从700英尺堆积到1万英尺高空，到处都是暴雨，海面是一片青灰色，狂风怒号”。[53]作战损失很惨重，第38特混舰队仅仅1月7日一天就损失了28架飞机。但是飞行员们仍在坚持作战，对台湾、吕宋和澎湖列岛的机场进行扫射和轰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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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的林加延湾，麦克阿瑟的炮击和扫雷舰队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神风攻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也一遍又一遍要求哈尔西压制这些威胁。航空照片揭示了这些致命攻击的来源：日军不遗余力地隐蔽他们的飞机，把它们藏在枝叶和灌木丛下面，停放在机场数英里之外。1月7日、8日、9日对于航母部队来说漫长而忙碌，飞行员们每天最多要飞四趟，大胆地以树梢高度在吕宋岛中部和北部进行搜索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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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8月掌管第3舰队以来，哈尔西一直希望向菲律宾西边的南海发动一场航母空袭。他期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南部海岸和中南半岛沿岸的诸多港口中寻获大批高价值目标。自从1941年12月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马来亚外海被日军空袭击沉后，还没有哪艘盟军军舰敢于闯进这片海域，潜艇除外。1944年10月和11月，哈尔西两次请求允许自己进入南海，但是尼米兹和金认为这太危险了。（哈尔西说：“我的上级恐怕是在怀疑我对于那里有丰富目标的判断。”[55]他说对了。）现在哈尔西再次提出请求。他特别想要摧毁日军那两艘老式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据信这两艘舰正停泊在中南半岛的金兰湾里。尼米兹终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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