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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看守大约1 660名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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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敌人坦克出现在万岁桥［琼斯桥］附近。我们的攻击准备业已完成。我现在负责守卫游击队集中营。我执勤时有10个游击队员想要逃跑，结果被全部刺死。16：00，所有游击队员都被烧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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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岩渊将军指示他的部队杀死日军防线内的所有平民：“连女人和儿童都已经成了游击队员……除了日本军人、日本平民和特别建设队外，战场上的所有人都要杀掉。”[37]两天后，一支马尼拉海军守备队下达了更详细的指示，他们还关注了节约人力和弹药的问题。日军应该把待杀掉的平民集中驱赶到房屋或大楼里，随后将它们烧掉或者炸掉。这会使处理尸体的“麻烦事”不那么棘手。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应该被扔进河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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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到15日，腥风血雨愈加凶暴。大规模的屠杀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劫掠、纵火、强暴、酷刑和肢解，在教堂、大学、旅馆和医院里，暴行无处不在。城中的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精英们境遇格外悲惨，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各国侨民也是一样。有些家庭被杀尽。屠杀队向所有曾经穿过警服或军服的人，以及曾向西方囚徒或战俘表示过同情的人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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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许多最著名的宗教、医疗和教育设施成了战争罪行的发生地。教士、修女和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被杀死在他们的教堂里、圣坛上。数百平民被驱赶到圣托马斯街和卢纳将军街交叉口的大教堂里，成群醉醺醺的日本兵在走廊和教堂的长椅间横冲直撞，用刺刀刺杀无辜平民，把年轻女人和女孩从哭天抢地的家人旁强拉出来，拖到附近的小教堂里施暴。根据弗朗西斯·J.科斯格雷夫神父的证词，在拉萨尔学院的一处讲堂里，20个日本兵冲进来，“开始用刺刀捅刺我们所有人，男人、女人、儿童都一样”。死者和伤者在台阶下方堆成一堆，其中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幼儿。一位妇女的乳房还被割掉了。日本人离开了一个小时，能听见他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喝酒。后来他们回来了，“向悲惨的受害者狂笑，极尽侮辱”。科斯格雷夫被捅了两刀，血流不止，但还是爬到濒死者身旁，做临终祷告。他还特别肯定地指出，有些受害者“还在祈祷上帝原谅那些害死自己的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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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方克尔是菲律宾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们夫妇和另外6个人被关进一所房间，里面又被灌入汽油时，他吻别了妻子。妻子被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我由衷庆幸深爱的妻子没有遭受烈火灼烧之苦”。[40]日本人离开后，方克尔博士和屋里的另一个人设法逃了出来。在圣保罗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卡耶塔诺·巴拉奥纳试图在一伙日本兵开始捅刺里面的所有人时保护家人。一个日本兵把一个男婴从母亲怀里抢过来抛向空中。“另一个日本人拿着上好的刺刀过来，刺中了婴儿腹部的正中央。”巴拉奥纳说。他惊恐地看见那个婴儿没有立刻死去：“我能看见那个婴儿的手臂还在摆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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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总医院，大约7 000名平民被赶入病房和走廊充当人质。晚上，喝醉了的日本兵挤进人群，用手电筒照亮人脸，并把年轻的女人和女孩拖出来强暴。甚至直到医院遭到了美军火炮和坦克的攻击，墙壁开始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身旁坍塌时，暴行仍未停止。在圣保罗学院，日军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女性在刺刀的逼迫下穿过街道，来到杜威大街的湾景酒店。她们瑟瑟发抖，抽泣着，相互搀扶着，被迫走上楼梯，来到三楼。她们每15人至20人被赶进一间客房，坐在地上，一待就是几天，没有食物和水。日本海军的人一次次闯进房间，检视每个女子，被选中的人就被拖到酒店其他地方强暴。于是女人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貌不惊人，或者遮蔽自己的脸。“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名受害者回忆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哭，想要躲进床垫和帘子下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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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的德国人作为轴心国的公民，在三年的占领期间并未受到打扰。当美军逼近时，许多人都在埃尔米塔区的德国俱乐部避难。但是如果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籍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日军侵害，那他们就错了。2月10日，一个分队的日本兵冲进俱乐部。里面的人义正词严地说自己是盟友。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还站出来请求放过，或许她觉得孩子可以消解入侵者的兽欲。但是一个日军用刺刀捅穿了婴儿，刺进妈妈的身体。其他人则开始把年轻女人从家人身旁拉出来，撕扯她们的衣服，把她们拖走。俱乐部随后被放了火，人群恐慌地涌向大门，却发现大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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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萨克·佩拉尔街的红十字总会，大门向所有国籍的难民敞开，并承诺提供庇护和医疗。楼里的每一处走廊、房间和楼梯，地上都坐满了难民。2月10日，一队日本人来了，要求看被收容者名单，对红十字会依照国际法提供庇护的解释毫不理睬。当天晚些时候，大群日本兵涌了过来，从前门和后门同时进入楼内，用子弹、匕首、军刀和刺刀肆意杀人。一名站出来要和指挥官对话的注册护士被当场杀死。一个妈妈想要挽救她被刺刀刺穿腹部的幼小女儿。“我努力想要把她的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43]婴儿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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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逐渐升级的恶行中可以看出一种熟悉的模式。起先，在美军进城前，他们也很残暴，但还算是有纪律。小队日军会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来到一户人家或者营业场所，要求了解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和年龄，并把这些信息记录在小本子上。一两天后他们可能会回来，解释说他们在奉命搜查游击队和禁运品。士兵们可能会把在橱柜或抽屉里找到的值钱东西装进口袋，但不会伤害屋里的人。第三次他们可能就要抄家了，还会厚颜无耻地公然劫掠。搜查过程中女人会遭到猥亵，男人和大一点的男孩可能会被绑走。第四次来就是强奸了。当美军进了城，远处的炮声已隆隆可闻时，日本人变得愈加满怀仇恨和恣意妄为。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轮奸也更加常见。到了战役尾声，当美军接近日军防线，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时，暴行便更加疯狂和骇人听闻。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强奸和杀害女性，还一定会残害她们，割下她们的乳房，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然后点火烧死。幸存者还报告有人奸尸。有时这些杀人者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恶，可能会把罪行所在的房屋或大楼烧掉。到最后阶段，美军已经很近了，这些日本人反而更愿意展示他们的恶行——例如把平民们遍体鳞伤的无头尸体挂在路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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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大屠杀揭示了日本军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变态的部分。这是“决不投降”原则显而易见的阴暗面，揭示了日本人在所谓“玉碎”光环下极其邪恶的内核。岩渊部队的官兵们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们还被直接命令要处死防线内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下达命令的军官们的权威是神圣不容置疑的。许多人还被告知要用刺刀，或者把受害者活活烧死，以节约弹药。在这样的噩梦之下，备受恐惧和憎恨煎熬的日本兵变得狂暴，放纵自己犯下了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野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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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将军从他设在蒙塔尔万的振武集团司令部里要求岩渊将军趁还来得及赶紧突围。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岩渊6个大队的残部已经遭到了四面包围，不得不在雨点般的大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之下躲进他们的碉堡、楼宇和隧道内。美军第37步兵师从北面逼来，第1骑兵师从东面打来，南面则是第11空降师。几乎所有残余的日军火炮都哑了火，要么是因为火炮本身被摧毁或缴获，要么是因为弹药耗尽。在2月15日的一次无线电通信中，岩渊将军向横山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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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不能动……很明显，我们一旦移动，就会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掘壕固守，就能再坚持一个星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坚守所有的阵地，用一切手段重创敌人。固定阵地是我们强大的优势，如果我们动了，就会弱化。因此，我们将尽可能持久地坚守，然后用所有力量发动决死冲锋。给您添麻烦了，感激不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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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岩渊向碧瑶的司令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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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计通信可能中断，我特此向您发电。我对属下部队的众多伤亡和由于我的无能而未能尽职深感羞愧。战士们都已在战斗中竭尽所能。我们很高兴，感谢有机会在圣战中为国尽忠。现在，残存的部队仍将勇敢地与敌战斗。“天皇陛下万岁！”我们已决心战至最后一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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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约2 000名日军在古城高大围墙后的预设阵地中设防。这座西班牙人建于16世纪后期的高大石头筑垒周长大约2.5英里，高25英尺，厚度从10英尺到20英尺不等。这里的城墙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墙很相似，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常见的那种——但在太平洋的岛群中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城墙原本有护城河环绕，但护城河早已干涸，而且被改造成了城市公园和9洞高尔夫球场。四座拱门全都构筑了坚固的沙袋掩体，日军在这里架设了机枪和反坦克炮。日本人在这些古老的砖石构造上挖出了火炮掩体和隧道，并与其他防御设施连接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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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围墙内是数千名快要饿死的平民人质，许多人都被塞进了河床下的古代地牢，另一些人则被当着攻城美军的面吊在了外墙上。美军有大喇叭广播劝降，观察机还投下了传单，但无人响应。2月23日上午，第14军做好了进攻“王城”的准备，显然，美军将不得不正面强攻这座堡垒，并与守军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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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伍德再次请求空袭，再次被驳回。看起来麦克阿瑟仍然指望日本人会良心发现，保留下他挚爱的老城区。然而，美军再次拖来大量重炮，干了原本应该轰炸机干的事情。2月23日早晨7点半，超过100门105mm和155mm榴弹炮打出了太平洋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密集弹幕。有些火炮被布置在约300码距离的近处，以低伸弹道射击。在一小时内，美军火炮和坦克打出了总共7 896枚高爆弹。[46]整个“王城”被遮蔽在了一片浓烟烈火和尘土之中，就像是皮纳图博火山在马尼拉市中心爆发了一样。《纽约时报》通讯员乔治·琼斯描述了“巨大的黑色烟柱，如雨点般落下的碎片和弹片。空中满是烟尘，古城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透过浓重烟幕唯一可见的只有炮弹爆炸时的闪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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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城堡的地下室里，日军奉命屠杀了所有仍留在地牢里的囚犯。许多人被用匕首、军刀、刺刀和子弹杀害。大一些的监牢里满是几天没吃没喝的囚犯，日本兵把汽油通过牢笼灌了进去，然后点燃。据后来找到的一名日本海军大尉的日记记载，岩渊将军要求他最后残存的部队在战斗结束前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如果我们子弹用尽，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军刀劈倒敌人；如果军刀折断了，就用牙咬断他们的喉咙，杀死他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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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半，炮击结束，烟尘散去，大片老城区已经化为堆积如山的废墟。第145和129步兵团的部队联手发动进攻，士兵们爬上废墟，向对面的街道开火，然后冲了过去。装甲推土机开了进来，为谢尔曼坦克清理出一条通道。大约100艘冲锋舟冲下帕西格河的泥滩，渡河来到对岸。炮兵火力在河流和城墙之间的砖石护坡上炸出一级级“台阶”，让部队得以爬上护堤。美军以排为单位，向前投掷烟雾手榴弹以遮蔽敌人视线，然后以纵队从城墙的缺口处冲了进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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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攻部队来到堡垒中央迷宫般的狭窄街巷中时，机枪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像爆豆般响了起来。士兵们再次祭出了曾在东边城区施展过的巷战战术。他们控制着节奏，关注点在于减少自己的伤亡，而不是迅速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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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大楼野战司令部里的岩渊和他的主要幕僚，据信在2月26日拂晓前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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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敌军仍然据守在圣地亚哥城堡下方的地下室和地道里。于是美军用大量炸药封住了这些地下通道的入口，接着向地道内灌入汽油，扔进去白磷手榴弹，将其内部化为窑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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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麦克阿瑟看来都不愿相信发生在马尼拉的惨剧。2月7日至19日，他待在打拉的司令部里，只来首都短暂地看了看。即便在目睹了北部城区的灾难，并面对着河南岸已无可置疑的烈焰和毁灭之后，他仍然在向同僚传达乐观的态度。他不允许他的媒体部门在几乎每天一次的公报中描述这场战斗和屠杀的全貌，这或许是由于他先前过早宣布的胜利令他陷入尴尬之中。在逼迫他的前线指挥官加速占领城市的时候，麦克阿瑟却忽略了日军已在老城区坚固设防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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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最终在2月23日进入已成废墟的首都时，他的装甲车队来到了他战前在马尼拉饭店的住处。这座曾经壮美的地标建筑已经被大火吞噬，大片外墙已经坍塌，露出了残缺不全的高层客房。在冲锋枪手的伴随下，麦克阿瑟走上满是废墟的楼梯，来到了自己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他发现这里被火烧过，堆满垃圾。门厅里还躺着一个日军大佐的尸体。他的财产无一幸存。他那规模庞大的军事史藏书全部丢光了。日本前天皇送给他父亲的一对古董花瓶也碎了一地。“这真不是个愉快的时刻，”麦克阿瑟回忆道，“我深爱的家毁了，这令我痛苦万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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