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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不能动……很明显，我们一旦移动，就会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掘壕固守，就能再坚持一个星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坚守所有的阵地，用一切手段重创敌人。固定阵地是我们强大的优势，如果我们动了，就会弱化。因此，我们将尽可能持久地坚守，然后用所有力量发动决死冲锋。给您添麻烦了，感激不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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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岩渊向碧瑶的司令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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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计通信可能中断，我特此向您发电。我对属下部队的众多伤亡和由于我的无能而未能尽职深感羞愧。战士们都已在战斗中竭尽所能。我们很高兴，感谢有机会在圣战中为国尽忠。现在，残存的部队仍将勇敢地与敌战斗。“天皇陛下万岁！”我们已决心战至最后一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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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约2 000名日军在古城高大围墙后的预设阵地中设防。这座西班牙人建于16世纪后期的高大石头筑垒周长大约2.5英里，高25英尺，厚度从10英尺到20英尺不等。这里的城墙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墙很相似，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常见的那种——但在太平洋的岛群中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城墙原本有护城河环绕，但护城河早已干涸，而且被改造成了城市公园和9洞高尔夫球场。四座拱门全都构筑了坚固的沙袋掩体，日军在这里架设了机枪和反坦克炮。日本人在这些古老的砖石构造上挖出了火炮掩体和隧道，并与其他防御设施连接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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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围墙内是数千名快要饿死的平民人质，许多人都被塞进了河床下的古代地牢，另一些人则被当着攻城美军的面吊在了外墙上。美军有大喇叭广播劝降，观察机还投下了传单，但无人响应。2月23日上午，第14军做好了进攻“王城”的准备，显然，美军将不得不正面强攻这座堡垒，并与守军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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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伍德再次请求空袭，再次被驳回。看起来麦克阿瑟仍然指望日本人会良心发现，保留下他挚爱的老城区。然而，美军再次拖来大量重炮，干了原本应该轰炸机干的事情。2月23日早晨7点半，超过100门105mm和155mm榴弹炮打出了太平洋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密集弹幕。有些火炮被布置在约300码距离的近处，以低伸弹道射击。在一小时内，美军火炮和坦克打出了总共7 896枚高爆弹。[46]整个“王城”被遮蔽在了一片浓烟烈火和尘土之中，就像是皮纳图博火山在马尼拉市中心爆发了一样。《纽约时报》通讯员乔治·琼斯描述了“巨大的黑色烟柱，如雨点般落下的碎片和弹片。空中满是烟尘，古城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透过浓重烟幕唯一可见的只有炮弹爆炸时的闪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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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城堡的地下室里，日军奉命屠杀了所有仍留在地牢里的囚犯。许多人被用匕首、军刀、刺刀和子弹杀害。大一些的监牢里满是几天没吃没喝的囚犯，日本兵把汽油通过牢笼灌了进去，然后点燃。据后来找到的一名日本海军大尉的日记记载，岩渊将军要求他最后残存的部队在战斗结束前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如果我们子弹用尽，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军刀劈倒敌人；如果军刀折断了，就用牙咬断他们的喉咙，杀死他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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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半，炮击结束，烟尘散去，大片老城区已经化为堆积如山的废墟。第145和129步兵团的部队联手发动进攻，士兵们爬上废墟，向对面的街道开火，然后冲了过去。装甲推土机开了进来，为谢尔曼坦克清理出一条通道。大约100艘冲锋舟冲下帕西格河的泥滩，渡河来到对岸。炮兵火力在河流和城墙之间的砖石护坡上炸出一级级“台阶”，让部队得以爬上护堤。美军以排为单位，向前投掷烟雾手榴弹以遮蔽敌人视线，然后以纵队从城墙的缺口处冲了进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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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攻部队来到堡垒中央迷宫般的狭窄街巷中时，机枪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像爆豆般响了起来。士兵们再次祭出了曾在东边城区施展过的巷战战术。他们控制着节奏，关注点在于减少自己的伤亡，而不是迅速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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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大楼野战司令部里的岩渊和他的主要幕僚，据信在2月26日拂晓前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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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敌军仍然据守在圣地亚哥城堡下方的地下室和地道里。于是美军用大量炸药封住了这些地下通道的入口，接着向地道内灌入汽油，扔进去白磷手榴弹，将其内部化为窑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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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麦克阿瑟看来都不愿相信发生在马尼拉的惨剧。2月7日至19日，他待在打拉的司令部里，只来首都短暂地看了看。即便在目睹了北部城区的灾难，并面对着河南岸已无可置疑的烈焰和毁灭之后，他仍然在向同僚传达乐观的态度。他不允许他的媒体部门在几乎每天一次的公报中描述这场战斗和屠杀的全貌，这或许是由于他先前过早宣布的胜利令他陷入尴尬之中。在逼迫他的前线指挥官加速占领城市的时候，麦克阿瑟却忽略了日军已在老城区坚固设防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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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最终在2月23日进入已成废墟的首都时，他的装甲车队来到了他战前在马尼拉饭店的住处。这座曾经壮美的地标建筑已经被大火吞噬，大片外墙已经坍塌，露出了残缺不全的高层客房。在冲锋枪手的伴随下，麦克阿瑟走上满是废墟的楼梯，来到了自己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他发现这里被火烧过，堆满垃圾。门厅里还躺着一个日军大佐的尸体。他的财产无一幸存。他那规模庞大的军事史藏书全部丢光了。日本前天皇送给他父亲的一对古董花瓶也碎了一地。“这真不是个愉快的时刻，”麦克阿瑟回忆道，“我深爱的家毁了，这令我痛苦万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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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正式的庆典在马拉干鄢宫举行。一众穿着卡其色军服的美国陆军军官，还有菲律宾立法委员和战争通讯员，来到了宏伟的会客大厅，那里有精美的木雕，波斯挂毯，以及水晶吊灯。菲律宾联邦政府在这里正式恢复了战前的全部权力。站在一排麦克风后面的麦克阿瑟将军历数了三年来为了收复菲律宾而遭受的“痛苦、挣扎和牺牲”。他愤怒地指责日本人没有像他在1941年时那样退出马尼拉，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敌人不会这么做，大部分我想保留的东西都被他们的困兽犹斗不必要地毁掉了——但是在这些灰烬中，他们未来的可耻命运也确定无疑了。”[51]又演讲了差不多一分钟后，将军最终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了。还没说到事先准备好的总结，麦克阿瑟就把讲坛让给了奥斯敏纳总统。在新闻纪录片中，人们看见他站在总统身后，用手帕擦拭着脸上的泪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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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人提胜利阅兵的事儿了，因为大半个马尼拉都完了。站在帕西格河南岸的城西区举目四望，损毁建筑的外墙和堆积如小山一般的焦黑废墟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上。原先在大道旁整齐排列的大树如今只剩下了乌黑、扭曲的树桩。大部分地标性建筑都消失了，路标牌也不复存在，就算是土生土长的马尼拉人在这座原本熟悉的城市的废墟中也会迷路。废墟中满是未及掩埋的尸体——已经在太阳的暴晒下发黑、膨胀，五官已无从辨认，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无穷的远方，嘴巴张开，显出几分狰狞。在大屠杀之处，平民的尸体堆成小山——男人、女人、儿童，都未能逃过，肿胀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死于枪击、刀刺或砍头。空气中充满了腐尸烂肉的臭味，只有到上风方向的城市边界之外才躲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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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住在废墟之中和临时搭建的贫民窟里。人们用从废墟中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搭成简陋的棚屋——木板、管子、砖块、毯子，以及马口铁波纹板。盗贼们在烧毁的楼宇和被主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游荡。美国陆军的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则向人们分发蒸馏水、食物、衣服、毯子和其他物资。受伤的平民在草草搭建的野战医院里接受救治。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岌岌可危：城市的供水地虽然已经拿下，但交战城区里的主要供水和排水管道却已被摧毁。在接下来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城区是肯定不会有自来水了，路边阴沟也成了露天的臭水沟。卖淫团伙甚至在日军最后几个防御阵地被消灭之前就出来做生意了。街上的流浪儿和美国兵打招呼，替他们的大姐姐报出“肉价”。但是即便在这肮脏的废土上，在满目的疮痍和绝望之中，许多菲律宾人还是在街道上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他们口中高喊着：“Mabuhay ！”（“活下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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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湾也成了屠场，满是漂浮的尸体和沉没船只留下的大片油污。这里至少有50艘各种类型、大小的沉船，包括半沉在泥滩上的惨遭开膛破肚的货轮，还有几艘日军大型战舰宝塔形的桅顶从海面上伸出。这里的码头已经被轰炸了6个月，来袭者既有哈尔西第3舰队的舰载机，也有从南方基地起飞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在马尼拉南面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了。日本人特地拆毁或者烧掉了所有空袭后还没有被毁的东西。他们有意在码头上凿沉了几艘货轮，以令这些码头无法使用。根据美国海军救援部队的记录，在一处重要的泊位上，三条被凿沉的小型船只叠放在一起，这样这些堆起来的钢铁残骸就只能分多次拖走，更加耗时。清理港口和恢复海港营运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但必须迅速完成，因为马尼拉将成为进攻冲绳岛和九州岛的主要前进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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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失去马尼拉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在历史厚重的老城区中心，重建已经全无可能——他们只能把废墟清理掉，然后从平地上重新建设一座新城市。这个国家的许多文化遗产已经不复存在：建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几个世纪的历史。即便只是政府官方文件的缺失也是个影响深远的大问题，因为这会动摇这个国家战后重建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马尼拉，这座美丽而重要的城市，曾是这个正在崭露头角的亚洲国家最为重要的财富。它曾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失去马尼拉，对于菲律宾人民恢复经济和成功独立的期望是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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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P.罗慕洛将军是美国众议院的列席代表，代表菲律宾。1942年4月日本人悬赏要他的人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妻子和四个孩子。现在，他回到了位于埃尔米塔区的故居，发现这里已经成了灰烬，无人居住。他在房屋地基的边缘看到了一具严重腐败的被刺刀刺死的尸体。他认出这是他的隔壁邻居。在被毁的街区走了一圈，罗慕洛遇到了不少熟人。他很高兴这些人都还活着，但是没人知道他家人的去向，只知道他们都逃离了首都。罗慕洛查看了横卧在街道上的尸体，惊恐地发现自己能够辨认出其中的许多人：“这些都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看见他们饱受折磨的尸体就堆在马尼拉的街道上，他们的头发被剃光，手被反绑在背后，刺刀一次又一次刺穿他们的身体。这个无声无息盯着我的女孩，她年轻的胸膛被刺刀刺成了筛子，她是我儿子的学校同学。”[54]（一个星期后，罗慕洛终于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团圆了，他们都活了下来，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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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城中还在激战之时，一群群律师、摄影师、速记员、翻译和医生就开始收集战争罪行记录和目击证据，进行这项痛苦的工作。他们采访目击者，记录下宣过誓的证词，审讯俘虏，检查幸存者，摄影师拍摄了屠杀现场的照片，缴获的日本文件也交给盟军的笔译和口译组翻译出来。有时候作恶者会试图用火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在太多地方实施了太多暴行，盟军的证据都收集不过来。盟军找到的文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暴行。于是收集文件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证明“马尼拉大屠杀及其恐怖行为并非那些被逼到墙角的狂暴守军的个人行为，而是日军高层制订的有意为之的冷血计划”。[55]（此说最终未能完全证实，但山下仍然被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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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如此——假如日本人没有施暴，将平民安全释放——那么他们在马尼拉的决死战斗可能还会受到敌人的些许尊敬。毕竟美国人自己也有不愿投降的传统和意识——面对墨西哥人死战到底的阿拉莫守军，“绝不弃船”的詹姆斯·劳伦斯，以及（刚刚发生的）阿登战役中被围困在巴斯托涅的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他对德军的劝降只回复了一个字：“滚！”但是这种故意的强奸、折磨，以及对无辜人员的屠杀却让他们的战斗全无荣誉可言。即便是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全世界也没人会赞同日本人在马尼拉的所作所为，只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硬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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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天皇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是日本官方对军人道德提出的要求。这是日本帝国的两大支柱性文件之一（另一份文件是1890年的《教育敕谕》）。说这两份明治时代的文件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仍然被奉若圣典是不为过的，而且《军人敕谕》也是日本军人所有权威的唯一基础。所有穿军服的人都必须对此倒背如流。其中常常被西方史料引用的最著名的语句是：“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面的文字，见于《军人敕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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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是皆非谓武勇。为军人者。当善明义理。锻炼胆力。曲尽思虑以谋事。小敌不侮。大敌不惧。但求尽己之武职。此则所谓大勇者也。故尚武勇者。待人接物。常能温和。博得人类之敬爱。好勇无谋。动辄肆威。势必至招人之忌。而使人畏之如豺狼也。……以上为军人不可须臾忽者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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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四十年里，日本陆海军确实没有片刻忽视此敕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纪律性和骑士精神达到了西方军队的水准，甚至常常超过西方人。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日本在对待俄国战俘方面可谓典范——国际红十字会的观察员证实了这一事实。然而从那之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文化急转直下，滑向了野蛮和暴虐，其原因至今仍为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队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谴责，二战结束前，这种趋势仍在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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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明治天皇的警告一语成谶。马尼拉的岩渊部队就像丢掉一大堆鸿毛一样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就此也放下了重于泰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敕谕》里说的真“武勇”，不辨是非，放纵自己如同野兽般向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施暴。最后，正如裕仁天皇的祖父预言的那样，世人痛恨之，视其如豺狼。正如一名幸存的马尼拉暴行亲历者事后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疯狗一样。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禽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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