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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潘达肯和帕科燃烧的街道上爆发了激战。这一区域里的日军边打边退，撤入了帕科火车站，一座建于1915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宏伟建筑。[30]美军第148步兵团封闭了火车站周围的包围圈。三个日军精锐中队则在车站内精心构筑了防御工事。机枪阵地、反坦克炮和重型迫击炮都得到了沙袋掩体的保护。碉堡控制了所有街道入口的杀伤区。美军野战炮一寸一寸地摧毁着这座壮美的老建筑，而日军也在不断恢复实力，他们的增援部队会步行溜过美军防线进入车站。美军B连的一个排在火车站以北约100码处被压制在宽阔的大街上。两名列兵，“奇科”克莱托·罗德里戈斯和小约翰·N.里斯，迎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冲了上去，在距离车站约60码的一处房屋里找到了隐蔽处，随即二人交替掩护，推进到距离最近的碉堡30码之内。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战斗中，二人打得很好，杀死了大约35名日军，打伤了更多。眼见弹药不足，他们便边打边撤，回到了美军防线。里斯不幸被日军机枪点射击中身亡。当天深夜，他们的营向火车站发动总攻，消灭了周围所有残余敌军。美军认可了两名士兵的杰出表现，罗德里戈斯和里斯双双荣膺国会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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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军部队转向西边，朝“王城”推进时，他们遭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几场巷战。他们途中遇到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处半垮塌的废墟，都需要进行搜索和肃清残敌。他们碰到了各种难啃的防御设施，包括用钉入路面的钢筋加强的路障，翻倒的卡车和汽车，成堆装满碎砖石的油桶，一圈圈带刺铁丝网，以及反坦克、反步兵地雷。混凝土碉堡把守着通向这些障碍物的通道。日军还在楼宇的屋顶和高层布设了狙击手。美军步兵们以各种小分队战术向前推进，摧毁这些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美军探出了每一枚地雷的位置并标绘在地图上，之后用谢尔曼坦克或者半履带车拖着铁链把它们扫出来。轻型迫击炮发射烟幕弹遮蔽敌人的视野。当步兵班冲上去，在近距离内用手榴弹、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攻击碉堡时，机枪会为他们提供火力压制。当一支小队进入一栋房屋或楼宇时，他们会首先冲上屋顶和顶层，再沿着楼梯向下仔细搜索每一间房间。如果房间里可能有敌人，他们就会先投掷手榴弹开路，或者向屋内喷火，把敌人活活烧死。若要进入房屋，他们会在墙壁上炸开洞而不是走门。如果敌人的抵抗过于激烈，他们就会撤出来，然后用火炮和爆破器材将整个建筑炸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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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至2月12日，日军最后6个主力大队（4个海军大队，2个陆军大队）被挤压进了一处大约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这片区域北临帕西格河，一边从卢纳、帕科市场和帕科河向东，另一边从波洛俱乐部延伸向南面的海湾。此时，位于麦金利堡和尼科尔斯机场之间的日军防线在美第8集团军的持续重压之下业已崩溃，当地残余的日军被分割在孤立的包围圈内。“我们奔赴马尼拉的途中满是毁灭和混乱，”第11空降师的爱德华·弗拉纳根写道，“在通往马尼拉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两旁，房屋和商店都被美日双方的炮火击碎。铁皮屋顶的房子就像是被巨大的开罐器划过一般，而那些原本奢华的豪宅也只剩下焦黑的烟囱和一堆废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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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尼拉战役中最艰难的战斗还没有到来。敌人的防御圈中还有几座马尼拉市的主要政府建筑，其钢筋混凝土外墙只有用最重型的火炮才能轰开，所有的门窗阳台都被用沙袋封上，火力点封锁住了所有的道路。这些建筑周围是宽阔的广场、公园和街道——这意味着进攻的美军步兵不得不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冲过开阔地才能接近建筑。每一座建筑周围都守着一圈隐蔽良好、可以相互支援的暗堡。建筑物内部的走廊、楼梯和房间都被堵上了沙袋和各种家具，只在顶上留出几英尺的空间，以便向攻过来的对手投掷手榴弹。这些坚固支撑点共同组成了西班牙古城的日军防线的外围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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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全城市，包括其建筑和居民，麦克阿瑟严格禁止空袭马尼拉。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限制使用重炮；在战役初期，美军重炮仅限于执行反炮兵任务和“向已知的敌人坚固据点进行目视射击”。[32]但是敌人令人生畏的防御令美军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别无选择。随着伤亡率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回到早已烂熟的老路上，一发现敌人火力，就把整栋楼轰平。当步兵在市中心迎着日军坚固的防御推进时，持续的重炮轰击夷平了整片整片的街区。难民从受到攻击的区域涌出，穿过美军防线，拼命想要去往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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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型建筑可以孤立和绕过，但另一些大楼则必须彻底摧毁，才能让美军部队安全通过。它们遭到了105mm和155mm榴弹炮的炮击，直至被一点点夷为平地。第148步兵团的团长告诉记者：“我看不到保住马尼拉那些著名建筑的希望。这是一场全面的炮战，你知道这对城市意味着什么。”[33]坦克开到极近的距离上，用它们的火炮进一步摧残这座城市。迫击炮弹如雨点般砸向建筑的外墙和下方的拱廊商业街。最终，这些高大建筑物的结构完全被毁，屋顶坍塌。步兵班随后通过墙上的洞进入楼内（不能走门，那里会有步枪、机枪和诡雷守卫），杀死所有残余的敌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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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西格河北岸的花旗银行大楼被用作炮兵观察所。军官们拿着望远镜在这里观察他们炮弹的落点，并且与地面和空中观察机上的观察员对话。他们把城市地图摆放在桌子上，把坐标发送给炮手们。在6楼的一间套房里，记者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吃着小点心，喝着冰啤酒。看着老城区中心毁灭的场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断摇头。马尼拉的主要地标在大毁灭中一栋接一栋地坍塌。日本人将菲律宾本地人驱赶到战略性建筑的墙外，可能是希望拿他们当作人质。但美军的炮火并没有回避他们。被称为“长汤姆”的155mm重炮，能够把95磅重的炮弹发射到最远9英里外。通讯员约翰·多斯·帕索斯被这种武器射击时的巨大冲击波震撼了，即便是在数百码外：“每次‘长汤姆’射击时，那感觉就像是头上挨了一记棒球棍。”[34]无线电播音员比尔·邓恩认定自己的耳膜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他写道，从那一天之后，他就“越来越听不见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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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在哈里森公园和拉萨尔大学附近的黎刹纪念棒球场爆发了激战。美军火炮在右外场附近的外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谢尔曼坦克随即开进了已经杂草丛生的外场，第5和第12骑兵团的步兵们猫着腰，紧随着坦克向前推进。三四个装备精良的日军中队在本垒和一垒线后方构筑了支撑点、堑壕和交通壕。所有的门窗都堵上了沙袋，墙上也开出了射击孔。攻方部队跟随坦克攻进了内场，用迫击炮和“巴祖卡”火箭筒射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至所有的日军都被击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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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接到命令，要阻止难民涌向美军防线。于是日本兵们彻底摧毁了所有可能载人渡过帕西格河或进入海湾的大小船艇。古城的全部四座拱门都设置了岗哨。当马尼拉之战进入尾声，日本兵们开始抓捕全城的平民。首当其冲的是成年男子和十一二岁以上的男孩。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和侨民被当作人质来对付美军空袭。这一野蛮举动倒也达到了效果，因为麦克阿瑟始终拒绝用飞机轰炸马尼拉。然而最后，长时间的大规模炮击却也干了那些原本要由轰炸机来干的事情。没人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马尼拉之战中，但这个数字一定是巨大的——可能超过10万人。有些人葬身于他们的居所、藏身地，以及监狱的废墟之下，但更多的人则在一场恶劣程度在20世纪位居前列的兽行中被日本兵杀害——同样，数字已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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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屠杀的命令被手写下来发给了日军部队。随着美军越过帕西格河，日军对“游击队”的抓捕和处决愈加随心所欲。战场上缴获的文件证明了这场大规模的“处理”。一名日军士兵的日记被翻译了出来，并呈送到战后的审判庭上，其中记载了如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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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7日：今晚处理掉了150名游击队员，我本人刺死了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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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看守1 184名今天新抓来的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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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今晚烧死了1 000名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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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看守大约1 660名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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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敌人坦克出现在万岁桥［琼斯桥］附近。我们的攻击准备业已完成。我现在负责守卫游击队集中营。我执勤时有10个游击队员想要逃跑，结果被全部刺死。16：00，所有游击队员都被烧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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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岩渊将军指示他的部队杀死日军防线内的所有平民：“连女人和儿童都已经成了游击队员……除了日本军人、日本平民和特别建设队外，战场上的所有人都要杀掉。”[37]两天后，一支马尼拉海军守备队下达了更详细的指示，他们还关注了节约人力和弹药的问题。日军应该把待杀掉的平民集中驱赶到房屋或大楼里，随后将它们烧掉或者炸掉。这会使处理尸体的“麻烦事”不那么棘手。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应该被扔进河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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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到15日，腥风血雨愈加凶暴。大规模的屠杀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劫掠、纵火、强暴、酷刑和肢解，在教堂、大学、旅馆和医院里，暴行无处不在。城中的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精英们境遇格外悲惨，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各国侨民也是一样。有些家庭被杀尽。屠杀队向所有曾经穿过警服或军服的人，以及曾向西方囚徒或战俘表示过同情的人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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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许多最著名的宗教、医疗和教育设施成了战争罪行的发生地。教士、修女和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被杀死在他们的教堂里、圣坛上。数百平民被驱赶到圣托马斯街和卢纳将军街交叉口的大教堂里，成群醉醺醺的日本兵在走廊和教堂的长椅间横冲直撞，用刺刀刺杀无辜平民，把年轻女人和女孩从哭天抢地的家人旁强拉出来，拖到附近的小教堂里施暴。根据弗朗西斯·J.科斯格雷夫神父的证词，在拉萨尔学院的一处讲堂里，20个日本兵冲进来，“开始用刺刀捅刺我们所有人，男人、女人、儿童都一样”。死者和伤者在台阶下方堆成一堆，其中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幼儿。一位妇女的乳房还被割掉了。日本人离开了一个小时，能听见他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喝酒。后来他们回来了，“向悲惨的受害者狂笑，极尽侮辱”。科斯格雷夫被捅了两刀，血流不止，但还是爬到濒死者身旁，做临终祷告。他还特别肯定地指出，有些受害者“还在祈祷上帝原谅那些害死自己的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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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方克尔是菲律宾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们夫妇和另外6个人被关进一所房间，里面又被灌入汽油时，他吻别了妻子。妻子被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我由衷庆幸深爱的妻子没有遭受烈火灼烧之苦”。[40]日本人离开后，方克尔博士和屋里的另一个人设法逃了出来。在圣保罗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卡耶塔诺·巴拉奥纳试图在一伙日本兵开始捅刺里面的所有人时保护家人。一个日本兵把一个男婴从母亲怀里抢过来抛向空中。“另一个日本人拿着上好的刺刀过来，刺中了婴儿腹部的正中央。”巴拉奥纳说。他惊恐地看见那个婴儿没有立刻死去：“我能看见那个婴儿的手臂还在摆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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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总医院，大约7 000名平民被赶入病房和走廊充当人质。晚上，喝醉了的日本兵挤进人群，用手电筒照亮人脸，并把年轻的女人和女孩拖出来强暴。甚至直到医院遭到了美军火炮和坦克的攻击，墙壁开始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身旁坍塌时，暴行仍未停止。在圣保罗学院，日军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女性在刺刀的逼迫下穿过街道，来到杜威大街的湾景酒店。她们瑟瑟发抖，抽泣着，相互搀扶着，被迫走上楼梯，来到三楼。她们每15人至20人被赶进一间客房，坐在地上，一待就是几天，没有食物和水。日本海军的人一次次闯进房间，检视每个女子，被选中的人就被拖到酒店其他地方强暴。于是女人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貌不惊人，或者遮蔽自己的脸。“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名受害者回忆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哭，想要躲进床垫和帘子下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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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的德国人作为轴心国的公民，在三年的占领期间并未受到打扰。当美军逼近时，许多人都在埃尔米塔区的德国俱乐部避难。但是如果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籍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日军侵害，那他们就错了。2月10日，一个分队的日本兵冲进俱乐部。里面的人义正词严地说自己是盟友。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还站出来请求放过，或许她觉得孩子可以消解入侵者的兽欲。但是一个日军用刺刀捅穿了婴儿，刺进妈妈的身体。其他人则开始把年轻女人从家人身旁拉出来，撕扯她们的衣服，把她们拖走。俱乐部随后被放了火，人群恐慌地涌向大门，却发现大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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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萨克·佩拉尔街的红十字总会，大门向所有国籍的难民敞开，并承诺提供庇护和医疗。楼里的每一处走廊、房间和楼梯，地上都坐满了难民。2月10日，一队日本人来了，要求看被收容者名单，对红十字会依照国际法提供庇护的解释毫不理睬。当天晚些时候，大群日本兵涌了过来，从前门和后门同时进入楼内，用子弹、匕首、军刀和刺刀肆意杀人。一名站出来要和指挥官对话的注册护士被当场杀死。一个妈妈想要挽救她被刺刀刺穿腹部的幼小女儿。“我努力想要把她的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43]婴儿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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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逐渐升级的恶行中可以看出一种熟悉的模式。起先，在美军进城前，他们也很残暴，但还算是有纪律。小队日军会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来到一户人家或者营业场所，要求了解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和年龄，并把这些信息记录在小本子上。一两天后他们可能会回来，解释说他们在奉命搜查游击队和禁运品。士兵们可能会把在橱柜或抽屉里找到的值钱东西装进口袋，但不会伤害屋里的人。第三次他们可能就要抄家了，还会厚颜无耻地公然劫掠。搜查过程中女人会遭到猥亵，男人和大一点的男孩可能会被绑走。第四次来就是强奸了。当美军进了城，远处的炮声已隆隆可闻时，日本人变得愈加满怀仇恨和恣意妄为。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轮奸也更加常见。到了战役尾声，当美军接近日军防线，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时，暴行便更加疯狂和骇人听闻。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强奸和杀害女性，还一定会残害她们，割下她们的乳房，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然后点火烧死。幸存者还报告有人奸尸。有时这些杀人者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恶，可能会把罪行所在的房屋或大楼烧掉。到最后阶段，美军已经很近了，这些日本人反而更愿意展示他们的恶行——例如把平民们遍体鳞伤的无头尸体挂在路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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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大屠杀揭示了日本军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变态的部分。这是“决不投降”原则显而易见的阴暗面，揭示了日本人在所谓“玉碎”光环下极其邪恶的内核。岩渊部队的官兵们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们还被直接命令要处死防线内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下达命令的军官们的权威是神圣不容置疑的。许多人还被告知要用刺刀，或者把受害者活活烧死，以节约弹药。在这样的噩梦之下，备受恐惧和憎恨煎熬的日本兵变得狂暴，放纵自己犯下了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野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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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将军从他设在蒙塔尔万的振武集团司令部里要求岩渊将军趁还来得及赶紧突围。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岩渊6个大队的残部已经遭到了四面包围，不得不在雨点般的大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之下躲进他们的碉堡、楼宇和隧道内。美军第37步兵师从北面逼来，第1骑兵师从东面打来，南面则是第11空降师。几乎所有残余的日军火炮都哑了火，要么是因为火炮本身被摧毁或缴获，要么是因为弹药耗尽。在2月15日的一次无线电通信中，岩渊将军向横山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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