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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在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的机组人员乘坐罩着帆布车篷的卡车来到停机坪上的飞机旁。这些人登上飞机，开始仔细检查各项设备和功能。机械师转动着巨大的螺旋桨叶，冲洗掉漏出的润滑油。第一架飞机的预定起飞时间到来的30分钟前，莱特“双旋风”发动机开始点火。它们喘振、启动、发出轰响，然后如雷鸣般回火，喷出大团的废气。之后，飞机的舱门、舱盖和炸弹舱猛地关上，领队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滑行道。螺旋桨卷起的尘土飞进了地面人员和跑道两旁众多围观者的眼中，口中，鼻中。这么多大型发动机同时发出轰鸣，令天空和大地都开始颤抖。一名围观者联想起了“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车赛”。[65]陆军与陆战队士兵们围坐在跑道旁的石头上，就像是在看一场户外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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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6时15分，夕阳已经低垂，指挥塔上方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领队的“超级堡垒”开始起飞滑跑。飞行员把4个节流阀推到了最前方，松开了踩住刹车的脚。他调整了方向舵踏板，以保持飞机沿着跑道中心线加速。之后他紧紧握住操纵杆，收住襟翼，好让飞机加速更快。一段时间之后，飞机的速度已经快到无法停下了，此时它要么起飞升空，要么坠毁，不可回头。当时速达到160英里时，前轮会抬起，后轮也会渐渐离开沥青跑道。此时副驾驶会拨动起落架开关，支柱和机轮就会向上完全收入起落架舱。第一架飞机刚刚升空，第二架飞机就开始了滑跑。如此往复了超过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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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出海岸线之后，飞行员会轻微压低机头以加速，之后缓缓放出襟翼。这种重型飞机贴着海面掠过，螺旋桨在海上吹出4条清晰可见的白色尾流。接下来飞机就开始爬升了，但很缓慢。参加3月9日这次出击的大部分B-29都达到了起飞重量的极限，14万磅——相当于70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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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起飞的是驻关岛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第19大队和20大队的飞机。40分钟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领队机也开始起飞滑跑。从关岛第一架飞机到塞班岛的最后一架飞机，整个起飞过程耗时足足2小时45分钟。最后，当天色刚刚黑透之时，334架“超级堡垒”已然升空，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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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用编队飞行，那也就无所谓集结了。每个飞行员只要向北爬升到指定高度，再按预定方向飞就行了。在飞往日本的7个小时航程中，他们遭遇了一些浓云和乱流，但是这些都远不足以带来危险。在海洋上空5 000英尺至7 000英尺高度飞行时，飞机的发动机保持在低功率状态就可以了。机组人员们小心翼翼地透过舷窗和气泡形观察窗在暗夜中搜索是否有飞机过于接近的迹象。有一名飞行员回忆说，他在透过花房式的机头驾驶舱全方位扫视天空时总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四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担心着另一架B-29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相撞的概率看起来非常高。真可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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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头阵的“探路者”飞机上，雷达手趴在他们的APQ-13雷达显示屏上，紧盯着越来越近的本州岛南部海岸线。即便是在一片漆黑中，海岸线也会很清楚地显示在绿色的雷达屏幕上：房总半岛，野岛崎，以及东京湾海岸线凹进去形成的巨大缺口。当“探路者”飞临陆地上空时，他们转向正北，飞过东京湾中央，隅田川入海口，以及码头。天空中云比预期的少，目标上空云量只有约10%～ 30%，因此领队机的投弹手毫无困难地找到了他们的瞄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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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轰炸航线要求他们把节流阀一推到底，同时小角度俯冲以提高速度，这样才能干扰高射炮手的瞄准和追击而来的战斗机的攻击机动路线。飞机的发动机提高扭矩，速度飙升到300节。炸弹舱门随即打开。雷达手紧盯着屏幕，通过耳机和投弹手不断交流。午夜后一刻钟，首批M47炸弹全部投了下去。它们在距离地面100英尺时炸开，迸发出燃烧的白色镁条。火焰组成了一个巨大而耀眼的X形，标示出了大约10平方英里的目标区。一名领队长机用无线电向关岛报告：“目视轰炸目标。大火可见。高炮弱，未见敌战斗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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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续飞机来到野岛崎上空时，东京大火的粉红色火光已经出现在了北方的地平线上。当“丁字尺12号”轰炸机飞过隅田川入海口时，小查尔斯·L.菲利普斯上尉看见一片飞舞着的火烧云，映照着下方鬼魅般的橙红色火光。在一片火毯中，能看到一条条暗线纵横交错，那是城市的街道。菲利普斯和他的机组能够闻到烟味，甚至是人肉被烧焦的甜丝丝的怪味。“我们这些坐在前乘员舱里的人真的能看到门框窗框的碎片被气流吹上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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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丁字尺12号”飞入火烧云时，飞机突然被甩向上方。在强劲的上升热气流的推动下，飞机在4分钟内升高了超过6 000英尺。菲利普斯把全部4台发动机的节流阀都收到空转，但“丁字尺12号”仍然在上升，“像风暴中的一片树叶”。[71]菲利普斯称这是“我在超过7 000小时的飞行经历中见识过的最狂暴的飞行，最可怕的乱流。机翼似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B-29上被扯掉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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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卷入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升气流的飞机，除了顺势爬高之外再无其他选择。有一位飞行员想要下降，让飞机保持在指定的高度上，但这却意味着要在上升气流中陡降，相对空速会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推荐最大“标定速度”。有不少B-29被掀翻，底朝天，机组人员靠着安全带才没有撞到脑袋，脚下的仪器设备也松动了。如果被掀翻的飞机处于上升气流中，他们就应当飞一个倒筋斗然后改出俯冲。有一位飞行员报告说他的空速超过了每小时450英里——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这一速度会要了B-29的命——他们坠落到东京湾上空仅仅200英尺的高度才恢复了对飞机的控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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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尺12号”轰炸机投下了全部M69集束燃烧弹。飞机瞬间减轻了6吨重量，被气流向上抛的速度更快了，高度表指针像疯了一样转起圈来。菲利普斯和他的副驾驶没有系肩带。上升到1.4万英尺高度时，上升气流突然消失，飞机又猛地转入了俯冲。两名飞行员都从座椅上飘了起来，就像零重力空间中的宇航员那样。“我们都紧紧抓住，保命要紧，”菲利普斯写道，“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秒钟。之后我们落回座位上，重新控制住了飞机。进行了一次大坡度左转之后，我们转向了太平洋方向，返程的方向。”[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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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一批飞机抵达前大约一个小时，日本的海岸雷达站就第一次侦测到了来袭的空袭机群，空袭警报随之响起。民防人员立刻走街串巷，用木头梆子通知市民们各就各位。起初，许多人不愿离开他们的床和家，觉得这只不过又是一次虚警罢了。但是当第一批“探路者”B-29来到城市上空，以比往日低得多的高度飞过时，它们引擎的轰鸣声把人们吸引到了街道上。抬起头，他们看见了这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机腹倒映着下方橙色、粉红色和紫色的火光。它们的高度只有此前空袭的1/5到1/4。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这些飞机似乎触手可及，它们看起来真大。”[75]探照灯很快照了上来，高炮炮弹爆炸的火光也出现在了飞机上方。有人看见了M69燃烧弹，它们翻滚摇摆着坠落下来，长长的棉布飘带在后面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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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东京刮起了干燥的大风，因此最初的火灾很快蔓延开来。根据东京消防总局的记录，“探路者”投下首批炸弹30分钟后，火势“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完全无能为力”。[76]消防队立刻投入了战斗，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却只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新到达的“超级堡垒”还在继续雨点般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包围了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密集居民区，从西北方的浅草区到东北方的本所区，从东南面的深川区到西南边的日本桥区——大火如同风暴一般横扫而来，从一座房屋烧到另一座房屋，从一面墙、一处屋顶烧到另一面墙、另一处屋顶，越过狭窄的鹅卵石巷，吞噬了沿途所有可燃的油料，之后变得愈加猛烈。这里的作坊和小型工厂里堆满了可燃的黄油、润滑油和汽油，它们很快就像挨了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一堵堵火墙沿着屋顶和街道肆虐开来，把人们烧死在街道上，或者吞没他们的房屋，甚至不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日本内务省出版的一本防空手册提出，“对付燃烧弹攻击时，第一分钟是最关键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本手册却要市民们留下来救火，而不是赶紧逃离。他们要“向你附近的可燃物泼水，以防止火灾发生后蔓延过来”。[77]但在如此规模的灾难面前，这样的措施完全无济于事。他们唯一的存活希望就是逃离，而且在选择逃跑方向时运气足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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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们后来说，他们陷入了一片突如其来，持续不断的混响之中，噪声如此之大，他们不得不大声吼叫才能让别人听到。大火伴随着爆裂、呼啸、咝咝声，以及巨大的咆哮声。火星、未燃尽的木块以及着火的各种东西被旋风卷起，落在人们的头上和背上。周围的温度飙升，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如同一个巨大烤箱的门在面前打开。大火辐射出的红外光波烤干了所有能照到的地方，引燃了火焰尚未触达的可燃物。他们脚下的沥青路面变得黏稠、起泡，直至完全熔化。这时候人的本能都是盲目地向远离高温的地方跑，但活下来的往往是做出理智选择的人——跑向最宽阔的街道，或者游泳池、河流，抑或是某个公园。长峰武当时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父亲意识到狂风是从西边吹来的，并由此知道了火将会从那个方向扑向他们。于是他带领一家人来到了隅田公园，算定了大火会绕开这里。就这样，他们活下来了。其他人涌进了学校，这里通常也是灾难庇护所——但这一选择却要了许多市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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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户和代当时是个小学六年级学生，靠她父亲在浅草开设的玩具店生活。空袭到来时她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跑到了大街上。他们顺风跑到了砂町，但是大火仿佛同时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她父亲领着一家人跑向当地一座公园，却发现他们的道路被大群从另一边涌过狭窄人行桥的人堵得死死的。被迫折返后，他们只能盲目地瞎跑，在这样的大灾难之下，他们一家人不可避免地失散了。“风和火都变得很大”，船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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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碎块朝我们砸下来。太可怕了。火星四处乱飞。电线闪着火苗落了下来。妈妈背着小弟弟，被风吹得站立不稳，摔倒在路旁。爸爸跟着跳了过去。“你没事吧？”他叫道。这时候义明喊道：“爸爸！”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救爸爸还是想和他在一起，但他们立刻就消失在了火焰和黑烟之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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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美智子当时只有12岁，她还带着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后者一定是在逃离火灾时与家人走散了。美智子拉着小女孩的手说：“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于是她们手拉着手跑了起来。她抬起头，看见一枚燃烧弹正落向她们，“火焰喷射而出，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女孩的手从她手中滑脱了。她回过身去，看见了几个被火焰吞没的人：“小女孩棉头巾的一块残片飘到了空中。”几十年后，美智子在回忆此事时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她柔软的小手握在我手中的感觉，就像一片枫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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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人涌向运河或者隅田川。在狭窄的老桥上，无数人同时从两端涌来，想要去往对岸，结果谁都动弹不得，被困在迅速蔓延的大火前。火墙吞没了他们，耗尽了空气中的所有氧气，把这些人全部送下了地狱。他们拼命想要呼吸，但空气已经变得滚烫，于是他们开始窒息、咯血，然后陷入痉挛。许多人跳下了桥，在水里寻得了片刻解脱，但是其他跳桥的人很快就会砸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挤下水里淹死。幸存者们回忆说，水里挤满了晃动的人头。“这是一幅地狱般的狂暴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消防队员加世勇回忆道，“人们都跳进运河，想要逃离地狱。”[80]在小而浅的运河里，河水被全部蒸发，死者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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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观音寺是日本最大、最著名的寺庙之一，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火灾中，即便周遭的建筑都被烧成平地，这里依旧安然无恙。此时，数千人涌进了寺庙及其宽敞的大殿，希望寻得庇护。成群的人涌了进来，直到把这里堵得严严实实。更多的人还在不断到来，想要挤进门廊，但里面的人则想方设法把他们挡在外面。当大火逼近庙宇时，火星和余烬开始落在巨大木门外恐慌的人群身上。从B-29上扔下来的凝固汽油燃烧弹不断从庙宇上方飞过，有些直接落在了寺庙的屋顶瓦片上。于是这座宏伟的木制建筑也烧了起来。火势迅速蔓延。燃烧的大梁从房顶掉落到被困庙中的人们的头上。想要挤进寺庙的大群人和想要冲出去的恐慌的人群迎头撞在了一起。当空气愈加灼热之时，许多人死于拥挤和踩踏，和寺庙一起被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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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田电话交换中心是东京的六大电话交换台之一，这里的规定要求操作人员坚守岗位灭火。操作交换机的都是些年轻女孩子，大部分还是青春期的少女。她们都受过训练，用潮湿的拖把和装在桶里的沙子和水灭火，保护设备。当B-29机群从头顶吼叫着飞过，大火吞没了周围的居民区时，操作员们仍在坚守岗位。女孩子们拿着水桶，从浴室甚至是厨房的烧水壶里接水。此时，交换中心的周围竖起了一排粗壮的电话线杆作为支撑，防止大楼在被炸弹击中时倒塌。但是大火烧着了这些木杆，并蔓延到了墙上。由于没有接到撤离命令，工作人员觉得自己必须留在原地全力灭火。“当所有东西都着了火时，还是没有接到撤出办公室的命令，”维护工小林弘泰后来回忆道，“没有命令要你走，你就必须在岗位上坚守到死！事情就是这样。”[81]夜班主管最后还是发出了撤离大楼的命令，但是对于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已经太晚了。只有4名交换机操作员幸免于难，31人葬身火海。大部分死者都只有15岁到18岁。小林是仅有的几位逃出电话交换中心的员工之一。后来，他的老板要他解释为什么逃跑。“但是当他们来查看的时候，发现就连公共电话的硬币盒子都完全熔化了。他们就明白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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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灾区域的中央，也有一些人仅凭运气活了下来。他们找到了一条能迅速逃走的路线，而且逃向了迎风方向。他们都找到了一片开阔区域，那里只要有一条沟渠或者一栋混凝土建筑，或者是高耸铁路路基下的一条安全过道，就足以保护他们免受高温和烈火之害。他们趴在地上，那里的氧气仍然足够呼吸，而且这也能让他们在高温的烘烤下撑到火焰熄灭。六年级的船户和代在一所学校后面的沟渠里找到了藏身之所。他的妹妹一直在哭：“好热，好热！”[83]但她们聪明地一直趴在地上，就这么活了下来。有个小男孩躺在一条宽阔马路旁的阴沟里活了下来，路边就是大火。数百人逃进了两国火车站宽阔的铁路调度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开阔地，周围都是些无法燃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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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田友子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在匆忙跑过押上站时，别人要她待在那里别动。“那里又闷又热，我把脸紧紧贴在地上。地面附近的空气还算凉爽干净。”[84]友子和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过了一夜。拂晓前后，她站了起来，陌生人却倒在了地下。“我晃了晃他，但他却死了。他们说他死于大火带来的浓烟和高温。”[85]土仓秀三是个工厂工人，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爬到了双叶学校的屋顶上。当火焰逼近时，余烬和燃烧的残骸落在他们的头上，孩子们哭闹着要回家。土仓则打开了屋顶的储水箱，舀出水浇在孩子身上，还浇灭了自己衣服上的火。然后他把两个小孩轮流泡到水里。“在接下来的90分钟左右时间里，我们一直如此反复。空气太热了，当我把孩子浸到水里又捞回到屋顶上时，他们衣服上的水几乎立刻就蒸发干了。”土仓和他的孩子幸存了下来，没受什么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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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猛烈而范围广阔的大火，燃尽的速度也比较快。到3月10日拂晓，大部分火焰都已熄灭。火灾区域满是浓烟，呛得幸存者们睁不开眼。人们可怜兮兮地拖着脚步，在街道上穿行。他们的皮肤被烧伤起泡，满面污垢，衣服被烧得褴褛不堪，眼睛红肿。有些人蹲在地上却不肯坐下，因为地面仍然有些烫人。城市成了一片闷燃的废土——堆满了灰烬和废墟，其间散布着一些被熏黑、损毁的混凝土墙壁、砖石烟囱，以及钢质护栏。这令那些中老年人回忆起了1923年的灾难。幸存者们走向他们的家，或者说家曾经所在的地皮，但是有些居民区被彻底夷平，地标都已不知去向，他们也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们看到了城市远方的景观，那些前一天还根本看不见的遥远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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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随即开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清点、收拢和掩埋死者的工作。尸体被像积木那样摞起来。它们被烧得如同焦炭一般，大小只有生前的四分之三，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男人和女人的尸体无法区分，那些小号的尸体都是些孩子，死在父母的身旁。它们要么被就地焚烧，要么装上卡车集中掩埋，要么送到城市郊区集中火化。穿过屠场回家的路上，筱田友子看到地上有一双黑色的劳保手套。但是驻足仔细一看，她才发现那是人的手。她从一辆消防车旁走过，原本红色的车身此时已被熏黑；同样被熏黑的救火队员全都被烧死在车里。小川寿美回忆，隅田公园已经成了坟场，“一排排都是坟堆。人们挖出大坑，把煤油倒在尸体上进行火化”。[87]清冈美智子当时21岁，住在浅草，她当时靠在一堆仍在闷燃的尸堆上取暖。她说：“我能看见一只手臂，还有很多人的鼻孔。但那时候我已经麻木了。那气味仿佛永远沾在我身上，挥之不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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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打开了各处被用作庇护所的学校和其他建筑的门，结果只找到了成百上千的死者。在双叶学校旁的一个游泳池里，人们跳进水里以躲避高温和烈火。“那情景太可怕了，”一名目击者回忆道，“我们估计有超过1 000人挤进了水池。我们刚刚到那里时，水池里完全挤满了人。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只有大人和小孩的遗体。”[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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