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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京警视厅的统计，这次空袭造成8.8万人死亡，4.1万人受伤，几乎100万人无家可归。大约26.7万栋房屋被彻底烧毁。16平方英里的城区化为灰烬。[90]根据日本政府后来修正的数据，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还有些资料则估计人数高达12.5万。实际数据已无人知晓，这部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一城区的大部分官方户籍记录，部分由于军警人员不愿去清点遗体的准确数量。战后，一名东京官员告诉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人员：“那情景太可怕，我已无法描述。空袭后我应该去做调查，但我没去，因为我不想看到那可怕的场景。”[91]3月9日和10日火攻东京之战杀死的人数似乎超过了落在广岛或者长崎的原子弹，至少当场死亡的人数是如此。如果死亡人数的最高估算值属实，那么空袭东京当场杀死的人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加起来还要多。这是战争中最具灾难性的空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皆如此。此战的死亡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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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隐瞒了灾难的规模。头版新闻都在强调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安然无恙。头条则指责美国进行“盲目轰炸”或者“屠杀式轰炸”。社论说面对着敌人愈演愈烈的暴行，相信日本人民的斗志将会被激起。《朝日新闻》向读者保证：“我们为本土决战进行的军力积累不会被敌人这样的攻击所打断。相反，这将会激发我们的斗志，以及消灭敌人的决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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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岛的指挥所棚子里，李梅在地板上踱着步，等候着前线的消息。大部分幕僚都睡了，但李梅却没睡。他一边抽雪茄，一边喝可口可乐。他告诉麦凯尔韦少校他睡不着：“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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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时间凌晨2点前不久，第一份“炸弹已投下”的电报发了回来。消息令人鼓舞，飞机损失看起来要比预期的少。七个小时后，第一架返航的B-29落地，飞行人员报出了他们的结论：“东京就像松树林那样着了火。”[94]任务领队鲍尔将军返航时带回了正在蔓延的大火的照片。一艘位于本州岛南部海岸足足150英里外的美军潜艇报告说海平线上升起了浓烟。三架B-29照相侦察机在3月10日中午飞到东京上空，在晴空下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当天深夜，空袭后的照片被送到了关岛的作战控制室，摊放在电灯下方的桌子上。照片显示，沿着隅田川两岸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损毁区域，覆盖大约16平方英里的城区。李梅叼着雪茄，脸上“毫无表情”，趴在桌子上，指着照片中的损毁区。“这里全毁了。”他说。他的手指顺着灰白色的带状地带滑动着：“这里毁了——这里——这里——这里。”[95]在起飞的334架“超级堡垒”中，只有14架未能返回。损失率4.2%，低于此前任务的累计平均值。鉴于李梅和他的飞行人员担心损失会骤增，320架飞机安全返回的结果也算是一个惊喜了，这证明了李梅关于日方将会措手不及的理论是正确的。（战后，美国人才知道日本战斗机在狂暴的上升热气流中无法控制；它们甚至无法接近B-29，更不用说攻击了。）机组人员士气高涨，尤其是在他们看到航空照片显示敌国首都的1/5化为灰烬之后。这些照片被放大，标上箭头和注释，钉在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办公室和任务简报室里的公告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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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急于赶在日本人拿出对策之前立刻再来一次闪电攻击。他想要他的飞机在返航当天，也就是3月10日夜晚前去空袭名古屋，但这是不可能的。奔赴名古屋的第一批飞机在3月11日下午升空，此时距离空袭东京的最后一批B-29返航刚刚过去30个小时。空袭名古屋又是一次“全力尽出”的任务：313架B-29起飞，286架抵达目标。战术和两晚之前在东京时如出一辙。攻击者投下了1 790吨燃烧弹，略少于东京的投弹量。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风速较低，建筑密度较低，消防队的反应也更有效——名古屋没有遭受东京那样的大灾难。数以百计的起火点未能汇聚成一整片大火场，它们烧毁了“仅仅”2平方英里的城区。但是，只要别按前一次东京的标准，名古屋的大火也堪称毁灭性灾难。城市多处最重要的工业目标受损或完全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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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连飞了两次15小时的任务，查尔斯·菲利普斯自打受训飞行以来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疲惫过。“两个晚上之前我们就见识过了这种大火，”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因此看到像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陷入火海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次和上回一样令人敬畏。和上次一样，我们低下头，数着被我们抹平的一个个街区。城市成了地狱。浓烟翻滚而来，我们坐在飞机里都能闻到名古屋燃烧的气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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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3月13日的火攻目标。204架“超级堡垒”飞到城市上空，从低空投下2 240吨燃烧弹。浓云遮盖了城市，但这并不影响雷达轰炸的精确度，此番轰炸比先前“更加密集，更加集中”。[97]大阪城区9平方英里的区域被烧成白地。被摧毁的重要目标中包括了大阪兵工厂，日本陆军1/5的火炮炮弹便产自这里。大阪上空的上升热气流比四个晚上之前的东京更加凶猛。有一位飞行员形容说：“巨大的蘑菇状浓密黑烟几秒钟内就升腾到5 000英尺的空中。”第313联队有一架B-29名为“颠倒号”，这个名称真是名副其实，它被风暴掀了个底朝天，机组人员都被倒挂在肩带上。[98]它向下俯冲了1万英尺——几乎栽到了地面上——飞行员才重新控制住了飞机并返航，最终安全回到基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只损失了2架B-29，另有13架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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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夜，307架B-29轰炸了神户，一座大型港口和工业中心，日本第六大城市。2 300吨燃烧弹烧掉了3平方英里的城市。日军战斗机的反击比此前几次空袭都更猛烈，但这些截击机也无力发动有效攻击，只有3架B-29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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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闪电”空袭，是19日夜再袭名古屋。290架“超级堡垒”向这座城市扔下了2 000吨炸弹。机群向更小的一片区域更密集地投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马里亚纳群岛弹药库里剩余的几乎所有燃烧弹全都装到了飞机上。空袭又摧毁了名古屋3平方英里的城区，击伤或摧毁了诸如名古屋兵工厂、货运码头、爱知飞机发动机工厂之类的多处高优先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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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的“闪电”火攻空袭到此便暂时告一段落。参加战斗的所有人——机组人员、后方参谋和地勤人员——都累坏了。必须要暂停一阵子了，否则技术事故就会成为大问题。不仅如此，马里亚纳群岛储存的所有燃烧弹在五次空袭中用得一干二净，补充弹药还要从海路运来。这段时间里，B-29机队不得不回到拿通用的“铁炸弹”进行传统轰炸的老路上。4月中旬之前是不可能恢复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了。在这一间隙里，B-29机群还被强行要求去支援“冰山”行动，即冲绳登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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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天时间里发动的5次“全力尽出”燃烧弹轰炸中，B-29机群总共出击1 595架次，向日本投下了近1万吨炸弹。空袭在4座日本大城市中烧毁了32平方英里的城区。首次用燃烧弹夜袭东京时，美军出动了334架飞机，这几乎是此前空袭飞机数量的2倍。几乎在一夜之间，第20航空队的攻击能力就从50架飞机的级别骤增至300架。机群来回一趟要3 000英里，还要在仅仅1英里的高度飞越日本防空最严密的空域，而美军的累计飞机损失率只有1.3%，空勤人员损失率0.9%。在5月至6月间，火攻日本的作战还将以更大的规模重启，损失率还将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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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弹空袭的大获成功，维护并巩固了第20航空队在参联会直接掌控下的独立地位。B-29未来将会执行一些战术任务——最主要的是轰炸九州岛的机场以支援即将到来的冲绳战役——但是李梅现在有了充分的信心，坚持自己应当获准去继续完成抹平日本城市的使命。他计划把他的空勤人员和飞机压榨到极限。他告诉华盛顿的上级，自己的部队到1945年8月时将能够每月出击超过6 000架次。数年后，他觉得如果当时海军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援，保证他的B-29能够以最大力度不间断地空袭日本，这个国家可能等不到1945年8月就会投降：“我想这或许是有可能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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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鼓励人们从东京和其他城市疏散。现在这一行动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了。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除了离开城市，他们别无选择，其他许多人出于对灾难再临的担心，也加入了撤离的人流。从1945年1月到8月，东京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一半。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全国离开城市（如果还能称其为城市的话）的逃难市民可能超过1 000万人。在城市的工厂中，经理们千方百计阻止工人旷工。东京消防总队给出了确信无疑的意见：首都在这样的空袭面前毫无防御能力。日本人关于必须坚守岗位并救火的原则被抛弃了，无论市民还是当局皆如此。他们现在意识到，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逃，空袭警报一响就赶紧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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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支武装车队载着裕仁天皇开过了皇宫的护城河，天皇视察了被烧毁的“下城区”的废墟。新闻报道中也不得不很直白地承认，空袭造成的损失“不轻微”或者“相当大”。[100]但是日本政府到处都有眼线，大部分日本市民都清楚要闭嘴。“看起来还不算太坏”，在左邻右舍和陌生人之间，只有这样说才安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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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nold signed Marshall COMGENAAFPOA to Richardson for Harmon Info CINCPOA,Dec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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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se Who Witnessed Series—How Civilians Viewed the War,” NHK television documentary,accessed January 4,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JH2UzYrLw; Okumiya,Horikoshi, and Caiden,Zero!,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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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ar History of the 5th Air Fleet,” February 10, 1945, to August 19, 1945, Library of Congress,Japanese Monograph Series, No.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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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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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 Ciardi,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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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bid.,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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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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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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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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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tsuo Kato quoted inTime—LifeBooks,Japan at War,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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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amashita,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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