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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足够质量的武器级裂变物质铀和钚最终在橡树岭和汉福德造了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确信到当年年中时能够拿出三枚炸弹来——一枚铀弹和两枚钚弹。由于聚爆装置存在失败风险,他们计划在1945年7月对第一枚钚弹进行试验。(由于对铀弹上简单的枪式起爆装置能够按设计启动充满信心,他们觉得它已不再需要更多试验。)因此,在命运的安排下,最初的原子弹将在德国战败之后和日本战败之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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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任总统之前,杜鲁门就听说过曼哈顿工程这回事。1943年,他还是代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被称为“杜鲁门委员会”)来调查军事工业中的浪费和腐败问题,他们曾要求提供关于田纳西和华盛顿那些在建神秘工厂的信息。史汀生部长拒绝了他,只说这是一项最高机密的武器项目,涉及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杜鲁门也就识大体地同意不再深问。当副总统的时候也没人对他说起这事,这遵循了该项目中严格执行的“非必要不告知”的限制原则。1945年4月,他第一天当上总统就听取了史汀生的口头报告,得知了这个秘密行动正在制造“一种具有几乎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新型炸弹”。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杜鲁门从詹姆斯·F.贝尔纳斯那里了解到了更多情况,这位贝尔纳斯原来是负责战争动员的专员,不久后将被任命为国务卿。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于这种威力或许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炸弹的设计草图感到“大惑不解”。[69]4月25日,他听取了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此后他被晋升为少将)关于此事的正式详细报告,他们还对总统提出的许多相关问题逐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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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武器和原子能及其在战时、战后的运用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获得相关的建议,杜鲁门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工业界和科学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临时拼凑的团队有个名副其实的名称,叫“临时委员会”。当然未来会组建更正规的机构来负责此事,但在眼下,保密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在已经了解此事的人员中选出一个小组来。史汀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斯也是成员之一;其他人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卡尔·康普顿、拉尔夫·巴德(福莱斯特的副海军部长),以及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委员会下辖的科学顾问团是其子机构,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恩里科·费米都为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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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场白中,史汀生要求委员们从大局上思考摆在面前的问题:“这一领域到目前的进展都是战争的需要带动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一项目的应用范围将会远远超过当前这场战争,这是很重要的。”[70]1945年5月31日和6月1日,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会,并一致同意应当使用这种新型炸弹来对付日本,“越快越好”。[71]正式提交给总统的建议稿还要再等几天,但是会议纪要体现了大家的共同观点:“我们不能向日本人发出任何预警,我们不应打击人口密集区,但是我们应当争取给尽可能多的居民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科南特博士提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座重要的军工厂,其中有大量的工人,周围满是工人住房。”[72]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目标选择工作被交给了“目标选择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格罗夫斯将军和曼哈顿工程的若干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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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至8月间美国领导人的重大政治决策之纠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单纯的军事战略与更高层次上的外交政策问题融合到了一起;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考虑的事情都转向了战后新秩序。美国总统的幕僚们整天整天地就雅尔塔协定与斯大林斗法,探讨德国的占领和重建问题,法国的夏尔·戴高乐的政治主张,再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他们刚刚开始考虑亚洲的前途问题,包括前日占区的地位,英国殖民地的命运,中国革命,盟军占领之下日本的未来,以及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东京命令日本海外占领军放下武器,他们是否会照做?会不会即便在日本本土屈服之后,盟军也还是要打上一仗来消灭他们?主要决策都面临着时间和局势的压力。这些事务都由一小群文官和军官来操持,其人数不为人知。他们都已在沉重工作的负担下挣扎多年。有时候,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总统的人长期觉得身心俱疲,压力巨大。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都是“在外面”制定的,也就是在德国波茨坦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他们这位初任总统的总司令还没有为自己的新岗位做好准备,工作经历也不够长,达不到其前任那样的专业性、自信心和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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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是否允许裕仁保留皇位的问题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分成了两派。曾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驻东京大使,现在担任副国务卿的约瑟夫·C.格鲁支持美国的主流民意,就是要让日本天皇作为战犯受审。他的公开言论满是鹰派的调子,他对广播听众说,和日本商谈投降条款等同于“给杀人犯宽限时间,用人命去商谈背叛”。[73]格鲁厌倦了可能将盟国拖入漫长谈判的外交往来。但是私下里,他也认为裕仁必须在战争最后阶段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只有他拥有要求所有本土和海外日军放下武器的权力。格鲁告诉一名记者朋友,昭和天皇发布的敕谕“是可以利用的,这或许可以挽救数万名我方战士的生命”。[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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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波茨坦公告》之前的讨论中,大部分美国领导层人士(包括杜鲁门)都倾向于告诉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不会危及其皇室。在6月的参联会和内阁会议上,大家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把天皇留作伙伴或傀儡是符合美国和盟国利益的。但是这样一份声明却总是在具体用词方面引发争执。所有人都不愿为破坏他们前总司令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承担责任。为了避免突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在美国和盟国的公开声明中删除了所有提及天皇及其皇室的部分。这一状况直到1945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才有所改变,此时广岛和长崎已经落下了原子弹,而日本尚未最终投降。美国直到这时才明确保证不会去触碰裕仁。最后,正如格鲁沮丧地说的那样,美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然后投下了原子弹并接受了有条件投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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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开会时,史汀生、福莱斯特两位部长和参联会的四巨头陈述了他们的总体对日战略。对日本本土列岛的封锁已经开始,而且还会加强,因此大家可以指望日本在登陆九州之前投降,或至少在次年春天登陆本州岛之前投降。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围绕11月1日登陆战进行的计划制订和后勤筹备工作都必须立刻着手准备。马歇尔提出,“奥林匹克”作战“对于绞杀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收紧海空封锁,同时为在关东平原展开的决定性的“冠冕”登陆战提供一个后勤支点。金上将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也认同当前继续全方位推进“奥林匹克”和“冠冕”作战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他相信“依靠海空力量就足以打败日本,登陆是不必要的”。[76]莱希也提出登陆日本既不必要也不可取,但是他并不反对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订计划。最后,杜鲁门批准了“没落”计划,并签署命令,从欧洲和美国本土调集所需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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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最纠结的问题之一是,是否还想要苏联参与远东战事。罗斯福总统当年花了很大力气才让斯大林承诺加入对日作战;在1943年至1944年间,这或许是与莫斯科的外交中优先级最高的事项。但是到了1945年6月,东西两方阵营将在未来几十年里长期全球对峙的前景已经明朗,美国阵营中的许多人开始质疑是否需要甚至是否想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参战固然更容易迫使日本投降,但这也会让红军占领很多战略性区域,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在东亚出现一大块苏联的地盘可能会大大增强苏联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力。麦克阿瑟后来宣称,他在获悉苏联已与美国达成对日作战协议之后“感到震惊”:“依我看来,我们不需要让苏联在1945年加入战争。”[77]金和艾森豪威尔也各自建议总统不要允许或邀请苏联参战。[78]新任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早先倾向于请求苏联参战,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鉴于苏联人在东欧的表现,贝尔纳斯不相信他们;他认为现在也不需要苏联人了,因为觉得原子弹足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79]贝尔纳斯的助手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最终击败日本要尽快,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就会投降,这样苏联就无法深度介入这场屠杀和获得对东亚指手画脚的地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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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对于波茨坦之行并不满意,他不太想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参联会和内阁一致认为总统必须到场。于是杜鲁门乘坐火车从华盛顿来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在那里登上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进行八天的跨越大西洋之旅。在火车上,他给妻子写信说“这一趟旅行让我蓝到发紫[81]”。[82]他的随行人员以莱希上将和贝尔纳斯国务卿为首,还有一大群军队助手和政府助手。(贝尔纳斯设法把他的竞争对手亨利·史汀生赶下了船,史汀生后来乘飞机前往欧洲,在波茨坦和大部队会合。)7月15日,“奥古斯塔号”抵达安特卫普。杜鲁门一行人乘坐一支40辆车组成的车队前往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机场,之后飞过疮痍满目的德国废墟,前往柏林南边的波茨坦,一座普鲁士时代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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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主要讨论在当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中悬而未决的欧洲问题,包括德国—波兰—苏联的边界问题,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分区占领问题,以及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是否占有主权的问题。而关于对日本的最后打击,以及主导战后亚洲局势的相关安排,只在主要议程之间见缝插针地讨论,大部分是巨头们的非正式会商。丘吉尔也来到了波茨坦,但是在会议的第二个星期,他却被换成了新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后者的工党在1939年以来英国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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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是在苏联占领区内,会议自然就是斯大林做东。正式会谈在塞西林霍夫宫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这里曾是王公的住所。与会各方的达官贵人们住在附近巴贝斯伯格镇的一些豪宅里,而这些豪宅的主人则被枪逼着赶了出去。杜鲁门一行人住进了国王大街上一座被粉刷成白色的三层小楼里,美国人称这里为“小白宫”。小楼里到处都安装了窃听器,服务人员中也有几个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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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比其他人晚来一天。7月17日中午,他提前来到“小白宫”会见了杜鲁门。两位领袖热情地握住双手,相互咧嘴大笑。斯大林介绍了他的政府正在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他们打算为即将开始的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军的进攻商定条款。杜鲁门对此不置可否,这一姿态或许令斯大林感到失望;这位苏联领导人原本期望美国总统能向苏联发出参加远东战事的正式请求,给他一个撕毁与日本之间中立条约的借口。但是杜鲁门和他的政府并没有打算满足斯大林的愿望,因为此时已经很明显,他们对苏联介入战争的后果感到担忧。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美国态度的新变化,并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一张便条上提到了此事:“已经相当明显,美国目前并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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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三位一体”行动,也就是第一次核试验选择的地点是洛斯阿拉莫斯以南200英里外,新墨西哥州沙漠深处的一片荒原。核弹将被放置在一座100英尺高的铁塔顶上引爆,其坐标位置被命名为“零区”。铁塔的6英里外建有一座用粗大原木垒砌而成并覆盖着厚土的指挥地堡,试验人员的营地则在10英里外。试验被安排在1945年7月16日拂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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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针指向“零点”,沙漠中黑暗而寒冷。铁塔近旁探照灯的光束撕开了低垂的云层。在营地南边一座沙坡上的观察所里,科学家、记者和访客们喝着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咖啡,不停地跺脚取暖。他们互相传递着两个双筒望远镜,轮流观察远处被照得雪亮的铁塔。一名陆军中士走进来,借着手电筒的光宣读了要求:当两分钟倒计时开始时,观察人员要卧倒在地面上,脸不要朝向铁塔。爆炸之后,他们可以转过头来看铁塔上方的云层,但是不要直接凝视火球,以防伤害眼睛。对于那些不要命也要看爆炸的人,上面发了黑玻璃,要求这些人把黑玻璃挡在面前观看。他们都要穿上长衣长裤以保护皮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一瓶瓶防晒霜被发了下去,人们把它抹在自己暴露的脸上和手上。他们要保持卧倒姿势,直到冲击波过去:“像这样低伏在地面上可以降低爆炸带来的危险,飞石、玻璃和其他东西可以从爆炸点直接飞到你们这里。”[84]所有汽车的窗户都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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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能安全站起来的时候,会有警报提示。那时所有无须留在这里执行任务的人都要立刻返回营地,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大巴。这一区域将要疏散人员,直至完成辐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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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哈顿工程初期,物理学家们曾仔细考虑爆炸规模可能会远超他们计算结果的危险。有人担心巨大的爆炸可能会引燃地球大气中的氮气,甚至可能会毁灭这个星球。当然后来的计算似乎推翻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晚在沙坡上观察所里的恩里科·费米还是玩了一手黑色幽默。他提议下注赌这枚核弹引燃大气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真的引燃大气,被毁灭的是新墨西哥州还是整个世界。他的同事很可能答道,无论结果如何,赢的钱谁都拿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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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地堡里,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带领着一个大约20人组成的技术组和通信组。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挤满了电子设备和无线电台。他们对当晚的天气忧心忡忡。云层中时而会出现一道闪电,天气预报称南方有阵雨。一个气象小组和正在头上盘旋的装有特殊设备的B-29气象侦察机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如果风力过大而且风向不对,那么致命的辐射尘就有向东飘浮300英里落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风险。但是在破晓前一小时,他们确定气象条件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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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试爆还有20分钟时,“零区”升起了第一枚红色警告信号弹,之后还有数枚这样的信号弹将要升空。此时留在铁塔周围的所有人都乘上吉普车离开此地,开往地堡。无线电中有一个僵硬的声音在报时。在地堡里,人们趴在各自的仪表板上。气氛十分紧张,时间仿佛凝滞了。科南特博士说他“从来没想过一秒钟会这么长”。[85]奥本海默没有说话,甚至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他透过地堡那暗到几乎不透光的蓝色窗户凝视着外面,手扶着一根木桩,以支撑自己的身体。还差10秒试爆时,一枚绿色信号弹升起,随后穿过“零区”上空的云层缓缓落下。这最后的10秒钟如同永远那么长。无论他们怎么看待作为武器的这枚炸弹,这些科学家都已把数年光阴投入它的制造中,为此赌上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声誉;他们还说服了山姆大叔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拿来为此付账。有个见到这一幕的人评论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或是有无信仰,“都可以肯定地说,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在祈祷,比以往任何一次祈祷都更努力”。[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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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5时30分,秒针指到了0,大喇叭里传来声音:“开始。”起初是一个刺眼的白色光点,几乎转瞬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直径半英里的小太阳,如同照相机的闪光灯那样明亮,连黎明前的黑暗都被巨大的光芒驱赶得无影无踪。转眼间,地平线以内的整个沙漠都被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大部分光芒被吸回到爆炸的旋涡之中,至少在观察者眼中是如此的。随后,巨大的火球升入天空,仿佛液化了一般,变成了翻滚的霓虹,金色、绿色、橙色、蓝色、灰色和紫色,幻化成了迷人的万花筒。火球垂直延伸,变成了一根烟火交错的巨柱,穿透云层,升腾到1万英尺、2万英尺、3万英尺高空。烟柱顶上出现了一片蘑菇云,其高度后来估算达到了4.1万英尺,而蘑菇云的根部仍然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尘,如同镁光般明亮,但是更加多彩。方圆40英里内的新墨西哥荒原被笼罩在蓝紫色的光芒之下,所有山丘、沙坡和沟壑都被照得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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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堡、观察所和营地里,人们都站了起来,像小孩子那样互相拥抱,拍打后背,握手,大声欢呼,大笑着手舞足蹈。奥本海默脸上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聚爆式钚弹起爆装置的设计者奇斯佳科夫斯基博士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设计行之有效,他高兴地一把搂住奥本海默,发出了胜利的吼叫。有人对格罗夫斯将军说:“结束了。”格罗夫斯答道:“是的,等我们把两枚炸弹扔到日本之后。”[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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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坡上,绝大部分观看者在等候冲击波抵达时都将要他们卧倒的告诫抛诸脑后。爆炸45秒后,眼前幻境般的世界仍然保持着寂静——他们能感到热量扑面而来,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最后,声音还是来了,那是一种连续、可怖、粗重的轰鸣,伴随着一阵狂暴的热风,脚下的大地也在颤抖。大地的回声融合成了一阵阵逐渐变响继而衰弱的声波,持续了很久才告消失。有人觉得和他们亲眼看到的壮观视觉效果相比,这冲击波并不算强,甚至有点虎头蛇尾。这固然没错,但其原因仅仅是他们距离“零区”太远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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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最初的胜利欢呼之后,观看者们很快平静下来,开始思考。欧内斯特·O.劳伦斯记得自己“带着敬畏招呼所有人安静下来”。[88]对于奇斯佳科夫斯基来说,核爆炸是“最接近人们所能想象的审判日的事情。我确信,在世界终结之时——地球存在的最后一毫秒——最后一个人将会看到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一幕”。[89]当他们乘车离开试验场时,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探出了头。菲利普·莫里森发现太阳照在脸上的热感和此前爆炸时如出一辙。他说,这天早上“我们有两次日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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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北边的圣菲市,西边的银城市,还有南边的埃尔帕索市,都能看见核爆的闪光。在“零区”北面175英里外的阿尔伯克基,早起的市民们停下了脚步,想要知道南方地平线上的那道闪光到底是什么。根据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就连城中一名失明女童都喊了出来:“那是什么?”[91]为了平息这些难以回答的询问,格罗夫斯安排附近阿拉莫戈多航空兵基地的指挥官发布一份声明,称基地的一座弹药库发生了爆炸。[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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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试验次日,几个勇者回到“三位一体”基地去观察爆炸的影响。他们携带的用来测量放射性的便携式盖革计数器狂叫不止,他们干脆将其关掉。为限制在辐射中暴露的时间,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钟原则”:每个人只能进入基地一次,只能停留十分钟。在距离“零区”一英里处,沙漠中的灌木被烧焦并倒向远离爆点一侧;离得更近的植物则被完全烧掉。原先铁塔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直径1 200英尺的浅坑,坑底有一堆碎屑。地面变得平整而光滑,其中能看到一些发绿的线条:沙子都被变成了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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