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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8月8日，铃木首相召集“六巨头”再次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却被告知有些人因忙于其他工作而无法参加。这样，首枚原子弹爆炸后的整整48小时就这么被浪费了，日本的政策连做出调整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决策委员会凑不足人数。但日本政府还是再次向莫斯科发出了急切的恳求。他们仍然没能发现苏联正在为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做准备。东乡给佐藤大使发电报，询问苏联人是否有做出答复的迹象。几个小时后，佐藤回电，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终于同意在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5点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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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整个首都此时都处于翘首以盼的状态中，期待着苏联那边能传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或许能让日本通过外交途径退出战争，从而得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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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应约准点来到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办公室。这位日本大使刚刚开始他的礼节性问候，莫洛托夫就打断了他，请他坐下，说自己有一份正式声明想要宣读。莫洛托夫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宣读苏联的对日宣战公告，时不时停顿一会儿，以便翻译。他说他的政府是在应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政府之请求而行事，这些国家邀请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此举是为了“令和平更快到来，使人民免于承受进一步的牺牲和痛苦，并让日本人有机会避免像德国那样由于拒绝无条件投降而遭受危险和毁灭”。[38]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从第二天，即1945年8月9日起，视为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没有就取消苏日中立条约一事给出任何解释或者理由，这一条约原定于次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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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礼节，佐藤感谢了莫洛托夫为缔造和平而倾注的努力。这位大使拿到了文件的一份复印件，并被请出了大门。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即将到来的战争行动开始时间应当以哪个时区为准。佐藤或许觉得莫洛托夫指的是莫斯科时间8月9日——第二天早晨。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是苏联人精心算计过的。莫斯科的5点是外贝加尔时区的11点。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边界上，此时已是午夜，一个小时后就是1945年8月9日了。到那一小时，到那一分钟，苏联战机就会起飞，苏联坦克就会开始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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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个月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苏联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最具压倒性的地面进攻。部队集结地域就在边境线后方，高级前线指挥官也隐姓埋名，穿着低级军官的军服来到战区。随着13.6万节铁路车皮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来回往复，大批部队、坦克、野战炮和其他军用物资被运到了远东。自从三个月前德国投降以来，这一战区苏联红军的实力已经增长了超过一倍，达到大约89个师。[39]日本情报部门却未能察觉到这大规模战役准备和部队调动的任何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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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的计划是，在长达2 600英里的战线上，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同时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三路进攻。为此，苏军新成立了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由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他将依靠一套完整的指挥班子指挥整场战役。西路进攻由外贝加尔方面军负责，R.Y.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麾下的红军部队将穿越艰苦难行的戈壁沙漠和阿尔泰山区，迅速突破至中国东北腹地的沈阳。东路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将在K.A.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下越过小兴安岭，攻占长春，随后杀入朝鲜北部。远东第二方面军将从北面向中国东北进攻，支援两翼的进攻部队。参加此次作战的红军总兵力约150万人，超过该地区日军兵力一倍有余——而且苏军都是机械化部队。红军在欧洲东线血战多年并赢得胜利，此时其实力和作战效能都处于巅峰状态——各个层级老兵众多，装备精良，而且指挥能力卓越。正如一名美国军事分析人员所写的那样：“苏军的作战计划和战争中其他时候一样别出心裁。出色地执行这些计划令其在两个星期内便赢得了胜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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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军的作战计划被称为“中国东北战略进攻战役”，但它也包含了占领朝鲜、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辅助作战计划。进攻千岛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直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才开始，红军部队还将迅速占领岛链的其余部分，其进攻作战将持续至1945年9月2日苏联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还指示红军拿出攻占北海道岛的备用计划。假如日本再晚投降哪怕只是几个星期，其本土最北端的岛屿就要在“铁幕”另一边待上4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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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京方面获悉莫斯科宣战时，苏联红军已经杀进了中国东北。8月9日拂晓时，日本的陆军省和帝国大本营中已经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军官。许多人已经预料到苏联会来进攻，但是没几个人能想到苏联会在击败德国后这么快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一个月前发布的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还估计说苏联人最早要到1946年2月才能在东亚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据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回忆，这次突然袭击“真的到来时，给了大家沉重一击”。[41]在帝国大本营，高级将领们讨论了苏联如果同意恢复中立并协助外交停战的话，可能会开出怎样的价码，并且商量从亚洲大陆撤回所有日军部队。许多人主张，如果苏联真的开价的话，日本应该接受——这显示出日本高层其实知道自己在这一区域的力量是多么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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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来自中国东北的战报之后，事情便很快清楚了，红军以庞大的装甲机械化纵队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动了进攻。这支碾碎过德国国防军的军队现在把自己全部的怒火砸向了业已消耗殆尽的关东军。日本士兵带着一贯的坚韧和勇敢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无法与对手相提并论：兵力、坦克、空中力量、后勤，以及机动性。数十万日本士兵被苏军俘虏，许多人直到战争结束后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多年，充当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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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首相召来了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问道：“关东军能击退苏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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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答道：“关东军毫无希望。”这支曾经精锐的兵团已经把它最好的部队、装备和军火调去增援台湾岛、日本本土和太平洋其他战场。现在它只是曾经那支关东军的“一具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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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罢，铃木长叹一口气。“关东军那么弱了吗？”他问道，“那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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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池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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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对此答道：“完全正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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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1945年8月进攻日本的举动是一连串翻云覆雨的新回合，这些事件始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中立条约。这一密约终结于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突然入侵。莫斯科以类似的方式，在1945年6月至8月间一直在和东京玩外交哑剧，为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打掩护。苏联直到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前整一个小时才把宣战书发给日本，这可以看成是1941年日本背信弃义偷袭珍珠港的间接报应了，偷袭珍珠港也是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筹划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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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看来，苏联进攻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危局还只是问题的一半，而且还不一定是更重要的那一半。议和派可是把外交停战的所有鸡蛋都装在了这一个篮子里。莫斯科的突然宣战浇灭了他们最后一点通过和平谈判保留一部分日本主权的希望。现在，日本投降的时机将会直接影响到苏联在战后对日占领中的地位。池田纯久在和铃木首相谈话时表达过他的观点：“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他的意思是，日本此时面对着如此困境：自己越晚认识到投降的必要性，苏联要求参与统治日本的危险就越大。比起向西方势力投降，日本政府中的许多人更担心苏联影响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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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臣东乡召集了外务省的高级幕僚，说自己将要提议立刻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还要附上单方面声明，和平“不应对皇室地位造成任何影响”。[43]和铃木及米内会面后，东乡此举提前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米内对海军部的一位同僚说，对广岛的轰炸和苏联参战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它们创造了一场或可用来打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僵局的危机，也为军方提供了一个接受战败而保全颜面的台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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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军的进攻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在提尼安岛第509混合大队营区起飞线旁的一个煤渣砖仓库里，第二枚原子弹正在进行作战准备。“胖子”是一枚大个头的炸弹，名副其实。弹体中部短而肥，外形就像个鸡蛋——或者如任务指挥官查尔斯·斯威尼所说，像个超大号的挂壁球。这枚炸弹重量超过5吨，外壳漆成明黄色，弹头上漆有两行缩写字母：“FM1”和“JANCFU”。意思分别是“Fat Man 1”（胖子1号）和“Joint Army-Navy-Civilian Foul-up”（陆海军民联合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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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科学家们在操作11磅重的钚核心时小心翼翼。这东西看似普通，摸起来却热乎乎的，如同活物一般。在仓库里，一块块的钚被放进指定的匣子里。聚爆装置中装有5 300磅重的B炸药，也就是“巴拉托炸药”——这令“胖子”即便不考虑核装药，也是上过飞机的最大的炸弹之一。安装弹上的透镜系统是个精细活儿，专家们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核弹装置组装完成后，钢板用螺栓锁上，外面的插孔插上了绿色安全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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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下午，“胖子”被放在手推车上，由三个人推出了没有窗户但装有空调的绿色煤渣砖仓库。他们用螺栓把尾翼固定到炸弹尾部，然后把它推到一处特制的混凝土装弹槽中。投弹机“博克之车号”就停放在装弹槽上方，炸弹舱门打开。人们极其小心地把炸弹抬升到飞机内部装好。空间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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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蒂贝茨打算继续率领这第二次核轰炸任务编队，并亲自驾驶投弹机，就像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一样。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后来决定不去了，把任务交给了斯威尼。有些人为他的这一决定感到吃惊。斯威尼来自马萨诸塞州北昆西市，是一名25岁的陆军少校，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极具天赋的飞行员，可能是第509混合大队中仅次于蒂贝茨本人的第二优秀的飞行员。（加入第509大队之前，斯威尼曾被指派教寇蒂斯·李梅将军驾驶B-29。）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驾驶的是担任仪器载机的“大艺术家号”。然而斯威尼没有在德国上空飞过，实战飞行经验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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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任务的首要目标是小仓，这是位于九州岛最北端的一座古城和工业城市，面对着下关海峡。第二目标是长崎，九州岛西海岸的一座大型港口和造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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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架飞机的大部分机组人员都飞过广岛那次任务。有些人后来说，他们对于还要投第二枚原子弹感到吃惊。他们都希望一枚原子弹就足以结束战争。“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员阿贝·斯皮策记录了他的失望之感：“没必要再执行更多任务，投放更多炸弹，造成更多恐惧和更多死亡了。上帝啊，连傻子都会这么认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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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是完美无瑕的。与之相比，长崎这一趟出击从一开始就饱受各种混乱和错误困扰，几乎导致任务失败。那句厚脸皮的JANCFU（陆海军民联合惹祸）实在是预言得太准了。炸弹本身的技术问题，投弹机的供油系统故障，会合失败，糟糕的天气，混乱不堪的无线电通信，几乎撞机，还有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上空同样恶劣的能见度。斯威尼不佳的决断能力以及本次任务主武器官不清不楚的指挥关系令这些问题雪上加霜。在“博克之车号”长达19小时的远航中，不少机组成员多次觉得自己要完蛋了，觉得他们的飞机要在海上坠毁或迫降了——提尼安岛上的指挥官们则搞不清投弹机是不是已经连同其珍贵的载运物彻底消失了。最后“博克之车号”还是靠在冲绳紧急迫降才幸免于难，那时候它的发动机已经开始冒烟，飞机还差点撞毁了一排停放着的B-24。其中许多事情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世。在真相公布后，参战人员之间随即在媒体上进行了尖刻的相互指责，包括蒂贝茨和斯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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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尼平时驾驶的飞机是“大艺术家号”，广岛任务中他就是驾驶这架飞机担任仪器载机的。他原本要从这架飞机上投掷“胖子”，“博克之车号”担任仪器载机。但是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把仪器仪表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给地勤人员带来很大负担。因此，他们最终决定让斯威尼和他的机组直接驾驶“博克之车号”担任投弹机，弗雷德里克·C.博克和他的机组则改飞“大艺术家号”。《纽约时报》杂志通讯员威廉·劳伦斯被指派乘坐仪器载机参加此次行动，却没人告诉他这一调整，于是他在后来广为阅读的报道中称是“大艺术家号”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一错误在战后还被许多历史著作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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