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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副驾驶打开舱盖，射出了8枚信号弹。每一枚信号弹本身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告诉塔台“博克之车号”起火、燃油耗尽、机上有伤员等。但这一回，所有信号弹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机场的注意，在这方面他们成功了。当“博克之车号”最后飞临跑道时，所有其他飞机都让了路。右侧外发动机喘振着，噼啪作响，停了下来。斯威尼说：“我此时就像脱轨的列车车厢一样直冲了出去。”[61]他保持着空速不降，瞄准了跑道正中央。“博克之车号”重重地落在跑道上，向上弹了25英尺，接着跌回地面。左侧外发动机也熄火了。他的空速过快，达到每小时约140英里。飞机开始向左偏航，飞向一处停满了B-24轰炸机的停机坪。斯威尼随即开始反转螺旋桨——这种功能只有第509混合大队的飞机具备——以进行紧急刹车。“博克之车号”重新对准了跑道中心线，最终停了下来。当飞机开到滑行道上时，第三台发动机也停转了。斯威尼关闭了第四台发动机，踩住了刹车。他瘫在座位上，筋疲力尽。剩下的滑行就交给拖车了。此时“博克之车号”的油箱里只剩下7加仑燃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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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航空队指挥官詹姆斯·杜立德将军目睹了这次狂暴的降落。他一度确信这架飞机要坠毁了。后来斯威尼向指挥官报告，解释了他此次任务的内容。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正是轰炸日本的首尾。1942年4月第一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是杜立德率领的，斯威尼则刚刚扔下能够标志战争结束的那枚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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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堂里饱餐一顿之后，“博克之车号”的机组重新登上已经加满燃油的飞机。他们还要再飞行5个小时，返回提尼安岛。晚上10点半，飞机降落在了提尼安岛北部机场的A跑道上。这次任务持续了19个小时。机场上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媒体，也没有任何庆祝。斯威尼被蒂贝茨和李梅抓去盘问了一番，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决定糟糕透顶，几乎毁掉了任务。他们也围绕是否应该把他送上调查庭而进行了争论。但最后，他们决定不管了。至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长崎的轰炸成功了，他们也乐得保持这个状况。那些让“博克之车号”几乎毁灭的可怕细节直到几十年后才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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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方面，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当天上午的一次长会中，“六巨头”发现自己分成了早已习以为常的3 ∶ 3两派，相持不下。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三个强硬派也认为战争必须要结束了，他们“原则上”同意外交大臣东乡关于向盟国求和的提案。但他们还是坚持要附带几个条件。阿南将军发誓说，他和陆军决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他指出，日本可能会进入无政府状态，甚至有内战的危险，这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威胁。和往常一样，他得到了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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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点半，他们还在讨论之时，收到了长崎被另一枚原子弹攻击的消息。但是这一坏消息并未解决会议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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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时纠缠不清的争论之后，两派在以“单条件”还是“四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所有六个人都同意盟国必须保证保留天皇和皇室。议和派的东乡、铃木和米内主张这应该是唯一的条件，他们警告说，任何更多要求都无异于拒绝《波茨坦公告》，战争就会持续下去，直至日本毁灭。但是强硬派还坚持提出另外三项条件。首先，日本领土上不能有外国占领军；其次，海外的日军部队应当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撤回本土并复员；最后，战犯要由日本自己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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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下午的内阁全员紧急会议上，米内大将直言不讳道，日本已绝无可能击退盟军向日本本土的进攻。阿南则反驳说，陆军有信心在盟军突击登陆时给予其重大杀伤，这样一击应当至少能带来更有利的和平条件。阿南还补充道：“我们将以‘一亿玉碎’摆脱绝境。”[62]几位文官大臣指出了陆海交通、燃油储备、经济和农业方面的糟糕状况，强调已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掌管司法的内务大臣警告说，如果让公众知道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社会秩序可能会崩溃。到当晚8点，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外的所有大臣都申明了自己的意见。6人支持东乡的“单条件”回应，4人举手支持强硬派的“四条件”回应，其余的人要么持中间立场，要么保证支持首相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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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这种僵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日本人已经在按照习惯使用“根回”的方法（刨根问底，寻找共识）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最重要的讨论都发生在各位大臣之间的一对一商谈，以及皇宫中。铃木首相和木户侯爵均多次单独入宫觐见裕仁，让他随时了解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讨论进展。几位“重臣”（这类人都是“高级政治家”，包括所有日本前首相）前来面见木户。和木户关系很好的前外相重光葵从乡下老家被召回来，准备接替东乡的位置。整个下午，几位皇室成员也积极活动了起来。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起初支持“四条件”回应方案，但他逐渐被议和派的分析所说服，到这一天结束时，他已坚定地站在“单条件”回应这一边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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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队的文官们和内阁中的议和派一起在幕后运作，策划将投降的决定交由“圣裁”。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请“六巨头”在一份同意进宫举行正式御前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迫水似乎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的强硬派相信，他们只要把观点呈给裕仁就可以达到目的。假如他们担心圣意会直接打破僵局，他们就会拒绝签字，这会议也就开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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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前不久，这场历史性的深夜会议在皇宫地下室一处拥挤闷热的防空洞里举行。所有与会人员都穿着正装，或者穿军服并戴白手套，坐在电灯下的木椅上。天皇穿着军服，面向他们而坐。他的背后是一面镀金屏风。迫水大声朗读了《波茨坦公告》。两套备选的回应文稿——议和派的“单条件”接受文稿和强硬派的“四条件”接受文稿——被分发给了所有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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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首先发言。他话说得很重，重申了从这天一早就一直坚持的主张。他说，除了以保留天皇地位为仅有的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再无其他现实道路。再增加一连串条件无异于直接拒绝盟国的条款。那样的话谈判还没有开始就会结束，日本就只能在彻底毁灭或者（更加颜面无存的）接受完全无条件投降这两种灾难之间选择了。阿南则愤怒地咆哮道，日本陆军还没有被击败，在本土作战中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战术优势。应当允许陆军去击退入侵者；打完了这一仗，政府就有资本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条件。米内轻声细语地支持了东乡的观点。两个军种的参谋长梅津和丰田则说他们赞同阿南，虽然看上去两人都没有阿南那样的信心。木户侯爵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都站在“单条件”接受公告这一边。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屋里所有人都发了言。铃木没有表态，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自己成为调停人，而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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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年事已高的首相站起身来，面向他的同僚。“诸君，”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几个小时而没有达成决议，而且也看不到形成共识的希望。诸君都很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连一分钟都浪费不起。”接着他转向天皇。“因此，我提议，乞陛下圣断，将圣谕作为本次会议的决议。”[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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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既不合宪法，也无先例可循，强硬派对此震惊不已。裕仁极少亲自出手打破其内阁的僵局。他上一次如此违规用权是在1936年2月陆军军官叛乱期间。这个时候阿南一伙人本可以流程不合规为由提出反对，在天皇发声之前强制休会。但是此举会在现人神的天皇面前有忤逆之嫌。这还会致使政府垮台，从而加剧眼前的国家危机。可能此刻他们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可能正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强硬派实际上也希望天皇裁决投降，因为他们也知道再无其他可行的选项了，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天皇的明确圣裁才能让他们那些难以掌控的下级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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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了一下情绪之后，裕仁低声开口了。“我同意外交大臣提出的第一种方案。”他说。他对于陆海军如此众多忠勇将士的牺牲和日本人民在空中轰炸之下遭受的苦难深感痛心。但是若不接受盟国条款，则唯有国家毁灭一途，还将让整个亚洲和世界遭受更多苦难。对于陆军提出的本土决战，天皇则直接说他对他的军队指挥官已丧失信心，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和实际表现之间总是有天壤之别”。[65]裕仁说，到了这个时候，要“忍所难忍”——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明治天皇的裁决中也有此语，当时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修改第一次中日战争[66]后的和平协定。他祖父此语恰合此刻日本的痛苦境地。日本不得不再一次为了国家生存而忍受颜面扫地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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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铃木说：“圣裁已下，这就是本次会议的结论。”[67]裕仁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无人反对。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人都在“单条件”文书上签了字，包括阿南、梅津和丰田。随后铃木召集全体内阁举行另一场紧急会议，大臣们一致正式批准了这一决议。东乡的外务省开始起草正式的乞降照会，并准备经由欧洲中立国首都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转交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东京时间早上7点，这份文件被发了出去。照会中写道，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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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晚没睡的阿南惟几将军回到了位于市谷的具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的陆军部大厦。他命令各处室主任和幕僚上午9点前来听取指示。会上，他以低沉、严肃的声音公布了天皇的决定。讨价还价的文件已经发给了盟国，他说，根据对方的反馈，陆军要么打下去，要么以保存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震惊的消息引来了一片怒斥。一名年轻军官跳着脚问：“陆军大臣真的想过要投降吗？”阿南用他的短柄手杖敲着桌子答道，在这样的危机下，陆军必须保持团结和守纪，“事实就是和平之事已决，我无话可说。但你们这帮家伙要是心存不满，想要推翻此决定，那就踩着我的尸体过去”。[69]最后这句话阿南绝不只是口头说说，屋里的每个人都看懂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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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波茨坦公告》之时，裕仁就盘算着他必须牺牲掉陆军和海军以保住其国体的核心（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在未来的战后世界中，这一国体将被剥夺其传统的军队“外壳”。留下来的将是一个更纯粹的以神道教国家和天皇万世一系为基础的宗教政权模式。在战后的叙述中，天皇解释说他曾经担心伊势和热田两座神宫的安全。如果有进攻部队在伊势湾登陆并占领了这两处圣地，敌人就将控制天皇的神权之柄——存放在神宫内的三件神器——若如此，“就很难继续保留国家政体”。[70]或许正是这一宗教信仰令裕仁和其他皇族要人警醒起来。如果只有牺牲军队才能保护自古以来的神道教传统，那也只能如此了。按照天皇的“圣裁”，陆军和海军不仅将被解除武装，遣散回家，还将被连根拔除。其领导人将被押上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可能将被关押或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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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令陆军领导人愤怒的是，天皇直白地说他不再相信他们的承诺了。梅津将军绝望地对河边虎四郎将军说：“很久以前，天皇就对军队的作战结果彻底失望了。他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信任。”[71]河边在一篇很长的日记中表示，这一奇耻大辱令他深感痛心，他却也承认天皇的批评是“真实写照”。日本陆军确实毫无希望击退即将到来的对本土的进攻，而陆军的将军们却拒绝面对日本的绝望处境。河边写道：“我被这样的感觉所包围：‘我不愿意投降，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哪怕是面对死亡。’我正是带着这种感觉指导了这场战争中最后的作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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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感内疚的河边虎四郎保证，将尽其所能说服日本陆军上上下下接受天皇的决定。但谁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守住纪律。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五天里，东京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爆炸的边缘。陆军甚至海军的中级军官们跳起来想要阻挠和谈，为他们的全军造反和叛乱创造基础。鹰鸽两派争相通过国内甚至是国际新闻媒体发布观点。外务省官方安排同盟社的无线电台播发一次国际广播声明（英语），题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73]暴怒的陆军军官们随后就想要夺占同盟社的短波广播设备。8月10日晚，陆军省以阿南的名义发出了鼓舞士气的布告，号召部队“毅然决然将扩持神州之圣战战斗到底。纵食草啖泥，潜伏野处，断然作战，深信死中有生”。[74]私下里，阿南告诉海外各地的陆军司令部，和平谈判已在进行，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部队必须“即便可能全军覆没”也要坚持战斗。[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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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者们开列了一份名单。凡是公认支持议和派的内阁官员都要抓捕或刺杀。投降实在是个刀头舔血的事情。有人讨论要占领皇宫，宣布戒严，甚至可能会对天皇进行“保护性监管”。外交大臣东乡的官邸大门前被人扔了一枚炸弹。但议和派显然知道结束战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迫水久常准备了一份天皇诏书的文稿，呈给天皇盖印，木户则在安排一场史无前例的广播，由天皇宣布终战。然而，直到8月11日日终时，盟国政府方面还是杳无音信。如果这唯一的条件被盟国拒绝，那么日本就要打到自己彻底毁灭为止。对于神经紧绷的那几天，外交官加濑俊一后来写道：“连秒针的嘀嗒声都像是在讲述这个行将毁灭的帝国悬而未定的命运。”[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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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照会通过多条途径被送到了华盛顿。首先，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截获并破译了东京和伯尔尼之间的电报，然后沿着指挥体系送交了上去。日本外务省在同盟社安排发送的短波无线电消息在8月10日凌晨被传递到华盛顿。（这一消息成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头版头条，抵消了阿南发给陆军的好战声明传达出的恶劣印象。）当天下午稍晚时候，美国国务院通过驻瑞士大使馆收到了正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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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史汀生部长正在驱车前往机场，他马上要登上飞机，飞往纽约郊外的阿迪朗达克湖区，去享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夏日休假。当消息传来，汽车赶紧掉头把他送回了战争部。史汀生回忆道，当他读到日本请求保证天皇地位的词句时，“很奇怪，这正是我担心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一点”。[77]他在日记里写道，美国国内要求惩罚天皇的政治呼声此时已经危及不流血战胜日本的希望了。居明显多数的美国人想要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根据盖洛普在1945年5月进行的一项调研，33%的美国人想要处死天皇，11%的人说应该把他关起来，还有9%的人说应该把他流放出境。史汀生说，这样的观点在更高层级的政府圈子里也有市场，“这些人对日本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日本天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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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把他的各军种总司令、国务卿、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召集到了白宫。9点，所有人都赶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各方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三个星期前在波茨坦争论时的翻版。国务卿贝尔纳斯担心接受这份声明意味着放弃“无条件投降”的最终目标：“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比在波茨坦时做更多让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参战。”他向杜鲁门警告了此事的政治后果。他说，接受日本的条件将意味着“把总统架在火上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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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和史汀生一看到日本的条件就准备要接受了。莱希说，保留天皇只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付出的一个小代价。“我不是同情小裕仁，但是我确信有必要利用他来保证日本真正投降。”[80]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说时间对盟国不利，因为苏联在亚洲的地盘每一小时都在扩大。史汀生说，红军的进攻决定了美国人在这最后一轮博弈中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赶在苏联人有资格提出关于占领和托管日本本土的任何实质性声索之前，确保日本本土在我们手里，是十分重要的”。[81]苏联人在中国北部边境占领的地盘越大，他们对后续亚洲事务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苏联人对朝鲜的关注也愈加令人担忧，甚至有人开始谈论要派遣一支美军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苏联已经公开要求在对日占领中分一杯羹，可能会采用多国分区占领的方式，就像在德国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洲的未来就取决于东京和华盛顿化解僵局的最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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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福莱斯特突然想到的办法解决了问题。盟国完全不必明确接受或拒绝日本的条件，他说，盟国可以直接给个“确认声明”，展示他们视天皇为从属地位的姿态即可。这样一份声明可以对日本的条件不作答，但含蓄地向日本人保证把裕仁留在皇位上。[82]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贝尔纳斯的答复文件里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至于未来日本政府的组织形式，它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组建。[83]“最高统帅”一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强调执行对日占领的将是一名军官，而非同盟国的联合组织。就在当天，杜鲁门总统确认了那个所有人都期盼了数月的决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担任日本占领军的盟军最高指挥官（S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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