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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叛乱只能夭折。阿南和梅津只要有一个人支持，他们或许就能说服田中加入。如果这三人全都支持叛乱，他们恐怕就不会失败了。但是日军指挥体系最高层的军官们选择了遵从皇命，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下级部队中维持纪律。无论即将面临怎样的审判和艰难的战败，他们认为保持国家的完整性还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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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狂人们想把整个国家拖入让所有人都死光的最后决战中——全民玉碎——就像许多日军士兵在数不清的太平洋岛屿上那样。但是日本人民并不想打这一仗。文官大臣、皇室、皇宫、重臣以及天皇本人也不想。最后，即便是军队最高领导层也不想。在随后的几天里，从宣布投降到占领军到达之间，东京和全国各地的军队基地里时不时有叛乱发生，常常是一群中级军官占领公共设施，或者散发传单说天皇的广播是伪造的。但是没有任何高级军官或文官加入推翻天皇“圣裁”的尝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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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7点，一名NHK播音员提醒所有日本人，次日中午要守在收音机旁：“明天，8月15日中午，将有重要广播。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广播，一亿听众必须认真严肃收听，不得有误。”[99]后来的公告还说这次广播将会有“天皇陛下的玉音”。[100]为确保所有人都能听到，那些通常会断电的社区也都被供上了电。为迎接这次重要广播，从14日晚10点起，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播了，直到放完天皇的录音后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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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军还在垂死挣扎时，那两张黑胶唱片之一被送到了NHK，日本的国立广播公司。在预定的广播时间之前一个小时，唱片被送到了广播工程师手中。东部军的部队控制了NHK总部周围的街道。密谋叛乱者和当局都知道，一旦天皇的声音通过电波发出去，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任何叛乱都不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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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上午，整个日本的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接下来的广播会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听说外国皇室常常会在广播中讲话，但这种事在日本还没见过。很少有日本人听说过“裕仁”这个名字，他们只知道君主是“天皇”。他们连想象这位现人神的“玉音”怕是都办不到。关于银行将不再接受取款的流言四处传播，于是有些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挤兑。有人怀疑战争结束在即，但其他许多人觉得广播的目的可能是对苏联宣战。或许天皇想要勉励臣民战斗到底吧。天刚亮，空袭警报就几乎一刻不停地响了起来，一批接一批的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哈尔西的第3舰队发动了战争中规模堪称空前的空袭。“和往常一样，我们无从知晓真相，”竹山道雄回忆道，“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看见、听见的狭小半径内的事情。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流言蜚语来揣测和总结。尽管如此，我们从报纸上能看出，肯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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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一个村子可能只有一台收音机，因此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到户外某处——一条街上，小公园里，学校操场。在城市里，社区组织把收音机接到大喇叭上。亲朋邻里纷纷聚集在家中。许多工人都下工回了家，好和家人一起收听广播。在工厂、写字楼、学校、兵营里，日本人纷纷聚集在收音机旁，恭恭敬敬的，神情严肃，低着头，帽子拿在手中。还有些人怯生生地跪在地上说：“让我们也听听吧。”NHK的广播寂静无声，只是偶尔会有一个庄重的声音响起来，确认特别广播将在中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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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1时59分，空袭警报喧响了一阵，止住了。听众们屏住了呼吸，街上鸦雀无声。许多地方都只能听见夏蝉的高歌，人们纷纷伸长了脖子，侧耳倾听。在东京的NHK演播室里，一名技师把唱针放到了唱片上，随后站到一旁，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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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中响起了声音。声音不大，有些尖锐而颤抖。许多人都觉得在咝咝的静电声中很难听清。“兹告尔等臣民”，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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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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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古语，古代日本宫廷使用的一种晦涩语言。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都觉得演讲很难听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更是一头雾水。一名年轻的海军大尉，未来索尼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觉得演讲的语言很难理解。但他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是天皇，“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每一字的含义，但天皇说的大意我们明白了。我们之前非常紧张，现在松了一口气”。[103]对于海军航空兵军官前田武而言，“仿佛连蝉都停止了鸣叫”。[104]天皇继续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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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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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讽刺称，“而战局并未好转”一语实在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此前一版文稿更准确，说的是“战局每况愈下”。[106]陆军省坚持用词不能这么重。8月14日下午，内阁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一点。即便是在战败前的挣扎中，陆军还是一心想着给自己保存一点颜面。[107]在盟国，当这次讲话的译稿见报时，许多人都被这让人觉得倨傲甚至挑衅的语气激怒了。裕仁居然说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纯粹且正义的，是“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在天皇的这篇讲话中，他投降的决定变成了一种克制而无私的高尚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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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结束，许多日本人目瞪口呆，潸然泪下。他们向邻居深鞠躬，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有些人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那些对古日文了解比较多的人会把演讲翻译给邻居们听。在私下的议论、交谈和日记里，许多日本人都表达了对天皇感受的深切担忧。他们觉得天皇如此悲痛和焦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许多人都被清楚可见的“陛下的感情”感动了。[108]海军维护官宫下八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工作也无法集中精神。他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天。还有人爆发出愤怒之情。有个人说他和邻居感受到了“战败之耻”——更有甚者，他们还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当亡国奴之耻”。[109]有个被疏散到乡下的小学五年级孩童犯了个错，他告诉同学们：“战争现在结束了，我们能回家了。”其他几个男孩子冲上去揍了他一顿，吼道：“你个叛徒！我们发誓在这里拼尽全力，直至胜利那一天！”[110]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对于自己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而愤怒不已。如果结束战争如此容易，如果天皇拥有权力直接将战争叫停，那他为何不早点这样做？“皇帝老儿，”有个人说，“就为了这个，我的儿子们都白死了，死得像狗一样。”[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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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的蜂谷道彦医生一连忙碌了9天来照顾核爆的伤者。听了天皇的广播后，他诊疗大厅里的许多伤员都很愤怒。他们吼道：“我们怎么能输掉战争！……现在只有懦夫才会放弃！……我宁死不降！……我们受这么多罪都是图的什么？……逝者死不瞑目！”蜂谷医生发现许多在核爆后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人现在都想要继续打下去，就好像他们都忘了身上的严重烧伤和丧失至亲之痛，除非整个国家投入最后的决战。“‘投降’这个词带来的震动，比我们城市被炸带来的冲击还要严重，”这位医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得越多，就越发难受和痛苦。”[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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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皇已经表达了他的意愿，而且不会有人反对他。民众的大部分怒火都转向了政府和军队领袖。有人批评那些劝说天皇投降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则责骂同一群领导人鲁莽地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性的战争。许多人都很害怕，觉得会被胜利的盟国奴役。他们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们输了。”这是个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瞪大了眼睛互相询问：“现在我们输了，接下来会怎样？”[113]没人知道答案，但是最坏的结果并不难想象，对于那些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马来亚、菲律宾和其他各处所作所为的人来说尤为如此。但还是有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空袭总算是不会再来了。他们也不用拿着菜刀和竹枪去迎战前来登陆的野蛮军团了。或许政府会重新开放浴室，他们就能去把身上的泥垢洗干净。在8月15日晚，尽管只是和平后的第一夜，防空管制就取消了，天黑后可以开电灯了。人们也终于能把窗户上的遮光罩取下来了。住在东京的文员吉泽久子想知道邻居们怎样看待这个重大的消息，她的结论是，“他们脸上明白无误的笑意回答了一切”。[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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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基地里，纪律已经完全崩溃了。士兵们拒绝听从命令。年轻的狂热分子赌咒说：“我们要取下天皇身边乱臣贼子的项上人头！”[115]那些派驻海外的人急切地想要回家，去保护他们的家人免遭占领军侵害；他们计划着一回到日本本土就逃离军队。那些肉体上饱受军官们虐待的小兵开始找机会报仇。一个曾经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士兵回忆道：“我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欢呼起来。一个军官来揍我，我揍了回去。”[116]栃木县一所军队医院里的一位护士看到好几个军官在被自己人痛揍时呼喊道：“原谅我，原谅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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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下来之后，日本军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有义务去自杀。许多人不喜欢“其他那么多人献出生命之后我却战败回家”的想法。他们不敢指望受到乡邻甚至是家人的热情欢迎，因为他们将会“背负战败之耻”。[118]驻扎在筑前航空兵基地的“神风”飞行员土田翔治，还指望着在天皇广播的当天飞他的最后任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受到失败的命运带来的幻灭。当地人看我们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些什么，实际上那是因为我们背上了失败的耻辱。”[119]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里，军官们分成了几派，有人认为应该遵从命令投降，有人要上山打游击，还有人认为应该自杀。许多人想要打下去，或者自裁，但是一名年轻的中尉说：“死是很容易的事情。想想如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活下去，那才是折磨和痛苦……在黑暗时代活下去并把我们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绝非易事。但如果没人这么做，日本人民真正觉醒的时代就不会到来。”[120]有些原本已经对活过战争不抱希望的人现在兴高采烈地意识到他们已然获得重生。天皇的演讲明确解除了他们对国家战败的责任，并且召集他们去努力工作，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拒绝投降是对圣意的不敬，也是对天皇权威的冒犯。诏书里已经对此有了明确要求，这和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也是符合的：“英雄豪杰，每因重私情之信义，而遭杀身之祸，以致遗臭万年者，亦复不少。可不戒哉？”[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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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军从上到下绝大部分官兵都选择了活下去，例外之人少得令人吃惊。“我想过要自杀，却下不去手，”南九州的一名士兵后来承认，“我发过誓要‘打击美国鬼子，七生报国’。但我还是选择了继续活下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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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将军便是那少数例外之一。他没有收听裕仁的广播；8月15日凌晨，他用武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彻底摆脱了羞辱。他一晚没睡，和来访友人一起喝清酒，拒绝为正在皇宫中推进的叛乱分子提供任何支持。拂晓，这位浑身汗透的陆军大将遵循日本传统提笔写下了“绝命诗”，只有寥寥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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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恩无极，吾欲何言。[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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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手持一把短刀刺进自己的腹部，一直刺到刀柄处，刺穿了五脏六腑，左右搅动。刀刃割破了降主动脉，导致腹腔内大出血。他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按照日本传统观点，这是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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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里，大西将军重演了这血腥的仪式，用刀刺进自己的肚子，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自杀时许多军官过来看他，但他拒绝让他们帮助自己解脱痛苦。足足过了15个小时，他才失血而死。这位最好战的强硬派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要那些前来看望他的年轻军官必须遵从皇命，按天皇的指示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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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8月14日至15日的叛乱时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田中静一将军，在8月24日，也就是美国占领军第一支先遣队踏上日本国土的前一天举枪自尽。阿南的前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在9月12日举枪自杀，他的夫人惠子也在一天后随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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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小墨索里尼”的东条英机，也就是把日本拖入灾难性战争的那个人，在1945年9月11日自杀未遂。当前来抓捕这个战犯的美军敲他的前门时，东条从二楼窗户看到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逃之后，他回到书房，向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他的伤势很重，但并不致命。前来抓他的美军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外科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由于他失血过多，还进行了输血。这次失败的自杀被东条的国人认为是他可恨的政治生涯中最可耻的一幕。他被救了回来，最后被判犯有战争罪，在1948年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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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州的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里，宇垣缠将军起初拒绝相信天皇已经决定投降的“可恶消息”。但接到从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挥地堡打来的电话后，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在日记里写道，东京的领导人们“不过是一群自私的弱者，他们不会认真替这个国家的未来考虑，而只知寻求眼下的好处”。[124]8月15日早晨，他奉命暂缓对敌舰队的攻击。中午，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全体人员立正收听天皇的广播。宇垣没法把所有词句都听懂，但足以知道战争结束了。“我从未如此惶恐。作为一名备受天皇信赖的军官，我竟然有这么痛苦的一天。我从未自觉如此羞耻。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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