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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Hideo Yamaguchi letter to the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Senso, 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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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5, 1945,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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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Matome Ugaki diary, August 11, 1945, Ugaki,Fading Victory, p.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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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Ibid., p.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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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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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Ugaki,Fading Victory, p.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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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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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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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将生活建立在混乱、痛苦和死亡之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得蛮荒；我听见雷鸣隆隆而来，总有一天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千百万人沉陷于痛苦之中。但是，当我仰望天空，我却能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眼下的暴行终将结束，和平和宁静将重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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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兰克，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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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晚，白宫媒体团被请进了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身后站着他的内阁部长、军种司令以及助理们。他们脸上的笑容说明了一切。总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记者们听罢立刻赶回编辑部，片刻之后，新闻就发了出去。很快，白宫大门外就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莱希上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城市中闹哄哄地庆祝了起来，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大群欢呼的人在街上游逛，连交通都堵住了。收音机里满是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各个城市进行庆祝的新闻，所有城市都在庆祝战争的结束，街上人潮汹涌，吵闹而拥挤。”莱希并不喜欢这样。他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出冷静、深思熟虑、持重的反应。“但是老百姓觉得闹腾一点很好，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必须有自己的庆祝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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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庆祝方式，在整个美国的各个城市，庆祝持续了这一整个夏夜，直至天明。大群人冲到公共广场上，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双手，到处找人拍照，无论军人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所有人都抛开所有拘束，纵情痛饮。在城市的商务区，空中飘满了从高层窗户抛下的纸屑——权当彩色纸带——和从厕所拿出来滚落成飘带的卷筒纸。警察也不管了，随他们闹吧，只要别玩过头，不伤人和不毁坏财物就行。酒瓶在陌生人手中传来传去。汽车被人群堵得死死的，只能一寸一寸往前挤，人们爬到车顶和引擎盖上，把这些路过的车辆即兴变成了游行花车。在纽约，6万人涌向时代广场，百老汇和第七大街之间那些高楼的电子显示牌上都打出了字样：“鬼子投降了！”人群中，一名水兵拥吻了一名护士，这一幕被《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拍下，成了这场胜利大游行的象征。哈尔·比尔，一名在太平洋上飞了三年俯冲轰炸机的海军上尉，发现自己被大群兴奋的纽约人包围，因为他穿着军服，所以人们“拍他、拉他、吻他，向他欢呼”。一名妇人递给他一瓶啤酒，在他耳边叫道：“战争结束了，我儿子还活着！”比尔和同行的一位军官干脆在曼哈顿混了一整晚，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反正没人找他们要酒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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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洛杉矶市民还记得：“大家的庆祝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在街上跳舞，所有店铺都休了业，所有人都去庆贺了。有些街道被完全堵死了。汽车就算没有完全停下来，速度也和蜗牛差不多。”[3]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位妇女回忆道：“我们居住的酒店算是瘫痪了。没有客房服务员，没有电话接听员。所有人都在外面街上乱跑。一片混乱，彻底乱套。许多人一边喝酒一边东游西逛。”[4]从外地来到圣迭戈的帕特丽夏·利沃莫尔在逛街时遇上了庆祝的人群：“圣迭戈市区霍顿广场上的每个女孩都被亲了，被推进广场喷泉里。我被推进去差不多有十次。”利沃莫尔和她的朋友们住在匹克威克酒店里。当地酒馆的库存都卖光了，酒店的侍应生就把手里的几瓶酒拿出来高价售卖。她们用安全套装满水，从她们位于酒店高层的房间窗户里向下方的人群扔去。“我们只能用这个，”她解释说，“我们找不到气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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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的战时岁月大部分都是在戒严中度过的，此刻，没人再去理会灯火管制要求了，檀香山的酒吧也开始彻夜营业。大群“白帽子”在酒店街上庆祝。人群开始将海滩上的一卷卷带刺铁丝网拖走。有人爬上阿罗哈塔，开始往下扯伪装网。宪兵、海岸巡逻队、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员们则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加入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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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市区，对日胜利日的庆祝则演变成了悲剧。天黑后，酩酊大醉的市民与军人在市场街同警察打了起来。暴徒们砸碎了面向街道的窗户，掀翻汽车，围殴无辜的过路市民。30辆电车被砸瘫或砸毁。根据旧金山市政史料记载，“从第六大街到第三大街，都有窗户被砸碎。警察和海岸巡逻队无力阻止也未予阻止。打碎玻璃的声音响亮而持续不断，就像爆竹爆炸一样。没有玻璃爆裂声的时间不超过连续5分钟”。[6]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警察在抛来的砖块和酒瓶面前撤退了。两个小时后，得到宪兵和海岸巡逻队增援的警察卷土重来，他们排成一排，挥舞着警棍沿市场街前进。大部分暴徒从街道两侧四散逃走。留在原地的人被一顿暴打，逮捕，扔进警车。此次骚乱导致11人死亡，大约1 000人受伤。[7]当地报纸称此事为“胜利骚乱”，这是旧金山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事件。但是此事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国家级媒体的头版上，很快就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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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南部的海面上，第3舰队在8月15日早晨6时14分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停火命令——他们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因此从日期上比美国本土早了一天。这天上午破晓前，第38特混舰队已经放出数百架战机前往空袭东京——第一批飞机已经飞临日本首都上空，投下炸弹，打出火箭弹。美军飞行人员发现日军战斗机的抵抗出人意料地猛烈，他们称其为“自从冲绳战役以来最顽强的空中抵抗”。[8]7架美军飞机在对日胜利日这天上午的空战中被击落，另有2架毁于事故。其余飞机则平安返航。11点，机群全部降落到了母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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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密苏里号”汽笛和警报齐鸣一分钟。主桅上升起了战旗和四星上将将旗。哈尔西下令向全军发出信号：“干得漂亮！”他要求各航母把攻击机收回机库，好把飞行甲板腾出来供防空战斗机使用。战斗空中巡逻队得到了加强。哈尔西并不确信这和平是可靠的——即便日本政府真心想要投降，也会有一万种原因让抗命的飞行员前来发动“神风”攻击。在引起全舰队会心大笑的指示中，他命令“地狱猫”和“海盗”飞行员“找到并干掉所有的敌侦察机——别太狠毒，要友好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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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西的警觉理所应当。仅仅20分钟后，雷达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来袭敌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战斗空中巡逻队和驱逐哨舰击落了8架日军战机。最后，在对日胜利日下午2时45分，第3舰队的战争落下了帷幕：此后，舰队的火炮再未怒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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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将军一点时间都没有耽搁就开始施展自己的权力。他在马尼拉的指挥部开始从多个频道直接向东京广播，就通信联络、解除武装、释放盟军战俘、正式投降安排，以及接下来占领军到达等事宜做出了指示。他还要日本安排一名得到天皇授权的“称职代表”飞来马尼拉协商上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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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敢说日本陆海军的官兵们一定会遵从天皇的投降诏令。因此，第一支占领军部队可能要依靠武力才能进入日本——即便没这么严重，他们也可能会发现某些关键设施被毁坏或者变成杀人陷阱。部队必须为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准备，但他们同时也要尽快涌入那个被击败的国家，及时达到必需的部队规模。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运输将由所有军种合力完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陆军航空兵，来自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个战区。占领日本所需的地面部队此时还散布在冲绳、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他们正在那些地方准备登陆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仍然位于日本外海的第3舰队被指派开进并占领东京湾，包括横须贺军港。由于时间紧张，横须贺登陆部队只能由已经随同舰队出海的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由于不知道岸上设施的情况，他们必须带上电工、木工、管子工、警察、医生、翻译，还有——如“米克”卡尼所说——“文明社区每日生活所需的所有基础用品，这是军事当局要求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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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空降师将从8月26日起经由大规模空运飞抵东京西南边的厚木航空兵基地。陆军空运司令部计划每天向厚木飞300架C-54运输机，这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运——但这些大型四引擎飞机将要在一座已经被猛烈轰炸了几个月的基地降落，大部分地面设施都已化为废墟。因此后勤面临着严峻挑战。伞兵们将要飞去的那个机场，从对日胜利日起成了军事叛乱的温床。裕仁的广播刚刚结束，厚木基地的日本飞行人员便发誓要爬上飞机，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试图恢复纪律的军官都挨了揍。“航空基地自身就是骚乱来源，”坂井三郎回忆道，“许多飞行员喝得大醉，狂吼怒骂。”[11]与此同时，在首都，叛军占领了市中心附近的上野山和爱宕山，要求其余部队也加入他们的叛乱。[12]皇宫外的广场上发生了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自杀。米内大将十分担心军纪崩溃，害怕日本陷入混乱。他最后通过说服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亲访厚木基地，平息了那里的叛乱。米内组织附近横须贺的海军基地部队前往占领厚木基地，还拆掉了那里飞机的螺旋桨。米内后来说：“在我漫长的海军大臣生涯中，我可能从未像那个月14日到23日前后这段时间里那样担忧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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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同一个星期，事态也在变得明朗：日本政府，包括军队高层，是诚心要投降的。东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往来电报简洁、明快、谦恭。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听从麦克阿瑟的指示，他们常常请求美方明确具体要求，这就证明他们将会全力以赴配合工作。8月17日，在那次更为著名的投降广播之后，裕仁又签发了第二份诏书，直接命令武装部队“克体朕意”以及“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14]就在当天，东久迩稔彦亲王被任命为临时首相，他宣布“在任何方面违背天皇陛下旨意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15]皇室成员们纷纷作为裕仁的个人代表被派往亚洲各地的基地和司令部，确保所有海外日军放下武器。当东京请求为运送这些特使的飞机提供保护时，麦克阿瑟很快应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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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麦克阿瑟的指示，8月19日，一支日本议和代表团飞到了马尼拉。为首的是河边将军，梅津美治郎在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次长。双方在马尼拉市政厅举行了正式非军事会议。美国方面就解除战机和战舰的武装，弹药和武器的安全保管，盟军战俘的释放，导航灯塔和浮标的设立，以及雷场清除等事项给出了详细指示。[17]日本方面请求允许他们自己来集合部队并解除其武装，尤其是在东京地区。他们说，情况存在不稳定因素——但是只要给予一些时间，他们就能制服那些不听话的狂热分子。美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但也愿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同意将登陆横须贺与在厚木空降的时间推迟48小时。一名与会的日本人说，他对胜利方的姿态印象深刻，发现这些人虽然严厉，却也公平，“既不傲慢，也无轻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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