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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0 打赢战争回到祖国之后，这些老兵对军队当局越来越不耐烦了。在许多列车上，纪律开始崩溃。路易斯·奥金克罗斯是个海军上尉，未来当了小说家。他被安排负责一列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开往纽约市的列车。这列火车被偷偷带上来很多酒。奥金克罗斯上尉坚持要在车厢里巡查，没收这些违禁品，直到他被几名士官长礼貌地警告，“如果再坚持搜查列车，那么我的脑袋被酒瓶砸开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明智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纪律就交给他们去管了。在这趟跨越大陆的旅程的剩余时间里，奥金克罗斯一直待在自己的客舱里，读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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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2 列车来到美国东部后，许多老兵越发按捺不住回家的渴望。但是如果他们不先拿到正式的退伍许可，就会被判为擅离职守而面临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每个人都想回家，”“乔克”克拉克将军写道，“我们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得到允许就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海军的规章没用了。”一名被控为逃兵的年轻水兵对克拉克说：“我想看我妈妈。”[117]为了避免逃兵现象过快蔓延，海军费了很大力气在体育馆和公共会堂建立了临时区域复员中心。有些水兵会被请求延长服役。所有人都在此被告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或称《军人重新安置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好处。那些退伍的人都收到了证明文件和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或汽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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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4 第一批回国老兵在1945年夏季就从欧洲回来了，等待他们的是欢迎演说、彩旗飘飘、铜管乐队和欢庆游行。在美国西海岸，第一批回国军人也受到了相似的热烈欢迎。但是大部分太平洋战争老兵回国时已是1945年秋季或1946年春，此时，热情已经散去。美国人民急于忘记战争，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也再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些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战时管制措施正在民意和政治压力之下崩溃。工会要求涨工资，并在大部分基础产业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包括汽车业、炼钢业、煤炭业和铁路业。老兵们回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而没有遇到预期中的战后经济萧条，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许多人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工人大军中去。他们受不了工作场所的政治和内斗。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无聊至极，没有他们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统一目标。他们找不到原来在前线部队中那种不可或缺的战友情谊。老兵们发现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战争中形成的兄弟关系，即便是他们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和孩子也不行。如第1陆战师的列兵尤金·斯莱奇所说：“所有的美好生活和奢华消费，似乎都无法替代战斗中产生的友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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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6 许多年轻的老兵重新回到大学，或者参加职业训练课程，但是还有一些人会依靠政府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的“52—20计划”发放的生活津贴来过日子。山姆大叔每周会给每个老兵发放20美元，发一年，以帮助他们在复员后过渡到正常的社会中。为了解老兵们的情况，这些人每周都必须前往失业保障处报到，说说他们找工作的进展。许多年轻老兵安于在“52—20俱乐部”里吃满一年补贴，他们在邻近的酒吧里靠打牌和掷色子消磨时光，“用尽一切办法来遗忘过去”。[119]第6陆战师的老兵乔治·尼兰每晚都和一帮老兵出去喝酒。有一天，他喝到早晨才回家，他的父亲，波士顿的一名消防员，拦住了他。“听好了，你小子，”老尼兰对小尼兰说，“你要么去工作，要么去上学，这里不许你再回来了。”[120]于是尼兰搬了出去，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第6陆战师的另一个老兵比尔·皮尔斯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它和其他几个流浪骑手一起环游全国。他的父母都责备他“游手好闲了一年”，但皮尔斯最后还是靠政府的资助回到了学校。他觉得这是“陆战队战士的又一次可怕经历，坐在那里学习英文、诗歌、商业、数学……我快要疯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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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8 幽默作家鲍勃·约德尔发现女人们已经习惯自己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能够养活自己了，这很可能会颠覆两性之间的关系。看到一群女性技工在一辆汽车上工作，约德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学到的汽车结构知识已经超过了她们丈夫佯称了解的程度。”他开玩笑说：“留给男人们的或许只剩下一些轻微的脑力劳动了。成年男性会勇敢面对这种前景的。反正我们太帅了，不需要工作。”[122]玩笑归玩笑，困境却真实存在，许多夫妇在战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谢莉·哈克特之前一个人生活，靠在一家滚珠轴承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难如丈夫期待的那样去适应家庭妇女的角色。“我记得怎样换汽车轮胎，也能自己照看汽车引擎，但他却要我回到家里，好像我是疯了才觉得自己会做这些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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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0 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团体鼓励女人们放弃工作，把它们还给退伍回来的老兵。有些人便老老实实地离开了，因为她们愿意甚至急于回到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去。另一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却被赶走或者降了级。社会团体和各种广告都在竭力描述完美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声称厨房里满是能节约时间的现代化工具，而机器可以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繁重乏味的家务劳动。当丈夫从前线回来，说要看杂志和电影时，妻子应该听话照办。家庭必须是他的港湾，必须是他说了算。“战争结束后，风尚大变，”弗兰基·库珀如是说，她原先在一家轧钢厂里当起重机操作员，“人们都觉得你应该有女人的样子。我们丢掉了工装裤和格子衬衫，戴起鸟羽头饰，穿上荷叶边衣服和高跟鞋。这都是杂志和报纸上宣传的，要让女人回到家里的‘正确位置’去。现在就回去，忘了你学会的东西，像个女人。回家，做你的面包，带你的孩子。忘了你曾将他们送进幼儿园，自己则穿起了长裤。”[124]戴莉·哈恩的丈夫是个陆军航空兵中士，她曾经为他们的战后生活幻想出一幅详尽的画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她从《好管家》杂志的文章里看来的。在她的幻想中，她和丈夫住在城郊一座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我每天早晨7点起床，为丈夫做好早餐，而且在脑子里计划好当天的家务。11点半我会熨烫衣服，下午两点清扫厨房的地板，这天结束时，晚餐就会放在桌子上，而我将穿着晚礼服，拿着马提尼酒在门口迎接我的夫君”。但是哈恩嫁的并非《好管家》里描述的那种人。他更像是乡村音乐里唱的那种人。“我嫁了个醉鬼、赌棍，他还喜欢给我看他手帕上的口红印——那不是我的口红。于是我就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怎样才能当那见鬼的美国主妇？”[125]当过起重机操作员的弗兰基·库珀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离了婚。之后她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工作中，当起了小学老师。“我已经不再是嫁给他时的那个人了，”她解释说，“我意识到我成长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不再除了父亲家和丈夫家便无处可去了……如果我变回他娶我时的那个小女孩，我丈夫将会很高兴——一个恋家的小女人，只会待在农场里，厨房里，只会滤牛奶。但我不再是那个人了。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变回去，但没用。后来我突然审视了自己，我说，不。不，你不必这么做。你不必回到你来的地方。”[126]正如无数社会历史学家发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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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2 许多夫妻在1942年至1943年年轻男子即将登船远赴战场时仓促结了婚，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再度团聚后，他们带着羞怯和忧惧审视着彼此。如果运气好，他们或许会发现两人刚好脾气相投，于是过上了长久而美满的生活。其他许多人则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离了婚。后面这种情况导致离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6年，每1 000人中就有4.3对男女离婚或取消婚约——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最高纪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再未达到过。[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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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4 对于“战斗神经官能症”或曰“战斗应激反应”的症状，医学界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式。医生们只能忧伤地承认，他们的医疗手册和医院都无法提供这种“精神外科手术”服务。而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压力也使得患者羞于谈论此种病症。许多老兵并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帮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和所为。他们也不知道折磨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称其为“战争的魔鬼”。詹姆斯·科弗特如此评论他的哥哥：“他和他的朋友们有许多我作为十三岁少年无法理解的感觉。在那个年龄，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在战争中的那种经历。”[128]许多老兵都受到持续而痛苦的焦虑感折磨，并饱受噩梦和失眠的困扰。他们竭力不让自己回想战斗中那些残忍的见闻和气味。但往事却总是突然浮现在眼前，无论是在梦乡抑或是清醒时，响声或亮光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东西掉在地上，汽车回火的声音，或者有飞机从头上飞过。痛苦的记忆如同装在时间包袱里一样，会突然闯入眼前的生活中。闪回的片段可能会让战斗中最可怕那一刻的景象和声音陡然再现，也可能会让难言的悲哀和伤痛猝然涌上心头，那来自丢下好友的悲恸，甚至是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忽然惊醒，心跳加速，衣衫被汗水浸透。退伍的水兵会抱怨说屋子太安静，无法入眠，他们已经习惯于舰船引擎那心跳般的低鸣。正如一名海军老兵所说：“太安静了，我没法睡觉。我听不见、感觉不到柴油电力机组的震颤。这怎么让人睡得着。”[129]他们还很难信任别人，即便待在好友或爱人的身旁，也会感到一种巨大而难以慰藉的孤独。他们有时会控制不住地颤抖和流泪，忍受着身体上的肌肉紧张，这种紧张有时还会变成持久性的肉体痛苦和疲惫。他们发现在面对复杂工作时很难集中精力。许多人还感到很难和其他人沟通，因而选择独处。他们会回避那些可能勾起可怕回忆的情景，常常无法忍受人群。许多人发觉自己很难规划未来，或者做出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变得和自己的妻子、家人格格不入，还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小孩子般的不健康的过度精神依赖。他们会突然失控，毫无节制地向妻子和孩子发脾气。他们感到没有意义和空虚，对未来抱有无法克服的绝望感，还无法找到快乐的感觉，即便是那些原先会令他们开心的事情也不行。有些人会想到自杀，还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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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6 玛乔丽·卡特赖特，那个在旧金山度过了战争岁月，等着她的水兵丈夫从海军回来的西弗吉尼亚女人，发现很难再和她嫁的年轻男人融洽相处了。“我的丈夫从海军回来后，就很难适应老百姓的生活了。他面对不了。参军时他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是个逍遥乐观的人，回来时却充满幻灭感，十分痛苦。医生说他经历了太多悲剧。”他在南太平洋瓜岛周围的几场海战中打过仗。他的军舰被击沉，舰上的许多战友都死了。卡特赖特回忆道：“他回家后会做可怕的噩梦。这令他在夜晚难以入睡。他说：‘每次闭上眼，都能看见我的兄弟们死在我周围。’他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被打掉脑袋，倒在他胳膊上。”[130]他开始酗酒。“我丈夫无法控制他的感受，所以他呆坐着喝酒，忧虑不安。男人们之间当然会相互诉说他们的战争经历，但他觉得不能对我说，我理解不了，我也觉得我理解不了他，因为我没有他那种经历。”医生们想要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去，但他拒绝了。7年后，他们离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卡特赖特说，“和他在一起帮不了他，也改变不了他。我意识到我不得不为自己做些什么，因为我做什么都拯救不了我丈夫。”[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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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8 大约有90万非裔美国人穿上了军装。回家时，他们充满了自信，期待着拥有完整的权利和公民待遇。但是对于其中许多人而言，脱下军装意味着要重回参军前那不牢靠的地位中。在有拥军传统的美国南方，参过军的黑人对种族压迫制度形成了格外明显的挑战。和所有士兵一样，他们受过训练，站姿笔挺，昂首挺胸，姿势和仪态就如同在阅兵场上一样。许多人都受过近身格斗和操作武器的高级训练。他们毕竟是男人，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一个自己会被其他成年人称为“孩子”的地方，在那里，昂着头的黑人会被说成是“傲慢”。在美国南方的某些乡村地区，私刑和其他非法暴力行为还很普遍，其针对的正是那些曾经穿着军装为国效力的黑人。在1945年至1946年几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白人暴徒或警官会绑架、殴打、鞭打甚至杀害那些黑人老兵，按亚拉巴马州某人的说法，这些人“不许盼望或要求对他们出国之前的状况做任何改变”。[132]即便是在表面上更加开明的美国北方，黑人老兵也普遍没有获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保障的全部权益。主流的大学不愿意接纳他们，至少不愿接纳太多，而原有的黑人大学的扩建速度也无法满足突然暴增的入学申请。支出给黑人老兵的住房贷款也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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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0 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战争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机会令美国南方的人大批涌向北方、中西部和西海岸。在所有地区，黑人都在向城市搬迁——把耕地交给了机械化农业，自己则进城寻找高薪工作——这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分布就从农村为主转变为城市为主。到1945年，黑人占据了军工业全部工作岗位的8%，这一比例与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很接近了。战争中有70万非裔美国人仍然留在南方，战后，他们还会继续外流。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有约33.9万黑人迁移到这个国家的西半部。洛杉矶和奥克兰这样的地方都建起了大型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西比尔·路易斯从她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萨帕尔帕搬迁到洛杉矶，在道格拉斯飞机工厂里当铆工。她回忆道：“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想黑人不会得到他们现在的地位。战争和国防工作让黑人有机会去做他们此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望值也变了。钱会让人产生这种改变。你能感觉到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生活方式了。”[133]如果没有打仗，路易斯觉得她会在俄克拉何马乡下当个小学老师，“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离开我的小镇，发现还有别的生活方式”。[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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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2 由于达不到退伍所需要的点数，数十万美国年轻人被困在了太平洋上。许多人要在热带的骄阳下度过他们的一连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圣诞节了。这年12月，宾·克罗斯比的民谣《我要回家过圣诞》在军队广播服务处里无限循环——但是此时，歌中忧郁的歌词比往常更像是在讽刺他们的困境：“如果是在梦里该多好。”现在没有那么多义务要承担了，人们的工作开始转为和平时期的节奏，完成指定任务就行，不再额外努力。纪律性让位给了愤世嫉俗。一种冷漠感在宿营地和兵营里蔓延开来。人们靠打牌和晒日光浴来消磨时间。酒在黑市上畅行无阻，许多都是黑酒厂私酿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攒了多少退伍点数，还差多少点就能拿到回家的票。打赢了战争后，军人们被告知他们现在必须要“打赢和平”。但是正如一名海军上尉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没人想理睬这见鬼的‘打赢和平’。我们只想回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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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4 飞行员们每天还得飞例行巡逻任务。有些人被派去向仍然由日军占领的岛屿投放传单，或者奉命在这样的岛上降落，接受日本守军的投降。飞行事故没有战时那么多了，但其频率仍然令人忧虑。那些在日本投降后死于坠机的人尤其令所有人感到遗憾。曾经在空战中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勇猛的飞行员们，现在对于在危险天气下飞行牢骚满腹，还会向他们的指挥官发泄怒气。对于俯冲轰炸机老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而言，夜晚在东海上空的风暴中飞行令他感到了一种和战时经历截然不同的新的恐惧。身陷如此危境令他暴怒不已。战争已经赢了，“还要我独自在闪电和黑暗中半瞎着飞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毫无意义的夜间训练”。[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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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6 第3两栖军的5万名陆战队员，包括第1陆战师和第6陆战师的大部分部队，被派往中国东北执行所谓“围攻”计划。他们的任务是稳定当地局势，监督日军投降，解除其武装，并遣送日本军队和其他外国人回国。众多从恐怖的佩里硫和冲绳血战中活下来的陆战队员现在又被卷入了这项行动，直到1946年春季才得以返回美国。他们第3陆战师的弟兄们留在关岛，必要时可以担任预备队。为了打发空闲时间，关岛上的军官们组织了志愿“学校”，任何在某一领域有特殊知识或者一技之长的陆战队员都可以来给其他战友授课，包括木工活、地质学、汽车维修、拉丁文、水彩画和几十种其他课程。少校和上校们也会坐下来听列兵和下士讲课。有个陆战队员曾在纽约学过水上芭蕾。这个师手中刚好还有一大堆炸药没用完。于是他们用炸药在海岸礁岩上炸出一个大池子，再配上灯光和音乐，让200个陆战队员在里面排成队形游泳表演。“这个师就这样完全而彻底地忙起来了，”罗伯特·E.霍加博姆上校如是说，“我们绝对没有遇到在其他一些部队出现过的问题……这种‘让我们回家，让我们离开这里’的心态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师，因为我们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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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8 对于大部分年轻的老兵来说，眼下还不是反思战争及其意义，或者是琢磨这段经历如何塑造自己的时候。这只是一场磨难，一场对他们人生规划讨厌的打扰，放在他们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之间的一道坎。历史和命运把这场战争放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之路上，因此他们——而不是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得不去打这一仗，而且要打赢。战争期间，他们的生活一心只为了未来，为了回归和平，为了让自己回国，那时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他们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且因为打败了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展望未来，他们却不敢太过乐观。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世界未来还将再打几次这样的战争。大部分人对于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拍手称快，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原子武器的影响时，他们又开始为人类文明的前景担忧起来。诺曼·梅勒是个陆军中士，刚刚开始写小说，他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分享了他的想法：“还会有另一场战争的，不是二十年内，就是五十年内，如果有一半的人类活下来，那么再下一场战争又会如何呢？——我相信，为了生存，未来世界上的城市都会建在地下一英里深处。”[138]即便是最乐观的人对未来也不敢有太高的期待。道格拉斯·爱德华·里奇是一名海军上尉，他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恢复和平的满足感——总的来说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不完美，但可接受，开心一下也没错”。[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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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80 遗忘是一种美德，记忆也是。老兵们坚持要纪念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并且向他们致敬——但这只是个例外，在1945年和1946年，他们并不怎么想谈论战争的事情，老百姓也不怎么想听。他们的精力都聚焦在了未来，而非过去。本·布拉德利在太平洋战争中曾于驱逐舰上服役，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他在文章中写道，战后的时代精神没有为战时回忆留下什么空间。“1946年时，谁在乎你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围坐在一起谈论共同参与的战争，我觉得这样的人很烦。”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他才逐渐开始理解战争的经历怎样塑造了他和他这一代人。“今天听来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是那些年里你真的参与到了远远超越个人生活的事情当中——以后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让你和你所处的时代如此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140]当年37岁的海军军官詹姆斯·米切纳曾在南太平洋的后方基地服役，他是个特例。早在1945年秋，他便在思考“太平洋上的重要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当他开始动笔撰写后来以《南太平洋的故事》之名出版的小说时，米切纳知道他们这些老兵在1946年甚至是1947年对这样一本书不会有兴趣，也不会有出版社看好这本书的市场。但是再过三四年，当他们关于无聊、想家、恐怖、痛苦和哀伤的记忆开始淡化，老兵们就会带着好奇和兴趣去回看他们共同的这段经历。“显然，几乎无须多言，我认为如果你命令一代年轻人全都去爬珠穆朗玛峰，你就能期待这次爬山成为他们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当他们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们会骂娘，咒骂要他们爬山的人，但是几年后，当他们回看这段经历时，他们就会将其视为了不起的冒险，并拿起书来重新体验这段经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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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82 1945年12月是“魔毯”行动的高峰期。在整个太平洋的各处港口和潟湖里，水兵们都在忙着修补船只，希望它们足以开出海并返回本土。官兵们挤上了任何一艘能带他们回家的船只。当护航航母“方肖湾号”在当年秋季回国时，它带上了几千名只能睡在机库甲板吊床上的陆军和陆战队军人。航母上第10混合中队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基本上都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飞机都被送到岸上，好为乘客们腾地方了。和陆军、陆战队士兵一样，他们也在飞行甲板上东游西逛，打牌，掷色子，读书，或者晒太阳。夜晚，军舰会打开航行灯，他们对这种和平时期的标准做法仍然感到不熟悉和紧张。每天训练时，高射炮手们会像表演哑剧一样模拟装弹，用火炮瞄准，但不会射击实弹。军舰上拥挤而难受，但没人抱怨。他们是在回家，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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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84 有天傍晚，第10混合中队的中队长小爱德华·J.赫克斯塔布尔看到太阳西沉到军舰的尾流之中，“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日落场面之一，带着紫色的光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紫光，而天空中的深色色调则和亚利桑那的日落一模一样”。但是，“方肖湾号”上的其他老兵则鲜有人注意到这一幕景色。他们见过上千次太平洋上的日落，这样的景色已经不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了。如果他们还在看海平线，那一定是向前看，向东看，那里是家的方向。第10混合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和赫克斯塔布尔一起站在飞行甲板上，他对赫克斯塔布尔说：“你知道的，上校，那帮家伙还不明白，这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段经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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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86 [1]William D.Leahy diary, August 14, 1945, Leahy Papers, L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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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88 [2]Buell,Dauntless Helldivers, 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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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90 [3]Sylvia Summers, oral history, Richardson and Stillwell,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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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92 [4]Barbara De Nik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The Homefront,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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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94 [5]Patricia Livermor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The Homefront,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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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96 [6]Stanton Delaplane, “Victory Riot,”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ader,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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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98 [7]Carl Nolte, “The Dark Side of V—J Day,”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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