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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21日,东北战线上的两个奥军集团军部署就绪,他们的行动略快于俄军。在俄国控制的波兰北部边界地带,俄奥两军发生战斗,奥军表现出色,几乎是在德军俘获俄第八集团军大部分官兵的同时,他们击退了两支俄军的进攻。不过,所取得的胜利是以牺牲这条战线上的东段为代价的。在那里,奥军第三集团军驻守在距离俄国边界不远的一条河岸上,一度失踪的第二集团军要到9月8日才能从塞尔维亚赶过来。总体看来,俄军有75万人,奥军有50万人,在兵力上俄军占有优势;就双方拥有的火炮和机枪的数量来看,俄军的优势要更为明显。俄军的优势集中在了东段,而这支奥军还主动发起进攻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这里很快就被攻陷。9月3日,俄军进入州首府利沃夫(德国人称这里伦贝格,人们通常用这个名字命名这次战役,即伦贝格战役)。奥军的反攻未果,指挥部命令全线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脚下和西部的克拉科夫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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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战争模式已经定型:西线陷入僵局之中;东线上的奥军危机不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战争资源才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德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小毛奇已经精神崩溃,接替他的是一位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物,普鲁士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52]。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会让德军感到恐慌。德军确实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即便如此,兵力也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可以尝试再次发起进攻。此刻,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他们就会遭遇到来自地下掩体中的阵阵弹雨和轻型武器的射击,这是大炮无法轻易应对的。因此,在法国,交战双方都试图进入埃纳河防线西北部,那里地面开阔,这是最古老的战争策略之一,因为从侧面发起攻击能够射击毫无防御的另一方,也就是说被攻击方会陷于一道脆弱的防线之中,无法反击。而攻击者的麻烦则在于在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不能十分迅速地移动,同时也缺乏火炮的配合。从9月中旬以来,双方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向西北方向推进,最终到达了佛兰德斯的沿海地区,双方在这里挖掘战壕,构筑防线。德军的意图是彻底清洗比利时,而阻击德军、防守伊普尔[53]这座中世纪古城的是英军。尽管德国方面参战的新军主要是从年龄稍大的小学生和学生志愿者中征召而来的,但德军的攻势仍然非常可怕。在10月下旬和11月上半月,英德两军在伊普尔进行了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英军顽强地守卫着这座古城,这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伊普尔突出部”。所谓的突出部是英军防线的一部分,它深入到了敌军的领地,因此,防御者太容易遭到来自三面的射击。退守到更安全的地带本是合理的选择,但公众舆论已被煽动起来,以至于合理的撤退就会被认为是承认了战败。这次战斗造成各方近13万人的伤亡。它标志着英国那支古老的正规军(6万人)全军覆没,比利时人则失去了他们剩余部队1/3的兵力。对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无辜者的屠杀”。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学生志愿兵,他们所在的分队有60%的人战死。今天,在比利时兰格马克的德国人墓地中,有属于这些孩子的25 000座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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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开始扩挖战壕,巩固防线,防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攻克。前线部队住在“地下掩体”中,宿舍和仓库都建在面向着敌人的战壕里面,以防被炮轰或射击。带刺的铁丝网被布置在防线的前沿,这就是“之”字形防御,可以避免遭遇纵射。僵持中所需要的用于通信联络的战壕,同样是迂回曲折,连接着建有医院和提供物品的更安全地带。同时,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隔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挖几条新的战壕。遇到潮湿的天气,战壕里会变得非常泥泞,官兵们就得铺上木板。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官兵们的制服里外有各种靠死尸活着的寄生虫、老鼠和虱子(他们采用了土耳其人的做法,把夹克放在蚁穴上,蚂蚁会吃虱子,尽管蚂蚁的叮咬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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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了1914年11月中旬,胶着的战局成了整个西线的标志。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在过去,围攻者和被围者经常互相阻挡,僵持几个月。就在同一地区,马尔伯勒公爵[54]指挥的许多战斗都行进得十分缓慢。1914年出现的新情况是军队的规模发生了变化——相比过去,有更好的后勤供给能照顾的数百万官兵,却躲在100码开外的防线里,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在佛兰德斯地区,整个地方都是靠中世纪强大的排水系统才免于被大海吞没,这里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非常近。德军占据了高地,因此战壕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英军士兵都是些没经过训练的志愿兵,他们在黏脚的泥浆里跌跌撞撞。这成了西线英军在把守地段最主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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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线,情况略有不同。战线差不多有1 000英里长,两倍于西线。但部队却远少于西线。俄国的人口数是1.7亿,几乎两倍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数的总和,从理论上说,它本该能够征兵数百万。但征兵要花钱,就算节衣缩食,俄国的战争预算也无法增加到供养更多的兵员。因此,人们因宗教、身体不符合标准等各种理由或抽签未抽中的方式而免服兵役。绝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状况”而没去服役。如果一个人要“养家”,他就可以不参军。令俄军陆军部长困惑不已的是,8月初竟然有200万农民结婚。他只能猜测这些人是打算以生养孩子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爱国义务。一线俄军有500万,并不多于德军。在东线,俄军90个师对垒德奥联军80个师。在前线,每英里有俄军1 500人。与之相比,法军有5 000人,而且法军装备还优于俄军。当然,东西两线之间还有更多不同。在西线,铁路能够相对快速地把兵力运送到战线中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而在俄属波兰,这样的铁路少之又少,因此,调动预备队就始终是一件难事:在1914年10月的一段时间里,俄军最高指挥部差不多失去了整个集团军,这些运不出去的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华沙街头游荡。在这种情况下,东线战争其实始终就是一种调动战,尽管调动本身一般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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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中旬,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拯救处境艰难的盟友。鲁登道夫前来拜会康拉德。当时,身为北德一位农民的儿子,鲁登道夫还是很容易就被哈布斯堡王朝豪华高贵的排场震慑住,尤其是当奥匈军队的总部已经从普热梅希尔的营地搬到位于切申的一处小庄园,情形就更是如此。这个庄园属于奥匈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大公[55]和他的妻子克罗伊公主。大公收取租金,庄园供军队使用。新的总部安排得极为舒适,康拉德本人一直在此忙于安排与他心爱的妻子——一位匈牙利人新教徒——离婚,因为按照奥地利(和天主教)的法律,他不能和她结婚。康拉德力图使鲁登道夫相信,奥军当时的处境十分可怕,这是由于为了德国能在西线赢得胜利,奥军一直在东线阻击着俄军所致。奥军的处境确实不妙。它已经损失了50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俘。此外,喀尔巴阡山脉北麓举足轻重的要塞普热梅希尔和12万守军已被包围。毫无疑问,那里很有可能沦陷,因为其他所有的要塞都已经失守了。好的消息是普热梅希尔要塞四周的泥坑很深,俄军无法调动他们的重型火炮,而且,不管怎么样,俄军一直没有几门重型火炮。不过,奥军明显处于危机之中,由鲁登道夫负责的一支德军被迫行动并驻扎在克拉科夫北部。但接下来两个月的调动,只是纸上谈兵,令人印象深刻,却毫无结果。鲁登道夫指出,如果他能拥有更多部队,他会做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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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金汉要考虑的事务,远超出了东线。在11月初,战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世界规模。这场战争,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与包括波斯在内的整个中东密切相关。当时,人们认为土耳其帝国落后不堪,适合欧洲人接管。这些欧洲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伊拉克)中发现了新的利益点——石油,而且他们可以让当地的基督教少数派充当代理人。个别熟知土耳其的人都清楚,土耳其人完全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无用之徒,但欧洲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些。1914年,由土耳其公众捐款为土耳其海军在英国纽卡斯尔建造的两艘战列舰,竟然被温斯顿·丘吉尔强行征用。德国的两艘战列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却抵达了土耳其水域,为土耳其人服务——土耳其国内的公众舆论开始变得亲德了。不管怎样,亲德的因素最终控制了土耳其。陆军部长苏丹的女婿恩维尔·帕夏,和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道在创造一种民族主义。他们的榜样是法国革命家。他们还采用了获胜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的信条:一种全新的语言、对历史进行全新的解释和让国家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恩维尔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内务部长塔拉特把他们的政府骗入了战争。他们正式接管两艘德国军舰,船员们戴着菲斯帽,扮成土耳其人炮击俄国的港口,期望俄国人会宣战。在11月初,恩维尔和塔拉特达到了目的,奥匈内阁的部分成员宣布辞职,抗议恩维尔对俄国的挑衅,但已无济于事,土耳其已经参战。恩维尔率军经高加索侵入俄国,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他的部队遭受重挫,10万官兵因疾病或高原苦寒而死亡。而德军指挥官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也在苏伊士运河受挫。在恩维尔看来,这一切真的无关紧要,因为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必将在苦难中诞生。而且,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的国家而不是阿拉伯世界。从结果来看,尽管土耳其为此牺牲掉了1/4的人口,但这一算计还是成功的。不过,实现它的不是恩维尔,而是另一位更伟大的人物,恩维尔的竞争对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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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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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拉格的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在他出发去前线时,婉拒了他母亲要他带上备用内衣的建议,心里想:难道她以为我是去参加又一次三十年战争?基希站在一个更为平常的人的层面看待这次战争,但也表达了同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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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拉德是他的姓氏,实际上人们称他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添加的一个称号,是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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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爱德华·格雷(1862~1933),英国政治家,1905年到1916年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是英国历史上不间断任此职位时间最长的人。任职期间最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此所做的评论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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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48年革命,主要指1848年到1849年间发生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这次革命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只有俄国、西班牙和北欧几个国家未受到影响。其中法国的1848年二月革命最为著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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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克里米亚战争,是指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从而引发了国内的革命斗争。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使用了线膛枪、蒸汽船,大大提高了陆海军作战效能,铁路和电报也使军事行动的后勤指挥产生了革命性变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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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纳希切万,今阿塞拜疆古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首府,历史上曾并入过沙俄,为鞑靼人世居之地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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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是第十七号计划的忠实执行者,战争初期使法军损失惨重,后在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会战中有效阻止和打击了敌人,但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法军再度失利,霞飞因此遭免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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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十七号计划,是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拟定的战略计划,在1913年被法国国防部采用,目标是企图重新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此计划本身以攻击性为主,其战略部署是动员4个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德国,南路目标是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北路则根据德军攻势,在卢森堡或阿登高原迎战德军。此计划强调并依赖士兵的战意及进取心,并认为法军的素质优于德军,由于法军深信英国对低地国家的重视会使德国不敢取道比利时攻打法国,故此法军没有在法比一带边界布置军队防止德军西向,总之,由于在兵力和地点上的严重误判,令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轻易占领了比利时大部分及法国东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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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1916),俗称小毛奇。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曾担任他著名的叔叔老毛奇的副官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1906年1月出任德军总参谋长,是狂热的好战分子。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于1914年9月14日被解除职务,1916年6月18日抑郁而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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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里所说的马恩河战役指的是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又名马恩河奇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发生时间在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这场战役中,英法联军合力打败了德军。双方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看,英法联军转败为胜,粉碎了德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也由于英法军队行动迟缓,使德军得以保存了实力,西线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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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英国军事界实力派人物。曾任皇家工程兵军官。1883年在中东服役。1892年成为埃及陆军总司令。1898年在恩图曼镇压马赫迪苏丹军,成为该国总督,阻止了法国在苏丹的扩张。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采取烧杀等残酷手段,镇压游击队,1902~1909年在印度任职期间,因与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发生分歧,导致总督辞职。1914年起任陆军大臣和陆军元帅,招募大批志愿兵,迅速扩充英军。后乘巡洋舰前往俄国途中遭到德国潜艇攻击,舰沉溺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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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斐迪南·福熙(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获法国元帅军衔。1919年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三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英国和波兰)元帅头衔的人。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他关于“一战”结果的名言“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不幸一语成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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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保罗·冯·兴登堡,全名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顿·冯·兴登堡·贝内肯道夫(1847~1934),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最为著名的成就在于“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使德军在东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他在晚年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一政治行为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兴登堡于1934年8月2日逝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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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军陆军上将,军事家。“一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和第八、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能力非凡。协助兴登堡在东线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著有《总体战》等书,1937年病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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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哈布斯堡帝国,此处即指奥匈帝国,因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出自历史上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帝国本身也是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继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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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布罗德,今克罗地亚的一座城市,铁路枢纽,著名河港。坐落在萨瓦河畔,由右岸的波斯尼亚布罗德和左岸的斯洛文尼亚布罗德组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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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埃里希·冯·法金汉(1861~1922),德国元帅。1914年9月接替小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先后发动东线的戈尔利采战役和西线的凡尔登战役,但均未实现预期目标,1916年8月被解职,出任集团军司令。他是一位强硬的军国主义者,退役后著有《1914~1916年总参谋部的重大决定》,1922年病逝于波茨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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