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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25日，星期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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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搭火车返回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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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走在人群之间总不免觉得自己仿佛身在一个不同的星球上，四周满是他无法理解的荒谬事物。这真的是他的世界吗？就某方面而言，答案是否定的。米歇尔·科尔代是一名四十五岁的公务员，任职于商务部，但他也是社会主义者、文人以及和平的拥戴者。他为报纸撰写文学及政治评论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几本小说，其中有些还颇为成功。［他一度在军中服役，他有几部作品，例如《内政部官员》（1894）与《战士之心》（1897），反映了这项背景，而其他作品则是探讨社会的苦难或情感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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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原本是他的笔名。[45]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个蓄着小胡子的腼腆男子算是一个过着双重人生的典型19世纪末知识分子：他无法单靠写作过活，因此需要商务部的那份工作。不过，他这两种人生之间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他已经为自己改名，所以即便在他的公务生活中，他现在也一样叫科尔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作家，也知道他是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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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由于德军看似无可阻挡，法国政府于是撤离巴黎，商务部的人员也全都跟着离开。他们在慌乱的情况下搭车出城（“车站里的难民互相推挤践踏，仿佛遭遇火灾的戏院观众一样”），然后在波尔多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科尔代的单位安顿在圣塞尔南街一个聋哑人的机构里。不过，德军现在被挡在马恩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因此有愈来愈多人都说政府与各机关应当迁回巴黎。科尔代自己的家人被撤离到圣阿芒隆普雷，他刚去探望了他们，今天晚上正在返回波尔多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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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代眼中，战争的爆发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大挫败，他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先前在一处海滨度假区病倒了，因此他所知的一切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与电话取得的。他过了好一阵子才逐渐认知到事情的全貌。他试图借着阅读转移注意力，但是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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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战争的爆发所引起的每个念头与事件，都像是一道痛苦而且致命的打击，粉碎了我内心的深切信念，亦即对于人类持续不断进步、不停迈向更大福祉的信念。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说，我的信念彻底破灭了。自从我懂得思考以来，就一直怀抱着和平繁荣的理想，但战争的爆发却让我从这场美梦中惊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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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的儿童玩着战争游戏：女孩扮演护士，男孩扮演受伤的士兵。他在窗前看着一支炮兵部队高唱着军歌行军而过，不禁为此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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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炎热八月的欢腾与混乱当中，一个新而陌生的世界确实浮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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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眼睛看得到的表面变化：许许多多基于“爱国原因”而不再使用化妆品的妇女；随处可见的军服（军服已然成了最热门的时尚）；愈来愈多人排队参加弥撒与告解活动；扛着大包小包家当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因为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的街道；遍布各地的路障由过度狂热而又盛气凌人的军人所把守；还有一辆辆的运兵车，不是把健康的兵员送往前线，就是把伤兵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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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眼睛看不见的内在变化：到处都可以听到公式化的爱国语言，这种语言极为激切，也成了必要的义务；还有一种新出现的强硬态度——“和善、人性——这一切都已被扫除一空”；不论是政府宣传品还是民众谈论战争的话题，都纷纷表露出狂热的语气（有个妇女对他说，我们不该为那些上前线的士兵哭泣——应该受到怜悯的是那些无法上战场的人士）；慷慨与自私混合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此外，众人也突然间无法再从事细腻的思辨——“没有人敢说战争的坏话，战争已然成了个神。”不过，科尔代仍然在工作中善尽他的公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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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圣阿芒的途中，火车上满是兜售物品的妇女，只要看到身穿军服的人就上前强力推销水果、牛奶、咖啡、三明治、巧克力与香烟。在一座城镇里，他看见男童戴着警察头盔负责抬担架。现在，车站都没有候车室了：所有候车室都被改成医治伤员的临时医院或者是存放军事装备的储藏室。在回程途中，他在圣皮埃尔与图尔之间听到两个家庭之间的谈话，“他们双方都以令人惊恐的认命语气谈及自己家中丧失的男性成员，仿佛他们所谈的只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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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昂古莱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男人被人抬上火车，放在了隔壁的包厢里。那个人被炮弹碎片击中背部而瘫痪，在这趟旅途中有个护士随行照料。那名伤员身边还有个金发女子，科尔代猜测应是那人的妻子或情妇。他听到那名女子对护士说：“他就是不肯相信我还是爱他。”那个护士检查了伤口之后出外洗手，金发女子和担架上的伤员随即开始激情相吻。护士回来之后，假装没注意到，只是望着车窗外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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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身材矮小的士官和科尔代搭乘同一个包厢。他刚从前线回来。他们两人闲聊了起来。凌晨四点，火车停靠在一座车站，那名士官下了车。一个女孩扑到他身上，紧紧抱住他。“想想看，这么多的爱——所有的母亲、姐妹、妻子与女友的爱——竟然至今为止都阻止不了这一切仇恨。”科尔代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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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经过的车站里，报摊上都陈列着一排排色彩鲜艳的报纸，出刊日期全是8月初。自从那时以来，就再也没有新的报纸了。现在仿佛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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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一名友人在苏瓦乌基附近的奥古斯图夫森林里找寻遭遗弃或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包括一个四岁幼儿，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两人当时正饿得吃土充饥。）她遇到一个男人，那人对她说他们的夏季别墅已经被德军摧毁，但他发现孩子们饲养的那条白色狗儿达西还活着。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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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栋小屋都被烧毁了，这是一件折磨人心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许多死人。在这么多人丧生的情况下，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挽救我们的性命。傍晚，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却找不到那个声音来自何处。在我们找寻的时候，一匹受伤的马儿突然从矮树丛里钻了出来。它就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差点碰到了它。我吓得紧紧抱住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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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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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冯·莱韦措在尼科巴群岛外的海上看两名战死的法国人被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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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死了？会是那个吊上船的时候肠子都从肚子里掉出来的人吗？或者是那两个腿都被炸断了的人？或者也许是那些越南司炉工里的某一个，在蒸汽罐被击中的时候也被严重烧伤？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尸体必须从船上弄走，而且要快。否则在热带高温下尸体会非常迅速地开始腐烂。当然，必须处理得很完美，必须充分尊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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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对金奈展开攻击以来，“埃姆登”号又击沉或者俘获了十六条商船，而她自己完全靠运气和才智机巧的结合，躲避开了成群结队的密集舰艇的追击。航行路线十分复杂：锡兰、米尼科伊岛、迪戈加西亚岛（那里的人甚至还没听说战争已经爆发）、马尔代夫，然后又是锡兰、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昨天到了槟城。他们备受缺水之苦，主要是缺少清洁和个人卫生用水。不过，当他们进入突然有热带阵雨的海域，所有船员通常都会立即脱光衣服在雨中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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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槟城港口的大胆突袭是“埃姆登”号和她的船员们的另一个胜利。他们进入港口内，用鱼雷击沉了一条在那里停锚的俄国巡洋舰“泽姆舒格”号[46]，并在退出来的路上，在海港入口处意外地与一艘轻型法国驱逐舰“火枪”号发生遭遇战，也把这艘法国军舰击沉了。不过，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经过了对槟城的这次突袭，“埃姆登”号上的官兵才充分意识到这场战争游戏玩的是什么。因为这是自开战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战死的、炸成残废的和重伤的人，所以船上的气氛也不再那么兴高采烈了。因为击沉“火枪”号之后，舰长冯·米勒当然下令停下来救起所有幸存的人。这也是战争规则。[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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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虏的法国人和越南人得到了船上可能提供给他们的最好治疗。“埃姆登”号上的两名军医已经做了多个截肢手术。然而，舰长冯·米勒还是希望能够尽快俘获一条商船，把受伤的俘虏送到岸上去。那些法国人在被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恐惧，让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感到困惑，事实上还有一点儿让人感到羞辱。他们给了那些受伤的人香烟和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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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八点，全体官兵在尾甲板上集合。德国水兵都穿上了阅兵时的军装。恩斯特·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则佩戴正规军衔领章和勋章。人人表情严肃。一个仪仗队持枪等待着。那些没有受伤的法国战俘也集合在甲板中央。于是死者就被抬了出来。尸体已经用帆布严实包裹起来，甚至还罩着法国国旗。舰长冯·米勒用德语做了简短致辞，称赞两位死者是“为了祖国战斗之后而死去的”英雄。然后他又用法语重新说了一遍。随后是大家一起唱了《我们的父亲》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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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军舰的发动机停止了轰鸣。“埃姆登”号慢慢停了下来。两具尸体被沉入了闪烁着阳光的大海。仪仗队鸣枪三响表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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