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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御寒，她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鼻子和一双蓝眼睛。我把一整串洋葱香肠挂在她的脖子上，对她说：“帮我一点儿忙，这样你才不会被叫作懒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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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两人都在火车站帮忙，提着一大壶咖啡来来回回。就在晚上十点之前，她们获得了奖赏——一个香肠三明治和一碗豌豆汤，然后便回家休息。虽然累得筋疲力尽，却深感充实。外面开始下起了大雪。“看着雪花从煤气灯的光芒中旋转而过，那实在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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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1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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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麦克诺坦在弗尔讷开设食物救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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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又是雨。潮湿黑暗。日子已开始混为一团，一天接着一天，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工作内容一成不变，四周的景象也完全相同。前线传回的消息不再有任何变化：这里失守了一小块领土，那里攻下了一片象征性的区域。战争仿佛陷入了停滞，没有任何进展，困在空转的循环当中，却又天天不断需索着人命与血肉之躯的献祭。每天，萨拉站在车站的食物救济站里，无穷无尽的伤员就这么不停从她身旁流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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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新事物，就是长期待在积水战壕里的士兵开始罹患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他们的脚变得冰冷、肿胀、麻木又发青，有时甚至严重到除了截肢别无其他治疗方法。对于病情尚未恶化到那种阶段的患者而言，穿上干燥的鞋袜可让他们觉得比较舒适，因此麦克诺坦准备了成堆的袜子发放给有需要的人。（那些袜子全是手工制作，在英国国内搜集而来；有些是织补而成的，有些用不同种类的羊毛编织而成，有些还在里头装有巧克力与香烟等小礼物。）尽管当时已近12月底，有些士兵却是光着脚来到这里的。她看得出自己所做的事情深受那些士兵的感激，但还是挥不去内心的疑虑：“我没办法真正改善他们的处境。我只是为他们供应食物，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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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坦仍然住在那栋小房子的潮湿阁楼里。屋主回来了，女主人花了一个星期清理最早的那批寄宿人员制造出来的脏乱场面。现在，萨拉总在八点半与那家人在厨房里共进简单的早餐，然后在十点左右前往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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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班载运伤兵的列车通常在十点半左右进站。萨拉的食物救济站只不过是拱门底下的一个小空间，钉几块粗麻布充当帘幕。她所有的设备和锅碗瓢盆都放在那个八英寸[71]见方的小空间里。她最熟悉的东西是一部小小的咖啡磨豆机，机身上有个蓝色风车的图案。那部磨豆机经常整天研磨不停，以致她对那部机器“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有时候，她会把咖啡、热汤和面包放在一部红色的小推车上，推出去发放给火车上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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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战地医院吃午餐，然后回住处小憩一会儿。她的心情不太好。小房子里的生活极为单调。那家人总是围坐在一间房间里的暖炉旁，父亲偶尔会播放自动钢琴，女儿们则拿着旧报纸做剪报。麦克诺坦对于那家人都不看书深感讶异。她觉得很寂寞。街道潮湿又泥泞，海上不停吹来刺骨的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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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坦注意到伤员受到的照护已逐渐得到了改善，令人不满的地方已较先前少了许多。但另一方面，众人的脾气却也变得比较暴躁。她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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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人态度是和善的，除了刚从家乡出来的人以外。各种请求经常遭到拒绝，不然就是被人回以“请不要再问了”。新来的人都被当成局外人，而且大家都对工作斤斤计较。奇怪的是，在这个人性的光明面最应展现的时刻，却似乎没几个人展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这无疑是紧张焦虑造成的结果，所以也算是情有可原。护士和外科医生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对忙碌的工作以及目睹苦难现象习以为常，但业余工作人员都不免有些仓皇。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原本满心期待各种刺激的经历（却经常不免失望）。“为了刺激而来”的人，通常都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无处发泄的精力也就不免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不太愉快的方式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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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漫长又漆黑，她头痛得很厉害。她觉得雨水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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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穆齐尔成为奥匈帝国国军的一员，已有四个月之久；他官拜少尉，指挥国防军第二十四营第一连[72]。直到现在，他还没听过实战里的枪声。他于8月20日正式在林兹入伍，9月20日启程前往南蒂罗尔与意大利边界。众所皆知，号称保持中立的意大利形式上是盟友，但长期以来，这个邻国一直高声叫嚷着要“收回”以说意大利语为主的而且现归维也纳皇帝管辖的两个北部省份。所以担任这项边防任务，其实不是全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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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什么事都没发生。最戏剧性的，倒是比他年长七岁的妻子玛尔塔在他休假离营见面时告诉他，她怀孕了。这消息不只始料未及，还来得不是时候。罗伯特·穆齐尔强调自己的生命中容不下孩子，要求她堕胎。不过，在一切争执达到极点以前，玛尔塔就流产了。另一件称得上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他在11月1日晋升为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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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切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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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人马驻扎在一处建于19世纪30年代、名为“戈马戈伊”且配有环状瞭望塔的堡垒。兴建这座堡垒，是为了封阻一条穿越深谷可长驱直入意大利境内的道路。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美不胜收。但窝在湿冷、有如迷宫的炮台与通道内执勤，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让人感到单调；开始降雪后，他们只能待在室内，生活也更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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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无论是连长职务，还是在军中服役，穆齐尔显然都不称职。[73]一方面，他太过个人主义、苛刻且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不知变通、不切实际、冷淡疏离。他那微微保持冷静、旁观的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傲慢。周围都是些无法分享他对知识的爱好、永远不想读书、更不可能写书的人们，他发现自己处在痛苦爆发的临界点上。几个月过去了，他愈发兴味索然，几近麻木、冷淡。他大量地抽烟，也常常滑雪，却没写下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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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穆齐尔而言，战争的美丽、提升人心的力量与梦想早已四分五裂；最讽刺的是，他甚至还未能目睹战火。当然，他还是会尽忠职守[74]，不过能完全远离前线，他也心满意足了。从加利西亚与塞尔维亚的战争还能得到什么称之为好消息的新闻，似乎只是无止尽的死伤名单，“……阵亡……阵亡；……阵亡。他感觉到那无法承受之重，即便他的感受还是一贯的抽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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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他所属的营部中，大部分的部队都被调往东线，但他却不想上前线。这天，他写信给女性朋友黑德维希·菲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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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友善捐献，使我在目前田园牧歌般愉快的生活中充满感激与甜蜜。我置身之处，举目所见尽是白雪，滑雪早已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先前就认为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跟我对幸福的概念完全相符——不会再持续很久，现在看来似乎的确是如此。无论如何，我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剩我们连队还得以喘息，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及我们究竟还能休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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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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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目睹下议院召开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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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各部都回到了首都，下议院也重新召开议会。身为其中一部的资深公务员，他得以在楼座上观看会议进行。举行这场会议并非全然顺利：其中一项在政府官员间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就是议员是该身穿军服出席，还是必须全部身穿平民服装。拥有军职的议员都想穿军服。最后，他们终于决定，强制所有议员穿上长礼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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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对于议员的发言以及那些言论对听众造成的影响深感惊惧：“老天，语言是多么能迷惑人啊！”他发现发言者愈是声称自己决心“奋战到底”，其嗓音和姿势就愈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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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上遇到了一名旧识。那人原是巴黎喜歌剧院的总监，现在则担任一位高阶将领的副官。他对科尔代说，民间对戏剧表演的需求非常大，每天晚上都有1 500名左右的观众根本进不了场。此外，包厢的观众主要都是服丧的妇女：“她们到剧院来哭。只有音乐能够安抚和缓和她们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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