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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坦注意到伤员受到的照护已逐渐得到了改善，令人不满的地方已较先前少了许多。但另一方面，众人的脾气却也变得比较暴躁。她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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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人态度是和善的，除了刚从家乡出来的人以外。各种请求经常遭到拒绝，不然就是被人回以“请不要再问了”。新来的人都被当成局外人，而且大家都对工作斤斤计较。奇怪的是，在这个人性的光明面最应展现的时刻，却似乎没几个人展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这无疑是紧张焦虑造成的结果，所以也算是情有可原。护士和外科医生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对忙碌的工作以及目睹苦难现象习以为常，但业余工作人员都不免有些仓皇。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原本满心期待各种刺激的经历（却经常不免失望）。“为了刺激而来”的人，通常都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无处发泄的精力也就不免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不太愉快的方式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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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漫长又漆黑，她头痛得很厉害。她觉得雨水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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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穆齐尔成为奥匈帝国国军的一员，已有四个月之久；他官拜少尉，指挥国防军第二十四营第一连[72]。直到现在，他还没听过实战里的枪声。他于8月20日正式在林兹入伍，9月20日启程前往南蒂罗尔与意大利边界。众所皆知，号称保持中立的意大利形式上是盟友，但长期以来，这个邻国一直高声叫嚷着要“收回”以说意大利语为主的而且现归维也纳皇帝管辖的两个北部省份。所以担任这项边防任务，其实不是全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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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什么事都没发生。最戏剧性的，倒是比他年长七岁的妻子玛尔塔在他休假离营见面时告诉他，她怀孕了。这消息不只始料未及，还来得不是时候。罗伯特·穆齐尔强调自己的生命中容不下孩子，要求她堕胎。不过，在一切争执达到极点以前，玛尔塔就流产了。另一件称得上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他在11月1日晋升为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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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切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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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人马驻扎在一处建于19世纪30年代、名为“戈马戈伊”且配有环状瞭望塔的堡垒。兴建这座堡垒，是为了封阻一条穿越深谷可长驱直入意大利境内的道路。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美不胜收。但窝在湿冷、有如迷宫的炮台与通道内执勤，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让人感到单调；开始降雪后，他们只能待在室内，生活也更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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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无论是连长职务，还是在军中服役，穆齐尔显然都不称职。[73]一方面，他太过个人主义、苛刻且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不知变通、不切实际、冷淡疏离。他那微微保持冷静、旁观的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傲慢。周围都是些无法分享他对知识的爱好、永远不想读书、更不可能写书的人们，他发现自己处在痛苦爆发的临界点上。几个月过去了，他愈发兴味索然，几近麻木、冷淡。他大量地抽烟，也常常滑雪，却没写下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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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穆齐尔而言，战争的美丽、提升人心的力量与梦想早已四分五裂；最讽刺的是，他甚至还未能目睹战火。当然，他还是会尽忠职守[74]，不过能完全远离前线，他也心满意足了。从加利西亚与塞尔维亚的战争还能得到什么称之为好消息的新闻，似乎只是无止尽的死伤名单，“……阵亡……阵亡；……阵亡。他感觉到那无法承受之重，即便他的感受还是一贯的抽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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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他所属的营部中，大部分的部队都被调往东线，但他却不想上前线。这天，他写信给女性朋友黑德维希·菲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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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友善捐献，使我在目前田园牧歌般愉快的生活中充满感激与甜蜜。我置身之处，举目所见尽是白雪，滑雪早已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先前就认为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跟我对幸福的概念完全相符——不会再持续很久，现在看来似乎的确是如此。无论如何，我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剩我们连队还得以喘息，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及我们究竟还能休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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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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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目睹下议院召开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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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各部都回到了首都，下议院也重新召开议会。身为其中一部的资深公务员，他得以在楼座上观看会议进行。举行这场会议并非全然顺利：其中一项在政府官员间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就是议员是该身穿军服出席，还是必须全部身穿平民服装。拥有军职的议员都想穿军服。最后，他们终于决定，强制所有议员穿上长礼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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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对于议员的发言以及那些言论对听众造成的影响深感惊惧：“老天，语言是多么能迷惑人啊！”他发现发言者愈是声称自己决心“奋战到底”，其嗓音和姿势就愈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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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上遇到了一名旧识。那人原是巴黎喜歌剧院的总监，现在则担任一位高阶将领的副官。他对科尔代说，民间对戏剧表演的需求非常大，每天晚上都有1 500名左右的观众根本进不了场。此外，包厢的观众主要都是服丧的妇女：“她们到剧院来哭。只有音乐能够安抚和缓和她们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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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向科尔代述说了他这几个月来担任参谋所听闻的一件事情。有个妇女拒绝和她担任上尉的先生分离，于是在他被派赴前线的旅途中一直伴随在他身边。他们原本该在贡比涅分手，因为那名上尉必须从那里上前线，但他的妻子仍然拒绝和他分开，而且态度非常顽强。禁止平民进入战区的禁令当然也适用于军人的配偶——实际上，这项禁令就是特别为她们订立的，因为军方认为官兵的妻子在战区会对她们的先生造成干扰。（唯一的例外是妓女：妓女可以领取特殊通行证而在战区执业——据说有些思夫心切的妇女不惜利用这个渠道与丈夫保持接触。）指挥高层表示他们对于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只能宣布那名上尉已经完成了前线的勤务，将他送回动员中心。眼见自己恐怕上不了前线，那个上尉怎么做呢？他杀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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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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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亨利·道金斯坐在金字塔旁写信给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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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待到反感到失望，然后又再度回到期待。那支巨型舰队上的澳大利亚官兵在前往欧洲的途中（至少他们认为是欧洲），就不断处于这种反复循环的心情当中。在海上航行一个月之后，这些年轻士兵原本的热情已然消退不少，思乡情绪更是在心中迅速成长，因为他们许多人从来不曾与家人分离过这么久的时间。（可想而知，邮递服务相当不规律，也一点儿都不可靠。）船上的气氛愈来愈低迷，饮用水在愈来愈炎热的天气下也已逐渐耗竭。后来，上头宣布他们在亚丁也不得上岸，不满的情绪便弥漫开来。几天之后，他们的失望情绪又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原因是他们得知这支舰队的航程必须缩短，目的地从欧洲改为埃及。船上有许多人都和道金斯一样，原本满心期待要在英国庆祝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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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之所以会出现改变，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参战了。协约国担心这个新敌国会攻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苏伊士运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改在埃及上岸之后，就算真的发生最糟的状况，协约国也会有一支实力可观的后备部队能够立即赴援。伦敦当局也打算趁着这场战争的机会，将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纳为英国的保护领地[77]，而此举若是引发埃及的动乱与反抗，这支为数两万八千人的部队即可派上用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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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将在埃及上岸的消息，道金斯也同样颇感失望。不过，他很快就调适了心情，开始在这样的情势发展当中看出优点。他们搭设帐篷的大营地就位于金字塔旁边，不但井然有序，还有充足的粮食以及专属的水源、商店、电影院与戏院。就一年里的这个时节来说，他们面对的气候可说是好得令人意外，道金斯认为这样的天气让他想起了澳大利亚南部的春天，只是这里的雨比较少，也比较没有风。此外，当地还有一列火车驶往开罗——而且那座繁忙混乱的城市距离这里也才十五公里左右而已。那列火车通常满载着外出休闲的士兵，经常可以看到连车顶上都坐了人。夜里，那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与印度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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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与另外四名低阶军官共同住在一座大帐篷里。他们在沙地上铺了色彩鲜艳的地毯，帐篷里不但有床，还有椅子和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衣柜和书架，而且帐篷外面就有一个浴缸。在炎热的夜晚，帐篷里由一根蜡烛与一盏乙炔灯提供照明。这时候，道金斯正坐在帐篷里，再次写信给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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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圣诞节，我们的心思都在澳大利亚。我这支分队里有些人享用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大约六道菜。他们说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自己回到了家。我们这里有很多乐队，昨天破晓的时候还演奏了我们的圣诞歌曲。妈妈，谁想得到我们会在金字塔底下过圣诞节？想起来实在是非常奇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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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他们整天都忙着接受教育和训练、训练和教育。道金斯与他的工兵战友正在练习挖掘战壕以及埋设地雷的地道——这样的工作在沙漠这种不稳固的沙地里并不容易。他经常骑着他的马四处走动。那匹马虽然在漫长的旅途中掉了些鬃毛和皮毛，但整体上还是相当健康。道金斯在信件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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