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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坦也发现工作变得愈来愈困难。随着前线的情势日益陷入停滞，众人也不再期望能够在短时间内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原本那种缺乏规范、充满弹性的业余式工作环境也就逐渐被规范、架构、体系所取代。2月初的一个星期二，一名比利时军官现身在她设立食物救济站的火车站，把她们赶了出去，不准她们使用车站里那个小空间。（形式上来说，那座食物救济站现在已归比利时军方管辖，餐点由其他人烹煮，而且必须接受官方检查。）她在敦刻尔克，因为新规范甚至连一座特定的桥梁都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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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不仅不受重视，付出的心力也没有获得感激。尽管这不是她的个性，她却觉得颇为自怜自艾。她一到德帕内就立刻病倒了，却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不禁希望自己是比利时难民，这样说不定还有人会稍微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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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坦在今天下午照常值班——就和其他厨房女仆一样。她的工作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必须负责供应晚餐，事后还要清洗碗盘。她深感烦闷。这一切和她在战前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现在，她完全没机会到新奇的地方去，也没有机会认识有趣的人。可是她不想放弃。她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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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放弃工作有点像是和丈夫离婚。这种行为感觉像是一种失败，也是半途而废。所以，不论丈夫或工作有多么乏味或令人厌倦，都不该随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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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结束后，她到沙滩上散了一会儿步。她满心气恼。她那个外覆皮革的保温瓶不见了。当然，一定是被偷了。什么东西都会被偷。前线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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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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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屈伊画了一头驴子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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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神父在讲道中恭贺他们活在一个重大的时代。接着，他们高唱《上帝是我们的强大堡垒》，但跳过了第二段歌词，因为那段歌词可以解读为对武力怀有疑虑[12]。过去这几个月有点儿古怪。战役极少发生，有也是在相当遥远的地方。在前线的这段时间，安德烈森只射出过三发子弹，而且他相当确定那三发子弹都打在他们阵地前方的防御工事上。有时候，在极度平静的情况下，他也会感受到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迟早会影响所有参战人员，因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真有一场战争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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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平和与安静，所以他近来才会觉得（这主要是一种感觉），这整场战争正以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迈向终结。无论如何，他经常幻想和平的降临。此外，安德烈森最近也做了不少令他印象深刻的梦：举例而言，他昨晚梦见自己穿着他最体面的服装走在伦敦的街道上，然后他又突然身在儿时的家里，并布置着晚餐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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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鸣唱，天空把蔚蓝色的温暖洒满这片大地，让满地的干枯黄褐开始蒙上一层新绿。春天已经降临了皮卡第。番红花盛开，树林里的紫罗兰与海芋都结了花苞，安德烈森也在一片新近的废墟里发现了圣诞玫瑰与雪花莲。这时候理当是春季播种的时节，但在此时此地不可能。安德烈森可以听见蒸汽动力脱谷机在村庄的后街小巷里运转发出的声响。不过，那部机器吐出的谷粒却不会为法国农民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甚至连犁自己的田地都不准许，而且这项禁令还是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播种工作之后才发布的——所以，现在那些播下的种子已经对他们毫无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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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森为那些仍然留在邻近前线村庄里的法国平民深感难过。他们所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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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单调。镇长给他们几个面包，和手推车的轮子差不多大小，由小麦与黑麦各占一半制成。他们通常就这么直接吃，偶尔搭配一小片肉或者一些炸马铃薯。除此之外，就只有牛奶、一些豆类与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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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德烈森本身出身于乡下，所以很能了解法国农民的担忧；他也对战争中那种满不在乎的浪费行为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利用田野上那些未脱谷的麦秆铺床。在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拉西尼，有些街道也铺上厚厚一层未脱谷的燕麦，借以减弱马车车轮发出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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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自己出身乡下，安德烈森才会那么喜欢帕蒂斯特——一头饲养在屈伊一座农场里的小驴子。不过，他的情感并未获得回馈：那头畜牲只要看见有人靠近就会低声鸣叫，作势要踢对方。尽管如此，安德烈森却觉得这头驴子那种呆头呆脑而且天生懒散的模样带有一股无可抗拒的喜剧感。在今天这个星期日，他得空为那头站在场院上享受春日温暖阳光的驴子画了一幅小小的素描。他画好之后打算把这张素描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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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驴子不是他在当地交到的唯一一个朋友。他在屈伊也结识了两名法国妇女，一个金发，一个黑发。她们是从邻近一座村庄逃到这里的难民，那里已是无人区。安德烈森之所以能和她们建立起友好关系，可能是因为他是丹麦人而不是德国人。那名黑发妇女有个十一岁的女儿，名叫苏丝，而且她把安德烈森称为“丹麦人克雷斯滕”。那名黑发妇女自从去年8月底以来就没有了她丈夫的消息。“她非常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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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她们问我和平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我和她们一样毫无概念。我尽力安慰她们——她们为这一切的苦难而哭了起来。除此之外，你很少会看到她们流泪，尽管她们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以泪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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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森帮助那名黑发妇女写信给日内瓦的红十字会信息局，询问她先生的消息。他也送了苏丝一个洋娃娃，取名为洛特，于是苏丝很开心地将娃娃放在一个空雪茄盒里推来推去。他决定想办法帮她做个娃娃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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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1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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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抵达埃尔祖鲁姆的驻防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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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雪山跋涉。但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上都没有看见树木，也没有鸟。他原本认为至少会有乌鸦、秃鹰或其他食腐鸟类，因为在这场行军之旅接近尾声之际，他看到了萨里卡米斯大灾难留下的残迹——数以千计的马与骆驼冻死在这里，遗骸遍地。“这儿绝对是个极为悲惨的地方，竟然连猛禽都不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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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毫不后悔。这正是他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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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去年8月爆发之后，许多人为了参战，不惜历经迂回曲折的漫长旅程来到欧洲。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的旅程也许不算太长，但无疑极为迂回曲折。如果说什么人有资格被称为“国际冒险家”，他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古老家族，祖先中尽是征服者与海盗（他的祖父参与了委内瑞拉的独立战争），但他却是在德国长大并接受教育，而且满心渴望着不寻常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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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不像当时许许多多的人那样受到国家主义的狂热或是半乌托邦精神的感染。此外，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再需要向自己或是别人证明什么。胆大包天、个性急躁又无忧无虑的他，已经过了好几年充满冒险的生活。他参加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在1902年的委内瑞拉革命当中因为站错队而在事后遭到放逐，也志愿参与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战场上受了伤），还到阿拉斯加淘过金（他自认为是费尔班克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之一），并且在亚利桑那州当过牛仔。现在，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已经三十六岁，是个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个性强悍、受过教育的男子。他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有着一张鹅蛋脸、一对大耳朵和一双眼距较窄的眼睛。就外表而言，德·诺加莱斯也许可以说是拉丁版的波洛[13]——衣冠楚楚，短小精悍，还蓄有一道精心修剪过的小髭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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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就立刻搭乘一艘邮船前往欧洲，打定主意要参与其中。那艘船名为“卡宴”号。旅程蜿蜒曲折，等他终于抵达加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更是充满了戏剧性。街道上挤满了难民，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身上带着“少得可怜”的财物，因为他们都带不了多少东西。每隔一会儿，就有部队或者轰隆作响的大炮拖车经过，迫使众人紧贴在墙边让出道路。由相反方向而来的则是一部部车辆，满载着身穿各种不同制服的伤兵：“似乎有一场战役正在进行中，天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他特别记得两种声音：第一种是充满威胁性的嗡嗡声，来自于偶尔盘旋于上空的飞机——“像老鹰一样无情”；第二种则是数以千计的民众穿着木底鞋走在圆石街道上发出无止无尽的喀喀声。所有的旅馆都人满为患，以致德·诺加莱斯抵达欧洲的第一夜只好睡在一张扶手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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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使他的立场偏向于同盟国，但因为他得知德军部队入侵了一个弱小的邻国，竟不惜“牺牲我个人的偏好，向英勇的小比利时提供我的服务”。不过，这点显然是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英勇的小比利时婉拒了他，于是他转而向法国当局毛遂自荐，但法国也拒绝让他进入正规军服役。然后，在伤心愤恨的情况下，他接受提议而将目标转向黑山。结果，他却因此在那里的一座山上被当成间谍而遭到逮捕。塞尔维亚与俄国当局虽然态度委婉，但也同样拒绝了他的志愿参战。他曾在保加利亚会面过的一名俄国外交官提议他到日本试试看，“说不定他们会……”这时候，德·诺加莱斯已深感恼怒与失望，差点在索非亚的俄国大使馆那座装潢华丽的厅堂里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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