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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个颇为平静的战区，风险很小。德军的炮弹也许不时会从头上飞过，但不是什么杀伤力特别强大的武器——顶多是一枚77毫米口径野战炮的炮弹偶然地飞了过来，发出典型的“咻——砰”的声响。当然，狙击手是有的，他们静静等待着撂倒任何疏于防范的人。除此之外，穿越交通壕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段战壕越过一座小山丘，其中有一小段缺乏掩蔽，正好在一挺德军机枪的射击范围内。他以前的战友就是在那里送了命，被那把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那也是阿诺第一次目睹人遭到射杀。他看着那具尸体被放在担架上抬走，头部与肩膀盖着一块防水布，身上的红色军服长裤遮掩在蓝色罩衫下。尽管阿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却不觉得特别心神不宁。“我生气蓬勃，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和他一样，就那么躺在担架上，散发出死人必然都有的那种漠不在乎的冷淡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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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之初，阿诺就是属于满心欢腾的那一群。他刚满二十一岁，外表看起来却仿佛只有十六岁。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战争会在他抵达前线之前结束：“要是没有体验到我这一代最重大的冒险，该是多么丢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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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缺乏经验的生手，可能会觉得黎明前这最后一小时的黑暗令人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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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战壕边缘停下脚步，窥看那片无人地带，有时不免会把支撑着带刺铁丝网的桩柱误看成德军侦察兵蹲着准备向前冲的身影。我会盯着那些桩柱，仿佛看到它们在动，耳中也听见敌人的大衣拂在地面上的声音，听见他们的刺刀鞘咔咔作响……然后，我会转向正在站岗的卫兵，看到他那沉着镇定的模样，我的心绪也会跟着平静下来。只要他没看到任何东西，那么实际上就没有任何东西——那一切都只是我焦虑的幻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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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远方的地平线就会开始发白，鸟儿发出啁啾的鸣声，地形的轮廓也在灰白色的晨光下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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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见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两声，然后更多。不到一分钟，战壕四处都响起了此起彼落的枪声。阿诺匆匆赶回去，以便把还在睡觉的士兵叫醒。在掩体门口，他遇到正在向外冲的士兵，手中握着武器，一面跑一面忙着背上他们的背包。他看见敌军防线上方升起一枚红色信号弹。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是向德军炮兵发出的信号。[9]那道信号立刻获得了响应：法军战壕的前方、上方与后方随即遭到一道弹幕的轰炸。战壕边缘映衬在爆炸的火光前，空中满是“炮弹划过空气以及爆炸开来的声响”。炸药的气味令人难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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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悸不已，我一定满脸苍白，而且也害怕得不停发抖。我点起一根烟，直觉认定抽烟能够平抚我的紧张情绪。我注意到士兵都蜷缩在狭窄的战壕底部，用背包挡在头上，等着炮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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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想到德军可能已经开始穿越无人地带了。他立即从那些躺在地上的士兵背上爬过去，前往战壕的一个转角处，因为他知道从那里能够望见敌军的防线。空中满是爆炸与尖啸的声响。他抵达那个转角处之后，随即全神贯注望着德军的方向：“我因为全心专注于我必须做的事而忘却了恐惧。”他紧盯着那片分隔法军与德军阵地的斜坡。毫无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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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逐渐减缓，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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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之后，战场上又恢复一片寂静。各方的报告开始纷至沓来。他们隔壁的战壕段落里有两人丧命，他们右侧的连队损失了五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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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阿诺逐渐了解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为了自娱而对天空上的一群候鸟开枪——大概是一群麻鹬，正在飞往斯堪的纳维亚的筑巢地。其他卫兵听见枪声之后，以为有什么自己没看见的危险情况出现，于是纷纷跟着开枪。才一会儿的时间，这种因为恐慌而引起的开枪行为就传遍了整条战壕。听到这一连串突然响起的枪声，德军战壕里想必有人以为敌军发动了攻击，于是便通报炮兵展开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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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有了对这起事件的正式说法。他们在一份法国军方战报里读到：“在阿尔贝附近的贝库尔，一场德军的进攻行动被我方的火力彻底击溃。”阿诺本人的评语是：“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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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威廉·亨利·道金斯写信给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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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周收到了您在1月26日写的信，而且这可能会是我在埃及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们再过不久就要动身了。至于要去哪里，目前都没有人知道。第三旅、第三战地救护队、第一野战连与第四辎重兵团都在今天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跟着出发。我猜我们的目的地是达达内尔海峡，但也有可能是法国、土耳其、叙利亚或黑山的任何一个地方。总之是要换个地方，而且我们总算有机会可以做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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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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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沃姆扎遭遇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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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已近尾声，德军的2月攻势也是如此。尽管有气象学的定律以及战略家的计划，这两种现象却无法完全预测。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军团既然在这时收到发动攻击的命令——这是最后一场攻击行动，也可能是倒数第二场，目的在于解决前线的一些小问题，或是消灭某个具有威胁性的敌军阵地，或是完成某一件实际上只有在参谋人员那比例尺为1:84 000的抽象地图上才看得见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发生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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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兰西北部而言，这个冬季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过得非常糟糕。兴登堡最近一次的攻击行动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效[10]，而俄军在这个地区的阵线虽有不少些微的移动，但整体而言还是守住了阵地。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属于禁卫师，是一支精锐部队，经常必须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四处驰援最危急的区域。不过，他倒是逃过了最猛烈的战斗。他一开始在华沙病倒，痊愈之后又只是一再搭着火车四处移动，原因是上头的将领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哪个地方最需要他那一师提供支援。“我们的行程一再变动，显示战争情势瞬息万变。”他们终于在沃姆扎下车，全师行军至地图上所画的一条线，位于车站西北方。“敌军一旦接近，这里就成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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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以及冬天的战役理当已经结束。现在只是为了争夺一些“地方利益”而已。俄军的攻击行动不允许受到暴风雪的延宕，于是依照计划展开。再一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又只是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他毕竟是个工兵，而当前的情势并没有他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他觉得最可怕的一点是，战争——更精确来说应该是军方将领——竟然如此顽强地拒绝向大自然的力量屈服：“在呼啸的寒风与漫天的大雪当中，炮兵从事准备工作所发出的声响以及大炮发出的闪光更加显得不祥。”人员的损失超乎寻常，即便就这场战争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原因是大多数伤兵都冻死在他们受伤的地点。至于少数在这天寒地冻之下还得以幸存下来的伤员，也经常不免遭受严重冻伤。医院里满满都是截肢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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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觉得不太舒服。主要是他已经开始对这种平静乏味的等待感到不耐烦。他觉得这种缺乏活动的消极状态令人深感沮丧。唯一能够打破单调的事情，就是傍晚或深夜偶尔会有一架德军飞机从上空飞过，抛下几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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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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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麦克诺坦在德帕内开设食物救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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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来了，但不是回到弗尔讷，因为现在那里太危险，太接近前线了。她原本服务的那座战地医院有一名护士在炮火中丧生，当初寄宿的那间房屋的窗户也因为隔壁屋子被炮弹击中而全被震破。所以，她现在身在德帕内——这里是英吉利海峡沿岸一座小小的海滨度假小镇，在冬天显得空空荡荡。砂质海岸旁有不少家高级旅馆，其中有些已经改装成军医院。在这里可以听得到前线的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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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回来之外，她还能做什么？以她深具责任感又坚持原则的个性，实在是别无其他选择。她在今年1月初返回伦敦，本来就只是打算回乡短暂休息一下而已。她刚从精神崩溃当中康复，稍事休息就经由加来回到了比利时。不过，她的健康状况着实不佳，在敦刻尔克一间空着没人住的公寓里卧床休养了一周以上。她仍然怀有疑虑，但只埋藏在自己心中。此外，她的爱国心丝毫没有消退——实际上，她的经验对她的爱国心只有更加强化的效果：“上天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缺陷，但我深信英国人比起我所知道的其他民族都还要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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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疑虑主要在于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工具。[11]她之所以厌恶战争，不只是因为战争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也因为战争对她所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我内心有某种东西在这场战争中停滞不前，或者已经死去了。”尽管她对自己以及其他妇女所付出的努力深感自豪，却对女性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觉得不太自在。一个例子就是，许多妇女身穿那种丑陋粗糙的男式服装，仿佛这种打扮是自然现象。麦克诺坦无法接受这一点，她渴望美丽的服装，渴望良好的礼仪，渴望“美好的事物、音乐、花朵、精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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