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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自1915年年初以来，奥匈部队中因为死亡、受伤，尤其是患病或冻伤而损失的人员约有80万人。不过，这些数字却是直到1918年才公开。参战各国都对人员损失的数字相当保密，而探询这方面的信息更是被视为近乎叛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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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库欣，此时已在医学界声名卓著。堪称神童的他，三十二岁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上外科教授，在大脑若干中枢及其功能的领域更是世界顶尖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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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战壕足病”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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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两本书是《漫游于非洲的猎人》和《在东南非旅行和探险》。塞卢斯的名声之所以特别响亮，原因是他和其他许多探险家与冒险家一样，四处巡回演说自己的经历。他与著名的塞西尔·罗兹同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最早指出罗德西亚高原适合英国人定居并且从事大规模农业。讽刺的是，他后来却亲自发现了这种做法所遭遇的巨大困难。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读过多丽丝·莱辛描写非洲的小说与短篇故事，必然都熟知这类问题的存在，但塞卢斯因为对殖民活动的狂热而严重低估了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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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营指挥官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上校也是发起成立这个营的人物。他在布尔战争期间率领过一支著名的非正规军部队——德里斯科尔侦察兵，因此成立这个营的构想即是要组织一支类似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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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著名的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经过苏瓦乌基的时候，就曾在那里住过。劳拉觉得他是个颇具骑士风范但也相当自我中心的贪吃鬼。由于他是这段战线的总司令，所以这里所有的苦难终究都可归咎于他，因此劳拉对他深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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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指控犹太人与德军勾结的说法煽起了俄国人与波兰人根深蒂固的反犹太心态。即便是劳拉也不禁对镇上的许多犹太人产生了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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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苏瓦乌基有些较为大胆的儿童，在冬天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到城镇外围的战场上，用树枝戳入积雪以找寻死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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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同尼尔·弗格森所指出的，英国政治人物对于是否参战颇为犹豫。为什么要与专制的俄国站在同一边，对抗在社会立法、艺术与科学等许多领域都被视为模范的德国？起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明确反对参战。其中有些人愿意接受德国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侵犯持中立态度的比利时，另外有些人则是愿意（如果必要的话）允许英军侵犯比利时。后来，他们对这些想法都再也闭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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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迪南有612人遭到杀害，昂代讷与塔米讷分别有211人与384人遇害；死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凶手全都是德国正规军，因为听闻当地有游击活动的消息而在恐慌之余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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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第一架被敌机击落的齐柏林飞艇是LZ37号，时间在1915年6月6日至7日的夜间。但说那架飞艇是被击落的其实并不准确：立下这项功绩的英军飞行员渥恩弗德其实是要去攻击齐柏林飞艇位于比利时贝尔赫姆的巨大机库，却无意间遇到了LZ37号。渥恩弗德飞到那架飞艇上方投掷炸弹，那架飞艇便因此坠毁。渥恩弗德因为这项壮举而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十天后，他在一场普通的航空事故当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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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当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是一种发动战争的全新方式。首先，遭受伤害的绝大部分是平民；其次，这种威胁来自于天空。英国对此深感焦虑，舆论甚至要求俘获的齐柏林飞艇驾驶员必须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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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项规划不周又莽撞的行动，原本是希望利用战舰先后在达达内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打出一条通道，主要是为了让物资能够运入物资短缺的俄国。另外一个用意是要为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提供援助，尽管先前奥斯曼部队充满威胁的攻势在这时已经因为低温、大雪以及混乱而陷入了停滞。此外，协约国也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退出战争。所谓的“西部人”与“东部人”之间一直有着持续不断的争论，前者（通常是军方）希望优先突破西部战线，后者（通常是政治人物）则是希望攻击同盟国薄弱的侧翼，尤其是巴尔干地区以及地中海南部。达达内尔海峡的攻击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当时年轻、善于操弄人而且充满争议的海军大臣丘吉尔的主意。早在1907年，英国海军就研究过这种做法，并且认为单纯的海军攻击行动不可能成功——但丘吉尔热爱冒险的天性并不把这种平庸乏味的事实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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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段描述虽然有些勉强，却多多少少总结了协约国的计划。由于过去的教训显示协约国战舰不可能靠着本身的力量攻下达达内尔海峡，因此必须要有陆上部队的支持。陆上部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摧毁阻挡协约国海军的沿岸大炮，原因是那些大炮能够以相当精准的火力击毁舰队前方的扫雷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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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道金斯在信中表达了他自己对埃及人愈来愈强烈的敌意，不但对他们多有诋毁，还说他们“令人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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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屠杀基督徒的情形在以前就发生过，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的冲突也存在已久，但这些情形都在近数十年来更加恶化。大战的爆发更导致情势急转直下。许多土耳其人都深深执迷于求生的焦虑。1914年10月，君士坦丁堡当局决定加入同盟国之时，奥斯曼帝国才刚打输了另一场战争（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被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联军打败），并且再次丧失了若干以基督徒为主要居民的领土。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例如埃及与黎巴嫩，实质上已经受到西方列强的掌控。他们不晓得领土的流失现象是否会继续下去。此外，这团混乱在最近又添加了一项新要素，而且是一项相当致命的要素，即现代民族主义。早在1914年10月之前，这项要素就促使君士坦丁堡当局考虑大规模的种族迁徙，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种族统一的国家，不然至少也要让各重要省份能够割除非穆斯林的“肿瘤”。同时，在遭受的压迫愈来愈严重的少数族群之间，尤其是亚美尼亚反抗分子，民族主义也激发了分离主义的遐想，促使他们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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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际上是多重惨败，因为不只有过度冒进的高加索侵略行动以灾难收场。奥斯曼部队进军波斯的行动也在这个阶段遭遇失败。目前正在科图尔代佩的那支俄国军团，就是在那些战役中打了胜仗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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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他把这七个人交给当地一名高级官员，那名官员承诺会保护他们。不过，德·诺加莱斯后来却发现那名官员在当晚就命人绞死了那七个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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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他们后来还使用了几门超过五百年历史的迫击炮——效果虽然不错，对炮兵而言却有相当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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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将军指的是澳大利亚第一师指挥官威廉·布里奇斯。道金斯对他相当熟悉，因为他也是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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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守卫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步兵虽然英勇，却寡不敌众，装备也不精良，纯粹沦为炮灰。当时奥斯曼第十九师的中校指挥官凯末尔，亦即后来的土耳其国父所说的一句名言就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这一天，在阿尔布茹奴情势危急的状况下，他派遣了一个弹药已几乎耗尽的军团前去阻止澳新军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联军）的一波突破攻势。他对手下的士兵大吼：“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那支部队——第五十七军团——也确实全数遭到歼灭。由此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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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这则新闻的概要是：一位住在萨拉热窝的年轻女性获知以后备中尉身份入伍的丈夫阵亡后，将丈夫照片挂在胸前，再对着照片朝自己的胸口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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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是一份匈牙利文日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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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东线的战壕系统极少像西线的那么完善而且错综复杂，这点主要是因为东线变动比较频繁。西线的两军距离可能只有两三百米，而更近距离也并不少见，但在东线却经常距离一两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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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个地区的战争公墓几乎和佛兰德斯一样多。即便到了今天，只要驾车行驶在从塔尔努夫通往戈尔利采的977号公路上，仍可见到那些墓园。但与佛兰德斯不一样的是，这里的许多公墓都荒废已久，虽然带有一些浪漫气息，却也不免令人感到惋惜。这些墓园大多数都葬有来自不同军队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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