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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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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纳闷着后世会怎么看待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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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出现了变化。社会氛围已变得与先前不同，其中一部分的现象是大众对于战争的兴趣已逐渐降低——说得更精确一点儿，应该是众人愈来愈倾向于沉浸在逃避现实的虚构世界里：在战争开始之初，大多数的杂志都充斥着以浪漫化的手法吹捧军人以及各种英勇事迹的文章；但现在这类文章已愈来愈少见，而逐渐被推理小说、犯罪小说以及其他逃避现实的娱乐性作品所取代。此外，改变还可见于公开的反战言论，尽管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投机分子以及言辞浮夸的人士所发表的文章与演说仍旧主导着舆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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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爱国的思想仍可见于“一般”大众的言论当中，而且倡导和平——甚至只是谈论和平——在长久以来也一直被视为禁忌。“和平”已然成了肮脏的字眼，带有隐隐约约的负面色彩，让人觉得这个人怀有失败主义、支持德国的心态以及缺乏骨气的妥协倾向。单是这个字眼，就足以引来别人的驳斥、咒骂、鄙夷以及其他种种反应，而且这个字眼甚至也受到了查禁。只有胜利——全面性而且无条件的绝对胜利——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概念。如同其他参战国的状况，战场上的重大苦难与损失并没有激起妥协的渴望，反而导致态度更加强硬，更不愿意接受除了“胜利”以外的其他结果。除了胜利以外，任何结果都将表示这一切的苦难与牺牲毫无意义，不是吗？况且，既然根本不可能战败，又何必妥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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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势还是出现了变化。语言的规则已经出现了变化，尽管目前还只是在街头上，在人与人面对面的交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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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不难听到别人谈论自己对于和平的渴望——没错，“和平”。几天前，科尔代正冒着严寒等电车，无意间听到一名妇女和一位刚从索姆河及凡尔登回来的随军牧师谈话。那位随军牧师对她说：“穿着丧服哀悼儿子的母亲已经太多了，希望这整件事能够早日结束。”也就是最近，他又在同一班电车上听到一个裹着毛皮大衣的上层阶级妇女提高嗓门对一名士兵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成千上万的恶棍和白痴投票给那些好战的政党，你就不必忍受三十个月的这种生活了。”车上许多乘客都因为她这句话而咧嘴窃笑或者显得局促不安，但科尔代身旁一位劳工阶级的妇女却喃喃说了一声：“她说的一点儿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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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的改变不只是疲乏与厌倦日盛的结果，也是对上个月的和平倡议的一种反应——其中一项倡议来自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2]，另一项则是在几天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协约国阵营的各国统治者立刻拒绝了第一项倡议，对于第二项倡议也提出了一连串的驳斥、要求以及模糊不清的主张，因此所有人都可以明显看出近期内不可能会有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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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字眼毕竟是重新浮现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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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刊登德国皇帝写给首相的信件，是德国对于和平倡议的宣传手法之一。德国皇帝在信中写道：“提出和平倡议乃是一项必要的道德行为，唯有如此才能让全世界——包括中立国在内——摆脱那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每一份法国报纸都对这封信大加抨击，通常是质疑其真实性，同时也对美国的提议表现出冷淡乃至轻蔑的态度：“纯粹是妄想！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科尔代甚至亲耳听到一个人哼了一声后，斥责美国总统“比德国人还要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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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民大众能接触的唯一信息媒介，报章杂志既已受到严格审查，又掌握在宣传人士、战争贩子与狂热分子手中，一般人怎么可能对和平的可能性提出美好的期待呢？尽管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能够厘清这场战争所造就的强烈情绪、偏执观念、夸大其词、片面真相、虚妄幻想、语言游戏以及撒谎欺骗，但科尔代并不因此感到欣慰。他经常努力回想两年半前的夏末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这场大灾难正式展开。他热切搜集散落于各处的零碎事实，就像是在事隔许久之后回到犯罪现场采集遭人遗忘的线索一样。问题是，在这一切结束之后，究竟能够取得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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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就深知这场战争以及当下的舆论在新闻媒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毫不客观，几乎可说是达到了欺骗的程度。他在1915年4月于日记中写道：“由于害怕遭到查禁，同时也为了迎合［大众］最卑劣的本能，［新闻媒体］的内容因此充斥着仇恨与谩骂。”当初在1914年煽动舆论支持战争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已然受困于他们自己的仇恨言论。那些言论导致妥协式和平成了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也导致军队无法执行战术上所需的撤退行动，因为只要一撤退，就会立刻被新闻媒体和街头上的民众解读为战败的象征：凡尔登的情形就是这样。[3]不过，现在可能总算开始出现了一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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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报纸无疑不可能是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么私人信件呢？科尔代在这方面也不禁心存怀疑：“来自前线的信件都对这场战争呈现出虚假的感受，因为写信的人知道自己的信件可能会被开封检查。此外，他们写信的主要目的也是在于讨好未来的读者。”照片呢？也许后人能够从照片中看见战争期间真正的状况，例如在大后方。不过，科尔代不这么认为，而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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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心或羞耻心将不免导致生活中的某些面向未能反映在我们的图文杂志里。因此，后代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摄影记录充满了空白。举例而言，摄影记录不会呈现室内因为灯火管制而陷入近乎黑暗的情形，也不会呈现水果商贩在阴暗朦胧的街道上只能仰赖烛光照明，也不会呈现人力短缺导致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到了下午三点仍未有人清理，也不会呈现大型杂货店门外那些为了购买配给的糖而排了多达三千人的队伍。另一方面，摄影记录同样也不会呈现餐厅、茶馆、剧院、杂耍表演以及电影院里人满为患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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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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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摩内利学会如何避开好奇的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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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天气与枪声都已和缓了下来，骡子走的蜿蜒小径上开始人来人往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会有访客前来，他们对这些声名狼藉的山峰充满好奇，也一心想到此一游后能够回去对别人说：“我去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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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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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社会阶级较低的访客，士兵们就会在一段距离外直接用雪球和冰块砸他们，等到那些人气喘吁吁、满身是雪又一脸困惑地抵达山峰上时，士兵们便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模样。至于阶级比较高的访客，则必须采用比较细腻的手法。士兵在防守阵地附近埋了一些炸药，只要一接到电话说山下有某个高官大吏已经套上了雪地装备，他们就会引爆几枚炸药。如此一来，即可导致一堆冰雪和石头滑落山下，也一定会引来对面山顶上的奥匈军队阵地发射五六枚炮弹。（“叽咻叽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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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营长就会阴郁地宣称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山上原本很平静的。”这时候，山下那个高阶访客“就会立刻产生对山谷的怀旧感”，随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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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卡夫卡一直待在布拉格。这已是开战后的第三个冬天。地面上可见深厚的积雪，天气很冷，异常地寒冷。粮食和燃料空前短缺。饥饿的面貌开始在城市中浮现出来。电车停驶，剧院、许多餐厅和咖啡馆早已歇业。还在营业的店家常无法供应暖气，能提供的饮食选项更是寒酸。但卡夫卡对此并未感到烦闷。通过小妹奥特拉的协助，他在位于城堡区下方狭窄却颇富诗情画意的术士巷，租到一栋非常小的房子，周边是成排低矮歪斜的民宅。奥特拉已事先清扫过，也重新粉刷了墙壁，还增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其中包括一把舒适的书桌椅。他可以静坐着，不受打扰，专心写作。这么久以来，他从未感到如此惬意[4]，他非常享受这栋小房子[5]。在给菲丽丝的信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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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完美了。上坡路这段美妙的漫步，与居高临下的寂静，对我而言，一切真是天造地设。我和邻居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不过他很安静。我常带晚餐上来，通常会在这儿待到午夜。慢慢走回公寓的好处，是让我在回家路上，将头脑冷静下来。我必须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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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正值隆冬时节，他身上还是只穿一件单薄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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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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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穆斯利在卡斯塔莫努看见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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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撑过了这场徒步旅程，抵达了艾因角的铁路总站。他和其他的战俘一起被赶上牲畜列车，往西北方前进。所有人都同他一样，是从巴格达出发，经历为期两个月的沙漠徒步之旅才终于抵达此处的。他们路过了许多地方：幼发拉底河、奥斯曼尼耶、前托罗斯山脉以及只能在远方望得见一道银色波光的地中海、奇里乞亚山口、托罗斯山脉、波赞特、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埃斯基谢希尔、安卡拉。到了安卡拉之后，他们又再次恢复步行，朝着北方爬坡，翻越针叶林覆盖的高山，气温愈来愈低，他们一直走到了距离黑海七十公里左右的卡斯塔莫努。在那里，俘虏被安置在城镇边缘的几间大房子里，位于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后显得空空荡荡的基督徒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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