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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就深知这场战争以及当下的舆论在新闻媒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毫不客观，几乎可说是达到了欺骗的程度。他在1915年4月于日记中写道：“由于害怕遭到查禁，同时也为了迎合［大众］最卑劣的本能，［新闻媒体］的内容因此充斥着仇恨与谩骂。”当初在1914年煽动舆论支持战争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已然受困于他们自己的仇恨言论。那些言论导致妥协式和平成了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也导致军队无法执行战术上所需的撤退行动，因为只要一撤退，就会立刻被新闻媒体和街头上的民众解读为战败的象征：凡尔登的情形就是这样。[3]不过，现在可能总算开始出现了一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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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报纸无疑不可能是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么私人信件呢？科尔代在这方面也不禁心存怀疑：“来自前线的信件都对这场战争呈现出虚假的感受，因为写信的人知道自己的信件可能会被开封检查。此外，他们写信的主要目的也是在于讨好未来的读者。”照片呢？也许后人能够从照片中看见战争期间真正的状况，例如在大后方。不过，科尔代不这么认为，而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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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心或羞耻心将不免导致生活中的某些面向未能反映在我们的图文杂志里。因此，后代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摄影记录充满了空白。举例而言，摄影记录不会呈现室内因为灯火管制而陷入近乎黑暗的情形，也不会呈现水果商贩在阴暗朦胧的街道上只能仰赖烛光照明，也不会呈现人力短缺导致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到了下午三点仍未有人清理，也不会呈现大型杂货店门外那些为了购买配给的糖而排了多达三千人的队伍。另一方面，摄影记录同样也不会呈现餐厅、茶馆、剧院、杂耍表演以及电影院里人满为患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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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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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摩内利学会如何避开好奇的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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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天气与枪声都已和缓了下来，骡子走的蜿蜒小径上开始人来人往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会有访客前来，他们对这些声名狼藉的山峰充满好奇，也一心想到此一游后能够回去对别人说：“我去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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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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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社会阶级较低的访客，士兵们就会在一段距离外直接用雪球和冰块砸他们，等到那些人气喘吁吁、满身是雪又一脸困惑地抵达山峰上时，士兵们便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模样。至于阶级比较高的访客，则必须采用比较细腻的手法。士兵在防守阵地附近埋了一些炸药，只要一接到电话说山下有某个高官大吏已经套上了雪地装备，他们就会引爆几枚炸药。如此一来，即可导致一堆冰雪和石头滑落山下，也一定会引来对面山顶上的奥匈军队阵地发射五六枚炮弹。（“叽咻叽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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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营长就会阴郁地宣称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山上原本很平静的。”这时候，山下那个高阶访客“就会立刻产生对山谷的怀旧感”，随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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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卡夫卡一直待在布拉格。这已是开战后的第三个冬天。地面上可见深厚的积雪，天气很冷，异常地寒冷。粮食和燃料空前短缺。饥饿的面貌开始在城市中浮现出来。电车停驶，剧院、许多餐厅和咖啡馆早已歇业。还在营业的店家常无法供应暖气，能提供的饮食选项更是寒酸。但卡夫卡对此并未感到烦闷。通过小妹奥特拉的协助，他在位于城堡区下方狭窄却颇富诗情画意的术士巷，租到一栋非常小的房子，周边是成排低矮歪斜的民宅。奥特拉已事先清扫过，也重新粉刷了墙壁，还增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其中包括一把舒适的书桌椅。他可以静坐着，不受打扰，专心写作。这么久以来，他从未感到如此惬意[4]，他非常享受这栋小房子[5]。在给菲丽丝的信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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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完美了。上坡路这段美妙的漫步，与居高临下的寂静，对我而言，一切真是天造地设。我和邻居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不过他很安静。我常带晚餐上来，通常会在这儿待到午夜。慢慢走回公寓的好处，是让我在回家路上，将头脑冷静下来。我必须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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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正值隆冬时节，他身上还是只穿一件单薄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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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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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穆斯利在卡斯塔莫努看见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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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撑过了这场徒步旅程，抵达了艾因角的铁路总站。他和其他的战俘一起被赶上牲畜列车，往西北方前进。所有人都同他一样，是从巴格达出发，经历为期两个月的沙漠徒步之旅才终于抵达此处的。他们路过了许多地方：幼发拉底河、奥斯曼尼耶、前托罗斯山脉以及只能在远方望得见一道银色波光的地中海、奇里乞亚山口、托罗斯山脉、波赞特、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埃斯基谢希尔、安卡拉。到了安卡拉之后，他们又再次恢复步行，朝着北方爬坡，翻越针叶林覆盖的高山，气温愈来愈低，他们一直走到了距离黑海七十公里左右的卡斯塔莫努。在那里，俘虏被安置在城镇边缘的几间大房子里，位于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后显得空空荡荡的基督徒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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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卡斯塔莫努过得相当不错，相较于他们在投降之后那几个月的处境，更可以说是非常好。他们获得良好的待遇，穆斯利和其他人不禁开始怀疑那场徒步之旅的艰苦状况其实不是出自特别的规划，而是奥斯曼人惯常的满不在乎与处事无能所造成的结果。此外，具备军官身份者在卡斯塔莫努有其优势：士官与士兵的处境还是极为严酷的。穆斯利和其他军官仅需忍受烦闷、做噩梦以及长途步行之后的疲累与疾病，幸存下来的低等士兵却要被迫在各个地区从事繁重的劳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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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塔莫努，穆斯利每周都得以在看管得不算太严苛的卫兵伴随下造访一次商店与澡堂。此外，俘虏也能够去教堂并收寄邮件，包括家乡寄来的包裹。他们下棋、打桥牌和玩英式橄榄球，偶尔也获准到周围的高地上散步休闲。他们打算成立一支小型的管弦乐团。穆斯利的疟疾再次发作，也被迫接受一名希腊牙医为他治疗牙齿——围城期间贫乏的饮食严重损坏了他的牙齿。现在，他的体重甚至还增加了。他们大多数人都尽力遵循某种惯例，例如吃晚餐前要换衣服，就算只是把一件破旧褴褛的衬衫换成另一件同样破旧褴褛的衬衫也没关系。奥斯曼人严禁他们与镇上的居民来往，但他们偶尔可以喝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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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冬天以来，他就一直觉得很冷。木材相当短缺，而他能够取得的少数木材也通常都颇为潮湿，一旦放进小火炉里烧，总是只见冒烟不见火焰。不过，最糟的是烦闷与单调，穆斯利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抽烟，就是在他与另一名军官同住的房间里睡觉。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日记里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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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今天早晨望向窗外，发现天色看起来比较寒冷，也比较黯淡。下雪了。整个世界都变了。他平常看见的那些红褐色屋顶都变成了白色，整座城镇突然变得别致优美，几乎有如图画一样美丽。街道上空无一人，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清真寺尖塔里的宣礼员发出的低吟声。目睹降雪——“这纯净圣洁的元素，宁静而神秘”——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对他造成了某种影响，使他充满非凡的精力，取代了原本那百无聊赖的淡漠姿态。他因此再次开始燃起希望，再次开始想要记住自己所经历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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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日记，写下自从去年10月以来的第一篇文字：“1917年2月1日——四个月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大地已被白雪覆盖。”后来，他和其他几个英国军官前往一点五公里外的一座山丘，在那里玩雪橇，“仿佛我们回到了童年时光”。他们在回程的途中打了一场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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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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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重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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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计指针显示的数据持续升高。今天早上，下哨人员获准上岸行军——说得精确一点儿，是去造访玛丽恩西尔。船上的乐队奏着乐在前方领头，各种仪节都弃繁就简，所有人的情绪都相当高昂。冰层仍然相当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施通普夫对于冰层的厚实与美丽深感难忘，但他认为这些冰层很快就会裂解，然后消融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回程的途中经过威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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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戈兰”号再度重新补给、修复与改装。这一次，拆卸的是船上的88毫米口径速射机炮。日德兰海战显示这种武器的射程不够长，因此被认为无效。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两年前如果有人敢提出“这种观点”，一定会“以叛徒的罪名被枪毙”。那几门炮连一枚炮弹都没有发射过，负责操作的人员（包括施通普夫在内）显然浪费了时间。他试着安慰自己，那些炮说不定在陆地上比较派得上用场。[7]施通普夫也认为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正在酝酿当中。他重拾了对未来的信心：“全世界都屏息等待着德国集结力量，挥出惊天动地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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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船上之后，他们吃了午餐，然后值勤军官带了一张纸过来——“美妙的消息”。“各位听好，这是一份来自柏林的电报。‘我国即起展开无限制潜艇战。’”宣布的这个消息令他们所有人“开心不已”。不久之后，这个话题就挂在船上所有人的嘴边了。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英国迟早会被打垮。这项行动等于是“对英国宣告死刑”。这是德国版的“奋战到底”，只不过法国的政治人物都仅是空口白话，德国却付诸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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