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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出海之后的第十天，天气总算放晴了。艳阳高照，海面平静无波。这艘船名为“萨克森尼亚”号，船上载着哈维·库欣以及第5基地医院的其他人员。第5基地医院是最早派往欧洲战场的美国机构组织之一。才一个月前，美国宣称为了“让民主制度安然屹立于世界上”而参战。就经济上而言，这项举动至少让英国得以继续安然作战。英国凭着贷款支撑战事，但这些贷款在去年底就似乎濒临耗尽，有些政府官员因此悲观地谈起经济崩溃的风险。不过，在这最后关头，英国却获得了美国的资金挹注，还有美国价格低廉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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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这趟航程虽然平淡无事，却充满了焦虑。“萨克森尼亚”号独自航行[18]，在海上以“之”字形的方式曲折前进，随时注意着德国潜艇的潜望镜。船上所有人都二十四小时穿着救生衣，也一再练习搭乘救生艇。到了傍晚，万物似乎都染成深浅不一的蓝灰色：船只，海洋，还有天上的云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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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是个基本上非军事性的组织，也开始深受军事习惯的影响。现在，武装卫兵在船上随处可见。他们在甲板上举行操练，所有人的鞋子都擦得闪闪发亮，而且军官在每日做健身操的时候，也严禁其他阶层的人员观看，以免有损他们对长官的敬意。库欣不太能够习惯这一切。在他领取马刺（纯粹是军官的阶级象征，因为第5基地医院并没有马匹）和一把手枪（M1911型）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一把样貌凶恶又油滑的自动手枪”——他极少将那把枪带在身上，也完全无意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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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库欣对这场战争怀有任何疑虑。长久以来，他一直认定美国迟早会被卷入这场战事——而且是必须参与其中。此外，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做波士顿同僚们的工作，让他们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他在1915年春季以医学观察员的身份在法国待了一个月，这一方面加深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另一方面却也降低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他造访前线的时候极少感到害怕。如同他在那年春季于日记里所写的：“一旦离家愈远，并且愈来愈接近战争现场，反倒愈来愈少听到关于战争的话题，于是战争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从那时开始，身为神经学家的他就对“炮弹休克症”的现象深感兴趣，而这种纯粹属于专业上的动机至今也仍然存在。不过，后来也添加了其他更加有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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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只是个中立的观察者，对于种种关于德国穷兵黩武的传言都抱持怀疑的态度。不过，那种事不关己的冷静姿态已经变了。造成这种态度变化的决定时刻在于1915年5月8日。他当时在爱尔兰外海，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结果他搭乘的船只无意间驶入了“卢西塔尼亚”号的残骸之间。那艘船在前一天被德国潜艇击沉，造成1 198名成人以及儿童罹难，其中124人是美国公民。他们航行了整整一个小时，才驶离那片散布着残骸的海域。震惊不已的库欣看见躺椅、橹桨与一个个箱子漂浮而过。最惨的是，他还看见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的尸体漂浮在一艘充气救生艇旁边。一艘拖网渔船在远处环绕残骸航行，打捞着尸体——捞一具尸体有一英镑的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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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1917年5月的这一天，他又再度看见船体残骸，因此勾起了那段回忆。不过，这次所见的只有一叶船板、若干垃圾以及一件救生衣。这天下午，一艘护卫舰前来为他们护航，这是一艘老旧的小型驱逐舰，舰首漆着“29”这个数字。这艘驱逐舰在他们后方五百米处就位，于是他们纷纷欢呼挥手，大大松了一口气。库欣认为今天晚上会有比较多人放心睡在甲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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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在上甲板练习抬担架——他们的经验欠缺也明显可见。最后，这项训练是借助一本说明手册才得以完成的。他们新发放的军用手提箱都堆栈在船首。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们将于明天上午六点在法尔茅斯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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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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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布坎南在林迪的一片白色沙滩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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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过得很快。三个月就是布坎南所属的部队在开普敦所待的时间——那是一个“美丽安详的地方”，简直称得上是天堂。这段休息期极为必要，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恐怕撑不下去。他们待在东非的后期，军官与士兵的情绪都是沮丧而麻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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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雨季期间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在滂沱大雨之中，来自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士兵只能守在堡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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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休息过后的部队正在搭乘船只返回东非的途中，所有人神清气爽，据说准备去把事情做个了结。冯·莱托—福尔贝克的部队虽然被驱逐到了殖民地的东南角，却仍然没有被打败。新任的协约国南非总司令路易斯·“贾皮”·范·德芬特少将坚决要求进行更多的直接交战，而不再使用那种巧妙但通常毫无成果的钳形攻势。（他青睐的做法是“重击”。）他们先前之所以选择在丛林里迂回行进，目的是为了减少战斗伤亡并且智取敌人，但这样的做法却一再导致补给线拉得太长。一般认为前任总司令史末资的策略虽然在战场上拯救了不少性命，但因病损失的人数却是数倍之多。[19]此外，像布坎南这样撤至南非休养的许多军人，也都相当孱瘦衰弱，这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多数人都不曾见过白人处于这样的状况——黑人有，但白人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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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由五艘船组成的舰队满载兵员，准备投入即将发动的攻势。他们在离一片白色沙滩两公里外的地方下锚，那片沙滩就是这些部队上岸的地点。不远处的那座城镇——林迪——目前已在英军掌握中。布坎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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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复杂的情绪望着海岸。冒险仍然对我们充满吸引力，但这片大陆潜在的种种可能，想起来却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因此，我们乃是以相当清醒的目光审视着眼前的这片陆地。那里有着我们已经充分见识过的丛林地带，那是一幅绝对没有人能够看穿的阴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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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小汽船驶到巡洋舰旁边，于是众人纷纷提起背包、装备与步枪，爬下梯子到汽船上。那艘汽船将他们接驳到一艘在旁等待着的大艇上，再由大艇将他们载到最后的一片浅水区。然后，一身干爽的他们会由黑人橹夫背上白色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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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罗伯特·穆齐尔被部署在位于波斯托伊纳的西南前线指挥部，在书记处工作。最近他还获颁弗朗茨·约瑟夫军团铁十字勋章，这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装饰品。这种奖章本意（形式上）是奖励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军人，现在却像通货膨胀一般到处发放；穆齐尔对此，自是心知肚明（他曾负责审核表扬建议书，从体系内对弊端有深切了解）。他对这一切的意识极为清楚；对于所有恭喜他获此“殊荣”的人们，他难以开口答谢，这份殊荣非但没能使他感到高兴，反而让他更加愤恨不平。他从几位姊妹家中租了一间附有家具的小套房，得以再次和妻子玛尔塔同居。妻子较习惯更热闹的地方，因而常抱怨。然而他在新居却感到莫名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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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真是奇怪，有着赭色的土耳其窗帘，家具表面满是裂缝与空隙，使小石一般的灰尘得以乘虚而入。细微的灰尘也仿佛是石砾所化。他就置身在前所未有的宁静中，置身事外，心中惦记的，只有远山的孤寂。那是一种只会受昼夜转换所扰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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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公里外，第十次伊松佐河之役已历时超过两周；意大利部队再一次寻求突破[20]，双方再一次经历惨重的损失，进展却相当微小。从远山传来的炮击声不绝于耳。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而他对此却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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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3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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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施通普夫在“黑尔戈兰”号上观看二十枚铁十字勋章的颁发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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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没有新的胜仗，就只好努力把旧事拿出来炒作。公海舰队盛大庆祝了日德兰海战一周年。“黑尔戈兰”号的舰长“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发表了一段致辞。在这场激昂的演说当中，他愈说愈激动，音调也愈来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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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致力追求一个特殊的目标，就是要离间我们的最高指挥官与他的海军和陆军。霍亨索伦皇室一旦遭到推翻，他们就会强迫我们接受类似于英国与法国的那种议会政体。这么一来，我们就会和他们一样，受到商人、律师和记者的统治。在那些国家里，他们只要对一位将领或者军事领导人感到厌倦，就会直接将他去职。可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需要更加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各位必须反对所有那些想要将议会政体引进德国的人，也绝对不能忘记德国的伟大系于我们的皇室、我们的陆军，以及我们成军未久的海军。切勿忘记这件事：在与我们交战的所有国家里，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一心想要毁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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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的结尾是为“我们的战争最高指挥官皇上陛下”欢呼三声，接着为参与了那场战役的人员颁发二十枚铁十字勋章，颁发对象大致上是随机挑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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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施通普夫的内心充满矛盾，既担忧又愤怒。演讲者的激情和话语的力量令他深感着迷，以致不禁觉得那些话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不过，他在情感上虽然这么觉得，理智上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很明白舰长为什么会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他如果也是军官，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不过，他却是个平凡的水兵，一个“没有资产的平民”，因此他不可能支持“皇帝、陆军与海军的专制权力再进一步增长”。实际上，“如果你自己不必付出代价，这种话当然很容易说”。施通普夫并不害怕议会政体，而且他认为德国的敌国领袖当中也有许多正直优秀的人物。在当下这个时刻，他“宁可沦为英国的奴隶，也不要身为德国的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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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施通普夫的内心已经累积了许多暴躁、恼怒与失望的情绪，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严苛的纪律以及舰队缺乏行动、极度沉闷的生活所造成的。他对德国的现状感到十分愤怒，尤其是对他所认为的存在于德国核心的基本原则——阶级制度。追根究底，就是对于阶级制度的不满，才导致施通普夫从1914年的那个极端爱国人士转变为1917年的这个心中充满困惑与愤怒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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