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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奥兰多·费吉斯已证明指出，把1917年3月的革命视为一场和平运动其实是种迷思。实际上，在这些动乱中丧生的人数远多于布尔什维克在同年10月发动的那场更为知名也更加重要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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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时一项估计指出，1个月40支补给队足以供应1个1.6万人的步兵师，但是为同样数目的骑兵供应所需，却需要多达4倍的补给队。另一个缺点，则是又宽又长的骑兵队伍极易挡住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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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兴登堡防线是介于阿拉斯与兰斯之间的一条壁垒严密而且准备完善的防线。构筑这条防线的目的在于将德军前线缩短五十公里，以便腾出十个师左右的兵力。德军在1917年3月发动战略性撤退，撤至这条防线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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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型飞机极为耐用，在若干国家的空军当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许多战区里都使用过——从西部与东部战线乃至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与美索不达米亚。根据肯尼思·芒森的说法，这种飞机之所以取了“1½斯塔特式”这个古怪名称，原因是其“内翼支柱长度颇短，从机身上侧向外倾斜，并且呈对角线交叉”。这是第一架能够穿越螺旋桨进行射击的英国飞机，原因是其制造商意外获得了一架在浓雾中迷失方向而降落于英军区域中的德军战机，于是仿造了那架战机上的同步机制。1½斯塔特式双翼机是协约国在1916年夏季取得制空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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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庞大的伤亡以及缺乏成果所带来的失望，不久之后即在法军当中引起了一波士兵哗变潮。不过，就当下而言，这两场战役正处于停顿喘息的状态，也就是这类战役经常可见的典型现象。进攻方正在补充弹药与物资，并以生力军接替疲累而且损失了不少兵员的部队。防守方当然也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因此这种消耗战不久之后就会再度从头来过。这种模式经常会一再重复，令人厌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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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即便在合适的降落伞出现之后，大多数空军也还是禁止使用，原因是他们认为使用降落伞恐怕会鼓励飞行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弃机逃生。战机上也没有提供救生衣。有些飞行员设法自力救济，将旧车胎的内胎充气，套在腰间充当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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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英国当时的情势从数字上来看显然相当不错。在双方开始交战之际，英军拥有385架战机，德军只有114架。不过，统计数据并不代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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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形四分音符”是一名俘虏的绰号，也许是针对他的相貌而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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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当时护航船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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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派往东非的2万名南非士兵当中，半数都因重病而被后送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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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次是意大利的西方协约国盟军坚持发动攻击，希望能够分散对法国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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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这场战争里，中尉或少尉的存活率远低于一般士兵。根据估计，基层军官的死亡率是其他军人类型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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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个数字严重夸大。士兵哗变发生后成立的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人数约为2.3万人，其中有500多人被判死刑。不过，死刑的目的只是为了杀鸡儆猴，结果真正被枪毙的人数还不到50人——而且通常执行于他们的战友面前。所谓整支部队被赶到无人地带，再由己方的炮兵开火屠杀的说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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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第393页，1916年9月16日，注*（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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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军经常提到“蓝点”。他们的地图上都以蓝色数字标示敌军的战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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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战场上进行有效通信的科技在当时根本还不存在。新式的无线电机庞大、笨重又不可靠，以致并不实用。有线电话适合永久性通信网络，在炮击不太猛烈的情况下也相当有效；不过，一旦遭遇密集炮火，电话线就很容易损坏。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电话线都已经埋在地下数米深，可能的话还会包覆在管道里，但如此周密的做法只有在前线僵滞不动而且相对平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有参战部队都采用了各式各样的视觉通信方式（照明弹、日光反射、灯光、旗号），但这些方法都需要良好的能见度——而这点在猛烈的战斗中根本是奢求。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实体传递命令与回报。交战各方都尝试过利用狗担任传令员，但这种方法在猛烈炮击下行不通：狗和马匹一样，在猛烈的炮火中通常会因害怕而发狂。此外，交战各方也都使用信鸽——单是德军就使用了30万只——有时候这是最可靠的通信方式。根据一项估计，十分之九的信鸽都飞抵了目的地。信鸽甚至还获颁勋章及其他荣誉。其中最著名的一只，是1916年6月的凡尔登战役当中受到围困的沃堡所送出的最后一只信鸽。那只信鸽飞抵了目的地，却因伤死亡，目前在沃堡仍有一块铭牌纪念那只鸽子。另外，还有著名的信鸽“挚友”：在1918年10月发生于阿戈讷的战斗期间，一支遭到包围的美军部队送出这只信鸽，结果它虽胸部受伤，还被打掉了一条腿，却仍然飞抵了目的地。后来，这只鸽子获颁军功十字勋章，死后并被制成标本展示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如果别无选择，部队就会使用传令兵，通常一次派出两人，指望至少有一人能够活着送达信息。这种任务无疑非常危险。（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担任传令兵，并且因此两度获颁勋章。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军事事务获得了有限但具体的了解，后来即借此击败不少将领，原因是那些将领的经验都仅是来自于作战指挥室里的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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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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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士兵哗变臻于巅峰之际，共有54个师涉入其中，以致西部战线有许多地区根本毫无防卫。（德军不晓得为什么竟然没有发现此一现象，绝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大的情报纰漏——尤其是德国一直极具技巧地善用和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想借此削弱俄军的战力。）哗变的法军士兵中，有些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另外有些人威胁进攻巴黎，但大多数人都仅是拒绝发动攻击，并且针对餐点、医疗、休假等各种福利提出简单而具体的改善要求。因此，后来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非常少，而且部队的物资情况也获得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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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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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意大利军队在战争期间处死了1 000多名本国军人，远多于英军（361名），更遑论德军（48名）。超过15 000名意大利士兵因为违反军纪而遭判无期徒刑，其中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许久仍然身在牢狱中，有些人甚至一直被关到1945年。意军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坚持必须要建立“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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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17年1月间，德国潜艇击沉了35艘船只，吨位合计109 954吨；到了4月，这些数字已提高到155艘船，合计516 394吨。不过，开始采用护航船队制度并更加积极布雷之后，损失情形已有所减缓。此外，空军飞行员也愈来愈善于击毁德国潜艇。（第一艘在海中遭到飞机击沉的潜水艇，是法国的“傅科”号，在1916年9月15日于亚得里亚海被奥地利水上飞机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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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许多士兵都对遭受榴弹枪及迫击炮的攻击深感厌恶，因为这两种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炮不同，其射弹飞过空中的时候声音很小，无法让人事先获得听觉上的警告。（不过，其飞行速度倒是相当慢，因此经常可以看见它们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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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已开始认为这场战争将会造成殖民主义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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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在普遍称为“克伦斯基攻势”，因为这项攻势是当时在任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国防部长任内下令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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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此人即玛莉亚·“雅什卡”·巴卡洛娃。她后来因为与白俄军的关系，在1920年被指为人民公敌并遭到处死。她的部队被称为“俄国第一妇女死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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