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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一想到自己刚刚做的事情以及我的父母，内心就不禁又充满了绝望——这样的绝望使我的心揪成一团。我后来再也没有感受过这种心灵上的痛苦，它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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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四十五分，威利·科庞滑翔降落在勒莫埃尔的机场。他看见狭窄的营房建筑以及罩着绿色防水布的机库，但现在他“内心的绝望已被胜利的喜悦所取代”。他跳出驾驶舱的时候，笑得近乎歇斯底里。他拍了拍发热的引擎整流罩，然后哼着歌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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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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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在卡尔多纳佐的山路上目睹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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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驻扎在意大利的北方阿尔卑斯山前线，能够望见弗留利平原。天气如果很晴朗，甚至还能够瞥见地中海在远方形成一条闪亮的细线。谣传说奥匈帝国将再度发动一场攻势，但部队要从哪里来？粮食与弹药短缺的状况空前严重，大多数部队的实力都远低于名义上的战力。不过，天气已渐渐回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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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莱门驻扎的高地上，补给品都由卡车运来。在蜿蜒于险峻山坡上的道路中驾驶那些笨重的车辆，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帕尔·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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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里，一名将领从他的车上出来检查一处防御工事，身旁跟着不可或缺的助理——一名傲慢的参谋部军官。他们的车辆在路上横冲直撞，不断按喇叭，从远处就借此示意一辆沉重的补给卡车让路。那辆卡车尽可能开到了路旁，却还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那辆擦得闪闪发亮的原野灰色大车通过。那个参谋部军官探出车窗，怒声大吼：“停到旁边去，你这头猪！”结果那头可怜的“猪”把车开得太接近路边，以致连人带车滚落于山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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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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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到法兰西喜剧院观赏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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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新戏《科林斯人的婚礼》在巴黎法兰西喜剧院的首演。当然，米歇尔·科尔代与他的妻子都到场观赏。演出在第二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一名演员走到脚灯前，宣布空袭警报声已经响起，德军轰炸机又再度出现于飞往巴黎的途中。观众席前排有人大叫：“继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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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尽管有五分之一的观众离席，演员却还是又开始继续演出。科尔代觉得焦虑不安。他也想离开剧院，却不好意思在包厢里当着所有友人面前这么做，所以只好和他妻子待了下来。结果，这场演出变成了一段奇特的体验。空袭警报的尖鸣声交杂于演员音调高亢的台词之间。在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他们听到了第一批炸弹爆炸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被闷住的缓慢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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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今年初以来，巴黎已经遭到多次空袭，最近的一次是在三天前的夜晚。那些轰炸机——大型的双发动机哥达轰炸机[6]，不然就是体型更庞大的四发动机齐柏林—斯塔肯轰炸机——总是在天黑之后发动攻击。探照灯、高射炮弹的爆炸闪光以及信号弹的银色光芒因此点亮了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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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巴黎实施了彻底的灯火管制。太阳一旦下山之后，民众出门就必须手持小手电筒以便照明。（罪犯随即善加利用这种状况，以致街头抢劫案的数量增加。）电车与地铁里有涂上蓝漆的辉光灯，科尔代认为那种灯光使得街头妓女化了浓妆的脸呈现出和“腐烂的尸体”一样的颜色。重要建筑与纪念碑都盖上一层保护用的沙包，商店橱窗也增添了奇特的花样，原因是商店老板纷纷将纸条黏在橱窗上，以降低玻璃破裂而四处飞散的危险。1月30日的空袭过后，科尔代在大军团大街一栋遭到炸毁的房屋外看见窗帘与壁毯的碎片，还有一只女性的粉红色长袜飘扬在树上。附近所有房屋的窗户都被震破，仆人们忙着清扫玻璃碎片，并且暂时用报纸将窗户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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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整座城市一片黑暗，炸弹又是从极高的高空投掷而下——高度通常超过四千米——所以那些轰炸机都不会瞄准特定目标，因为根本无从瞄准。这些攻击行动纯粹只是要引起法国人的恐惧，尽管规模有限。不过，这些空袭确实有其效果，许多人已开始逃离巴黎。英国与法国的空军也展开了空袭，选定了轰炸机航程范围内的德国城市——斯图加特、美因兹、梅斯、曼海姆、卡尔斯鲁厄、弗莱堡与法兰克福。不过，除了多佛以外，伦敦却是欧洲最常遭到轰炸的城市。[7]一开始，轰炸伦敦的空袭行动都是由齐柏林飞艇队执行，但后来事实证明那些飞艇力有未逮，因此在1916年间便被重型轰炸机取代。不过，即便在那里，伤亡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造成最多伤亡的一次空袭，是1917年6月13日的一场日间空袭，共造成162人丧生。[8]不过，这些空袭行动倒是表示交战双方又打破了另一项重要禁忌：空袭的轰炸目标完全是没有武装的平民。科尔代认为这种行为非常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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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的休息时间，科尔代与他的妻子走进一片漆黑的剧院休息室。休息室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座伏尔泰的雕像藏在一堆沙包后方。休息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剧院经理正忙着与人讨论是否应该继续演出。讨论结果决定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尽管空袭尚未结束。“可想而知，”科尔代语带尖酸地评论道，因为他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所有人一定都想要回家，却只是“因为害怕遭到别人批评而留下来——尽管别人也都满心想要回家。面子比性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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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回到观众席观赏第三幕。落幕的时候，外面的空袭仍在继续进行。演员邀请观众到剧院的地下室避难。科尔代与妻子跟着身穿晚礼服的人潮走进巨大的地窖，见到原本装点着剧院内部的大理石胸像现在都被成排摆放在地窖里，盖着防水布。科尔代看见一个身穿军服的人把自己的帽子戴在莫里哀的雕像头上。众人的情绪显得压抑而麻木，尽管女演员试图借着朗诵诗文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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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午夜，有人高喊说轰炸已经结束。他们离开剧院，发现街道笼罩在浓雾当中。手电筒发出星星点点的光芒，在朦胧的雾气中四处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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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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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听到约旦河的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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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一座方济会的大修道院里。众人的情绪充满了不安。约旦以东的前线是否守得住？他们可以听到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英军炮火声。情势已经演变得非常危急，以致非要职的军官以及其他人员都奉命必须拿起武器上战场作战。他们都由卡车被运往炮火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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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许不是从事礼节性拜访的恰当时机。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走进修道院拜访指挥官的时候，想必对这点也是心知肚明。但他怎么抗拒得了呢？他想要致意的对象不仅名声响亮，更已经成了传奇英雄人物。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普鲁士将军，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他的祖父是个归化德国的犹太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利曼是土耳其陆军的督察长。[9]战争爆发之后，在协约国登陆加里波利的时候，他正是身在适当地点的适当人选，于是身为第五军指挥官的他为同盟国遏阻了一场原本可能迅速演变成灾难的攻击行动，且反倒以更快的速度将这场行动转变为协约国的灾难。有个人会见过富有魅力的利曼之后，说他是“一名很有教养的军人，拥有永不停歇的精力，永不倦怠，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不同于其他许多被派往中东担任顾问与指挥官的德国军人，他与奥斯曼将领合作并没有什么问题。[10]一个月前，利曼被派到巴勒斯坦这里来再度发挥他著名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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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这个时刻确实需要他的魔力。加沙在去年11月陷落，接着耶路撒冷也在12月陷落——前者是军事上的一大打击，后者则是政治与声望上的一大灾难。现在，前线从西边的雅法延伸到东边的约旦。英军现下正在死海以北的桥头堡持续朝外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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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传来的战斗声响在下午变得更加激烈。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体认到自己恐怕也会必须前往受威胁的区块。他写道：“我开始准备贡献自己一份渺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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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渺小的力量”这句话本身颇为引人注意。由此可见，即便是德·诺加莱斯也终于受到那种导致千百万人幻灭的感觉的影响——也就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籍籍无名以及可取代性，已导致他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元素，只是一粒沙、一滴水、一颗尘埃、一个渺小无比的东西，被一个巨大的事物所吞没。个人被迫为这个巨大的事物付出一切，但这样的牺牲对于事情的发展却没有任何可见或可测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功勋彪炳的英雄与著名将领如此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扭转乾坤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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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加沙战役之后，德·诺加莱斯就一直待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先是在耶路撒冷治疗耳朵的毛病，接着是纯粹为了休闲而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坐在摆满了丰盛菜肴的晚餐桌前，身旁环绕着欢乐的人群以及盛开的木兰花，内心却突然涌现一股感受：“安逸的生活经常会在身上佩剑而且脚蹬带有镀金马刺的靴子的军人心中唤起一种古怪的焦躁不安。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心思开始飞越海洋，飞到我遥远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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