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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萝伦丝·法姆伯勒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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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清晨缓缓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透过车厢的窗户，她可以望见港口，看见四艘庞大的军舰停泊在那里，其中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芙萝伦丝·法姆伯勒看到那面国旗，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一瞥见那块布，她所有的紧张、所有的烦恼以及阴郁的担忧仿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几乎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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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内心的喜悦、如释重负，以及满满的安全感！有谁能够知道这面光辉灿烂的旗帜对我们这些奔波劳累的难民具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仿佛是听见了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对我们说着：“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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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莫斯科出发至今已经二十七天，在这列呜咽哮喘并且不停吱嘎作响的运货火车上待了二十七天，混杂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其中大多数是朝着东方逃难的外国人——乘坐在一节为了运送俘虏而设计的车厢里，肮脏又不舒服。不过，尽管寒冷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有时候还出现粮食与用水双双短缺的现象——缺水状况一度严重到所有人都不准洗手——但这尚不算她遇过的最糟的处境。此外，他们排列整齐而且盖满了官方戳章的旅行证件，帮助他们顺利通过了多疑的红军以及专横的铁路官员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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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方面而言，离开的决定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她没有工作，俄国与莫斯科当前的状况也不适合继续停留，饥荒愈来愈严重，社会秩序崩解，内战已然迫在眉睫。但即便如此，离开也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而且她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还一度陷入了绝望当中。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看见她坐着哭泣，但她却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哭，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她翻阅自己的日记内容，对过去若干不愉快的经历感到恐惧或厌恶，并且一面问着自己：“目睹那幕情景的人是我——真的是我吗？做出那件事的人是我——真的是我吗？”她想起自己见过的许多死尸，包括她这辈子看见的第一具尸体：身材瘦小的瓦西里，那个莫斯科的马夫，甚至算不上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他是罹患脑瘤而死的。她问着自己：“后人会记得他们吗？可是谁能记得住那成千上万的许许多多人？”她在二十七天前向莫斯科的朋友以及她的雇主家庭告别之时，只觉得自己笨拙又冷淡，也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她内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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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步出火车车厢，走到镇上。她在街上可以看见各种国籍的人以及身穿各式各样军服的军人：有中国人与蒙古人、鞑靼人与印度人、俄国人（当然）、英国人、罗马尼亚人与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与日本人。（港口里有两艘大型军舰是他们的。）外国已开始干预俄国内政，原本只是意图敦促俄国继续参战，现已逐渐转变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市场与商店里的商品都相当丰足，甚至也买得到牛油。她一抵达领事馆，就遇到一位热心的官员，将她弟弟从英国寄来的二十英镑转交给她。符拉迪沃斯托克也有出海的航班，但那位官员没办法确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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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再度吃到白面包与草莓果酱，令她深深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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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在同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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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冷得不合时节，强烈的北风吹个不停。偶尔可以看见飞机逆风飞行，但数量不多。这种枯等命令而无事可做的状况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有人都同样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一定有外科团队正在奋力应付繁重不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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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1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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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听到几个打牌客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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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阴天。焦虑的氛围稍微消退了一点儿，但只有一点点儿。德军的大攻势已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但往南朝着巴黎推进的行动确实看似已经停止，反倒是北方的佛兰德斯发生了一连串的攻击。另一方面，德军也在同时开始朝着瓦兹河与默兹河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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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巴黎最热门的话题，自然就是巨炮了。自从3月23日以来，法国首都就几乎每天都会遭到某种特殊大炮的轰击，那门炮能够从德军阵线后方一个掩蔽良好的阵地将炮弹射击至一百三十公里外——此一射程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以致专家一开始都不禁对其真实性持疑。[14]这种大炮的随机轰击（一会儿打这里，一会儿打那里，每隔两小时左右就打一次），再加上德军迅速推进的消息，起初在法国首都里几乎引起了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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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这种气氛令他回想起1914年8月的状况。所有人的谈话都由这个充满焦虑的问题起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车站里挤满了想要搭上火车的人潮，排队的人龙也一路延伸至街道上。银行里满是赶来提款的民众，只怕德军一旦入侵，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血汗钱不免将付诸流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一百万人离开巴黎到其他城镇避难，例如奥尔良的人口就瞬间增加为原本的三倍。贸易活动大幅减少——从事奢侈品买卖的公司尤其备受冲击，不得不裁员以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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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注意到，大多数离开巴黎的人都不愿显得怯懦，因此总是会为自己的逃离找出一大串的理由。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不对，我们离开的原因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因为害怕才要离开。”他认为自己能够察觉到许多虚伪现象，不只在于逃亡者忙着为自己编造借口的表里不一，也在于逃亡者都属于哪一类型的人。根据科尔代的说法，现在离开巴黎的人士当中，有许多都是先前大力支持战争，呼吁着别人“奋战到底！”的人；现在，这些人自己终于面临了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是立刻逃之夭夭。（科尔代也认为绝大多数的逃亡人士都是中上阶层。他们拥有逃亡所需的资源，而且他们的人脉也能让他们更容易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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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情绪正是源于情势的不确定性。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严苛的信息审查——甚至包括信件与明信片——更让人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人地带，介于固定不变以及变化不定的状况之间：一个朦胧不清的处境，再也无法仰赖新闻报道或者官方公报的内容。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两种媒体反正也已经融合成了一体，因为现在严令禁止出版物上出现违背军方公告的说法。即便是私下面对面提出这种言论也可能受到处罚。如果有人在谈话中声称德军的方位比政府当局所说的还要接近，或者声称敌军拥有的资源可能比官方承认的还要多，就可能会以“危言耸听”的罪名遭到起诉。举例而言，他们既不准讨论巨炮的炮弹落在什么地方，也不准讨论那些炮弹造成了多大损失——否则就可能招致十四天的牢狱之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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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遭到起诉，通常都是因为被人告密了。政府组织了一群民间志愿者，在街头上偷听别人谈话，只要听到不当言论就立刻报警。电话也同样遭到窃听。今天，科尔代注意到他的部门最近发布了以下几项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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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时，有人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给亚眠的区长，后者在电话中称情势非常危急，而且英军一如往常溃退奔逃。这是一段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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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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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机在办公室打电话给一名电话号码为○○的女士，向她询问目前的情势。这场谈话中出现了不适当的用语，这种现象往后绝对不得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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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炮击巴黎的行动展开以来，科尔代又再次注意到人们对正常的生活有多么渴望——即便是在最极端的状况下，他们也还是一样会建构出普通生活的常态，而这种能力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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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刚开始落下之初，警察随即在巴黎各处吹哨，并敲击小鼓向市民发布警报。这种做法没有引起太多的惊慌，反倒引来众人的嘲谑（同时吹哨又敲鼓其实没有表面上听起来那么容易），街上的儿童、家庭主妇以及路过的士兵都纷纷嘲笑他们。后来，远方开始传来爆炸声，以前从来不曾听过炮弹爆炸声的科尔代将那种声音描述为“空洞、刚硬，又带着回音”。他指出，有一天早上，一颗炮弹从天而降，但附近的人仍然继续拍打着他们的席子，结果拍打席子的声音盖过了炮弹爆炸的回音。他的一个朋友甚至连爆炸声都没有听到，原因是负责收集垃圾的阿尔及利亚人倾倒垃圾桶所发出的噪音比爆炸声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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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对于这样的反应惊恐不已：“在灾难发生处的五十米外，众人仍然继续买卖商品、谈情说爱、照常工作、照常吃喝。”圣热尔韦广场上的教堂在举行耶稣受难节弥撒之时被炮弹击中。当时教堂里满满都是人，正在为近几个星期阵亡于艰苦战斗中的许多将士祈祷。炮弹造成教堂屋顶崩塌，导致75人丧生。[16]这起事件发生的时候，科尔代正在地铁上。后来他在马德莱娜站走到地面上之后，一个他不认识的妇女向他告知了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年轻人坐在车站入口旁的栏杆上继续大声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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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尔代坐在一家咖啡厅里。四名男子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面打着牌，一面谈论过去这几天的炮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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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梅花……有14个人死亡……王牌！……还有40个人受伤……红心！……其中也有妇女……王牌！王牌和一个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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