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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这种气氛令他回想起1914年8月的状况。所有人的谈话都由这个充满焦虑的问题起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车站里挤满了想要搭上火车的人潮，排队的人龙也一路延伸至街道上。银行里满是赶来提款的民众，只怕德军一旦入侵，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血汗钱不免将付诸流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一百万人离开巴黎到其他城镇避难，例如奥尔良的人口就瞬间增加为原本的三倍。贸易活动大幅减少——从事奢侈品买卖的公司尤其备受冲击，不得不裁员以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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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注意到，大多数离开巴黎的人都不愿显得怯懦，因此总是会为自己的逃离找出一大串的理由。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不对，我们离开的原因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因为害怕才要离开。”他认为自己能够察觉到许多虚伪现象，不只在于逃亡者忙着为自己编造借口的表里不一，也在于逃亡者都属于哪一类型的人。根据科尔代的说法，现在离开巴黎的人士当中，有许多都是先前大力支持战争，呼吁着别人“奋战到底！”的人；现在，这些人自己终于面临了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是立刻逃之夭夭。（科尔代也认为绝大多数的逃亡人士都是中上阶层。他们拥有逃亡所需的资源，而且他们的人脉也能让他们更容易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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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情绪正是源于情势的不确定性。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严苛的信息审查——甚至包括信件与明信片——更让人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人地带，介于固定不变以及变化不定的状况之间：一个朦胧不清的处境，再也无法仰赖新闻报道或者官方公报的内容。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两种媒体反正也已经融合成了一体，因为现在严令禁止出版物上出现违背军方公告的说法。即便是私下面对面提出这种言论也可能受到处罚。如果有人在谈话中声称德军的方位比政府当局所说的还要接近，或者声称敌军拥有的资源可能比官方承认的还要多，就可能会以“危言耸听”的罪名遭到起诉。举例而言，他们既不准讨论巨炮的炮弹落在什么地方，也不准讨论那些炮弹造成了多大损失——否则就可能招致十四天的牢狱之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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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遭到起诉，通常都是因为被人告密了。政府组织了一群民间志愿者，在街头上偷听别人谈话，只要听到不当言论就立刻报警。电话也同样遭到窃听。今天，科尔代注意到他的部门最近发布了以下几项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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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时，有人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给亚眠的区长，后者在电话中称情势非常危急，而且英军一如往常溃退奔逃。这是一段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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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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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机在办公室打电话给一名电话号码为○○的女士，向她询问目前的情势。这场谈话中出现了不适当的用语，这种现象往后绝对不得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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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炮击巴黎的行动展开以来，科尔代又再次注意到人们对正常的生活有多么渴望——即便是在最极端的状况下，他们也还是一样会建构出普通生活的常态，而这种能力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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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刚开始落下之初，警察随即在巴黎各处吹哨，并敲击小鼓向市民发布警报。这种做法没有引起太多的惊慌，反倒引来众人的嘲谑（同时吹哨又敲鼓其实没有表面上听起来那么容易），街上的儿童、家庭主妇以及路过的士兵都纷纷嘲笑他们。后来，远方开始传来爆炸声，以前从来不曾听过炮弹爆炸声的科尔代将那种声音描述为“空洞、刚硬，又带着回音”。他指出，有一天早上，一颗炮弹从天而降，但附近的人仍然继续拍打着他们的席子，结果拍打席子的声音盖过了炮弹爆炸的回音。他的一个朋友甚至连爆炸声都没有听到，原因是负责收集垃圾的阿尔及利亚人倾倒垃圾桶所发出的噪音比爆炸声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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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代对于这样的反应惊恐不已：“在灾难发生处的五十米外，众人仍然继续买卖商品、谈情说爱、照常工作、照常吃喝。”圣热尔韦广场上的教堂在举行耶稣受难节弥撒之时被炮弹击中。当时教堂里满满都是人，正在为近几个星期阵亡于艰苦战斗中的许多将士祈祷。炮弹造成教堂屋顶崩塌，导致75人丧生。[16]这起事件发生的时候，科尔代正在地铁上。后来他在马德莱娜站走到地面上之后，一个他不认识的妇女向他告知了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年轻人坐在车站入口旁的栏杆上继续大声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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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尔代坐在一家咖啡厅里。四名男子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面打着牌，一面谈论过去这几天的炮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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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梅花……有14个人死亡……王牌！……还有40个人受伤……红心！……其中也有妇女……王牌！王牌和一个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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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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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科庞击落他的第五颗观测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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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非常好。今天早上，威利·科庞正在飞往豪特许尔斯特的途中，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颗德军的观测气球，而他打算击落它。一旦成功，这将会是他击落的第五个目标，而击落五个目标就是比利时空军对于王牌飞行员这个头衔所设定的标准。他的飞行中队派出了几架飞机随行，以便在遭遇德军战机的情况下为他提供支持。（攻击观测气球的行动在很远的距离外就会被发现，于是天空中会立刻布满爆炸的高射炮弹，敌军的战机也会随即赶到现场保护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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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飞抵迪克斯迈德的前线，看见一小队敌机正往南飞行。科庞与他的护航机转向它们，但那些德军飞机似乎无意交战，只是朝着原本的方向继续飞行。接着，他看见了那颗气球。天空开始冒出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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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科庞俯冲而下，以一连串的子弹把那颗气球打成了一团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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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降落之后，随即有一群飞行员围上来恭贺他。不只有飞行员，他们的欢腾雀跃还吸引了飞行中队里的几条狗，包括一条名叫比凯的猎狐梗、一条名叫马利纳的德国狼犬，以及一条名叫托普西的可卡犬。后来，科庞和中队里的另一名飞行员在当天被召唤到位于豪特姆的总部，由比利时空军指挥官正式恭贺他达成王牌飞行员的资格。科庞回来之后，在六点半左右又参与了另一场到前线巡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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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的姓名首度刊登在官方的比利时公报上。科庞又自豪又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份公告不但会在前线后方到处张贴，也会刊登在国内外的报纸上。他前往德帕内，和人群一起站着阅读最新的公报，并且听到朗读公报内容的士兵读出他的姓名——他的姓名！——他形容自己“开心得像孩子一样”。“不过，只有刚开始是如此。后来我就对自己的出名感到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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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理查德·施通普夫看见一艘军舰为了迎接圣灵降临节而张灯结彩。他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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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军火库的小型船舰“日耳曼尼亚”号在我们附近下锚。船上最高的桅顶装饰着一大束桦木枝叶，栏杆与上层构造也都绑上了嫩绿的树枝。我心想，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四年的战争，却没有丧失美感。要不是因为如此，怎么会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桅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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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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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在伦敦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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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位于卡尔顿府联排10号，接近蓓尔美尔街，可以眺望圣詹姆斯公园。这个时髦的地址显示这是一家私人机构，纯粹用于照料受伤的军官，创办人是一位富有的资助者，一位名叫里德利夫人的英国上层阶级妇人[17]。库欣来到这里是为了拜访一名友人，在这里接受治疗的飞行员米基·贝尔—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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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欣因公来到伦敦。他要和几个负责英军医疗事务的高层人员会面，以便讨论有关神经疾病治疗资源的密切协调问题。对于离开滨海布洛涅，他一点儿都不觉得难过。所幸，德军在佛兰德斯发动的第二阶段春季攻势已经消退，因此现在前线处于一种弥漫着不安情绪的平静状态。不过，德军的空袭却仍然持续不休。库欣出发前往英国的前一夜，天空晴朗无云，明亮的月亮高挂空中，滨海布洛涅正遭到德军的猛烈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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