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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群众走近之时，军营的武装士兵纷纷以欢呼喝彩声迎接他们。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涌入，人数一再增加的示威队伍也继续前进。该怎么办呢？不时有人停下脚步，试图拦住队伍，试图对所有人发言，并且设法做出决定。四周满是一片纷杂混乱的景象。最后，他们终于同意走向公海舰队的旗舰“巴登”号，设法说服那艘船的船员加入他们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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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第一个关键时刻就在这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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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艘船的船长与示威群众的几个代表爆发了口角。他们争取的对象是“巴登”号的船员，而那些船员正列队站在上甲板上。那名船长要是口齿伶俐一点儿，我们的代表就不免必须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撤退。不过，那个脸色惨白的船长与水兵委员会却都表现得颇为拙劣。结果是约有三分之一的船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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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愈来愈多的群众犹疑不定地缓慢前进。这场游行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特定人士领导着示威活动。施通普夫和其他几个人拿起他们的乐器，于是军队进行曲的曲调加快了游行队伍的行进速度，而且乐音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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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时刻发生在彼得街上。一支连队——一名中尉率领四十名武装士兵——封阻了那条街。不过，那些士兵完全无意动用他们的武器，反倒加入了示威群众的行列。“看到那个中尉突然发现自己只剩单独一人的模样，实在非常好笑。”群众继续前进，驱使着他们的仍是集体本能，而不是任何明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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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上锁的大门前单独站着一名年老的少校。他拔出手枪，试图阻止群众前进。这是第三个关键时刻。不过，结果多多少少已经注定。那道大门立刻就被群众从铰链处起而拆下，那名少校也被强制解除了武装。有些人还试图扯下他的军阶章，后来他就被淹没于人群当中。施通普夫不禁为那个“勇敢尽责”的老人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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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约有一万人聚集在大操场上，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陆续登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发言内容各自不同，有些是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与平和的秩序，有些则是提出“荒唐至极的要求”——不过，那些要求却获得热烈的掌声。施通普夫认为，在目前这种情绪下，不论什么样的想法都能够赢得众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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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庞大的队伍又再度出发，镇上的居民都小心翼翼地躲在紧闭的窗户后方观看。只要有女性经过，就会引来“粗鄙的言辞与口哨声”。一面红旗——实际上是一条染色的床单——飘扬在密密麻麻的头颅与肩膀上方。他们跨越埃姆斯河—亚德河运河上的戴克桥，抵达鱼雷艇师。这是第四个关键时刻。鱼雷艇的船员鼓掌欢迎他们，却没有上岸加入示威群众的队伍。那些船员立刻解释了原因：“我们现在正在吃午餐。”好个午餐——许多人因此开始谈论食物。“我们紧张而茫无头绪地匆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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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在舰队总部外面画下句点。这是最后一个关键时刻。与地区指挥官海军上将克罗西克协商的结果将在此处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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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静默无声地看着一个人爬上舰队总部大楼前方的一座大型雕像上。克罗西克上将在各点上都让步了：“我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众人鼓掌欢庆。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粮食配给与休假条件，组织特殊委员会监督军事法庭，放松纪律[40]，以及释放士兵哗变展开之初遭到逮捕的人员。有人高喊：“打倒德皇威廉！”那名讲者没有予以理会。一名造船厂工人——施通普夫称他拥有一张“典型的恶棍脸庞”——走到群众前面，要求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众人鼓掌。刚刚发言的那名讲者接着敦促所有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众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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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队伍解散，所有人“全都朝着最近的餐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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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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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接受复员，返回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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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铁轨上的喀嗒喀嗒声。火车旅程持续着。这场旅程始于几天前，当时师里的参谋人员与最后一群士兵在深夜于阿尔隆凭着手电筒照明上车。然后，他们就忽快忽慢、摇摇晃晃地行驶前进，途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停顿。穿越比利时，穿越法国，穿越德国，穿越奥地利。军官乘坐在前方的一节特殊车厢里，士兵与装备则是搭乘寻常的运货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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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他们“仿佛被当成瘟疫病患看待”，正如他们在西部战线的最后几天，当时德国当局也努力预防满心叛逆又思乡的匈牙利部队对仍处于战斗状态的德军部队造成影响。早已出现崩溃迹象的纪律，在这场旅途中终于彻底瓦解。这点主要是喝酒造成的结果：大多数的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大呼小叫，一副开心又凶悍的模样。每隔一阵子，就可以听到士兵因为欣喜或酒醉而对空鸣枪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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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即将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之时，德国官员拦下火车，要求他们交出所有军事装备，也许是为了避免那些装备落入等待于边界另一侧的许多奥地利革命团体手中。这时候原本可能爆发严重冲突，因为酒醉又好斗的士兵断然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不过，德国官员取走马匹、伙房马车及其他类似物品之后即表示满意，从而化解了紧张情势。（他们越过边界之后，遇到“须发蓬乱、衣衫褴褛、佩戴着袖章而且兴奋不已的平民”，结果那些平民能够劫掠的物品只剩下师部的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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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入奥地利之后，气氛随即变得更加热烈，也更具威胁性。在每一座车站都有士兵跳下车，通常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同时也有士兵跳上车，通常满身酒气。昨天白日与夜里的枪响也比先前更多。偷窃与威胁他人的行为愈来愈明目张胆。在返回布达佩斯的旅途中，凯莱门身边陪伴着勤务兵费里、马夫洛奇，还有传令兵本克。这三人不但帮忙保护他，甚至还安排将他的行李藏在煤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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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降临。灯光不停划过窗外。后方的运货车厢一再传来欢呼声与枪声。火车停了下来，迟迟不开动。士兵愈来愈不耐烦，透过敞开的车厢门口对外击发一记接一记的子弹。有些人开始围聚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军官车厢周围；他们高声叫嚣，凶猛地挥舞拳头，要求军官给他们钱买酒。枪声响起，车窗的玻璃应声破裂，碎片洒落一地。所幸，在还没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之前，火车就抽搐了一下而开始前进，于是那些闹事的家伙只得赶紧回到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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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们驶入布达佩斯的市郊，窗外的房屋也逐渐变得愈来愈密集。午夜十二点左右，火车在拉科什的一座小车站短暂停顿了一会儿，于是凯莱门和他的三名同伴随即抓住机会下车。他回到家乡所感到的宽慰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名铁路工人警告他说，城里一切都混乱不已，自称革命分子的人士在街上四处游荡，恣意劫掠商店，还会扯下回乡军官的军阶章和勋章，并且抢夺他们身上的其他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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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门“深感沮丧”，把军衔勋章隐藏在斗篷底下，然后走出那座小车站，在黑暗、寂静而且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找寻交通工具。他只想把他的东西带回家——他的马鞍、他的枪支、他的佩剑，以及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其他各种物品。寻觅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辆正在驶回马厩途中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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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塞在座椅底下，凯莱门与他的同伴搭着这辆马车进入城里，在凌晨四点抵达了他父母的住处。他按下大门的电铃。没有任何动静。他按了一次又一次。最后，门房终于从一片黑暗的内院现身，小心戒慎地走了过来。凯莱门喊了他的名字，同时脱下斗篷，显露出他的军阶章。门房以“兴奋的低语”和他们这一小群人打了招呼，随即打开闩上的沉重大门，让凯莱门及另外三人从门缝间闪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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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行李搬到厨房入口。凯莱门不想吵醒他的父母，因此就在门厅的衣柜里躺下来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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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在1918年，奥匈帝国的高射炮台平均每发射3 000发炮弹才会有1发击中，而这样的命中率已算是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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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尔代没有解释这些措施背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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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一结果主要被归咎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自从1918年1月9日以来，俄国的代表团即由列夫·托洛斯基领导，而他采用的乃是一种精心准备（而且明显可见）的拖延战术。他以他招牌的诡辩说法表达了自己与同盟国进行协商的策略：“不战也不和。”不意外，这个口号随即激怒了德国军方的谈判代表。同样也应该一提的是，刚独立的芬兰在此时爆发了一场内战：“白军”与“红军”展开一场战争，就某种程度上而言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衍生出来的分支。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一次大战使得芬兰得以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部队逐渐开始为白军提供大量支持，而俄国则是与红军站在同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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