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6220

1707376221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1707376222

1707376223

1707376224

1707376225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赏。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它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1707376226

1707376227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简单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的农业雇佣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1/6，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的经营型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1707376228

1707376229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村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大型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面对工厂的竞争和现代的分配法，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1707376230

1707376231 不过，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的，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1707376232

1707376233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显著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会兼具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1707376234

1707376235 2

1707376236

1707376237 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不是件容易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足以为其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各种法制（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各种法规），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的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其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1707376238

1707376239 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仅有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显然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居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通过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 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

1707376240

1707376241 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越来越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80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的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的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国的清朝），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1707376242

1707376243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在“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的男人与越来越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教导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越来越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读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读写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读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不能读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读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仆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读写能力，而公仆和专业人士显然读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读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不太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读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在现实中，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1707376244

1707376245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小学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和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就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而言，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中国的清朝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都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令人叹赏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1707376246

1707376247 3

1707376248

1707376249 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归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依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的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的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707376250

1707376251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至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1707376252

1707376253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1707376254

1707376255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其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有力（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有力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19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用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同样也伸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的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活动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产物的知名度超过了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707376256

1707376257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较缺乏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数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数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数比率仍然几乎是3∶1。不过，在随之而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707376258

1707376259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外行观察者，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80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奔驰（Benz）让它投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期待并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无线电作用，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做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越是戏剧化的发明便越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了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部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1707376260

1707376261 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广泛的交流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除南端以外的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动阶级（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岁之间。（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这个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1707376262

1707376263 简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遮风挡雨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裳，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谋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入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始自法国、美国和英国，并已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波马舍百货公司（Bon Marché）、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动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

1707376264

1707376265 在当时人们还喜欢称为“道德统计数字”的那些领域，进步似乎也是明显的。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数显然在增加。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每一个英国居民每年大约寄两封信，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却增加到42封，这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吗？1880年时，美国每月发行1.86亿份报纸杂志，而1788年时却只发行33万份，这不也是文明进步的指数吗？1880年时，参加英国各种学会进修科学的人数或许是4.5万人，大约比50年前多了15倍，这又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呢？无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统计数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谴责非婚姻性行为的人随便猜度出来的道德品质来看，自然会显示出较不确定或较不令人满意的趋势。但是，在那个时期，“先进”国家中随处可见自由立宪制度和民主趋向，这能不能视为与当代不寻常的科学和物质胜利互补的道德改进迹象？英国国教主教和历史学家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宣称：“我们一定要假定人类事物已在进步当中，正如自来撰写历史所根据的科学假设一样。”当时有多少人会不赞成他的话？

1707376266

1707376267 在“已开发”国家中，很少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人或许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部分，也是相当迟才有这样的共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过，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位主教的主张。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国人从外面引进的新奇事物，是干扰古老习惯的事物，而非带来改进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干扰已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而其带来的进步却又薄弱得无法取信于人。世界既不是进步的，也不应被认为可能会进步：这种观点同时也是“已开发”世界中坚持反对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力主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于饥荒、旱灾和时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为，则我们可望借着回复到以前不知为何被遗弃的真实信仰（譬如说：《古兰经》的教义），或借着回复到某种公正和秩序的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而恢复人类生活预期的标准。无论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习惯是最好的，进步只意味着年幼的人可以教训年长的人。

1707376268

1707376269 因而，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与其过去及同胞的联系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好处，有时便得被迫处于这样的自我隔绝境地（比如说在北非得放弃伊斯兰教律法）。而许多新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发现，甚至在与欧洲进步地区相毗连或被进步地区所环绕的落后地区当中，也很少有几个地方的乡间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贫民，愿意追随明确表示反传统的现代化人士。

[ 上一页 ]  [ :1.707376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