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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81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儿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的国家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看前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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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83 在这一点上，占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纠结在一起，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的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耳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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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85 如果列强指的是已经取得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小国似乎就是那些“无权”拥有殖民地的国家。1898年西美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的结果，是西班牙失去了其殖民帝国剩余部分的大半。如前所述，由新的殖民主义者瓜分葡萄牙非洲帝国剩余部分的计划，当时也在慎重讨论当中。只有荷兰人安静地保存了它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古老殖民地。（比利时国王被允许在非洲割据他的私人领地，只要他允许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块地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将伟大的刚果河盆地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拱手让与他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提一下：由于政治原因，亚洲和美洲都有一片广大地区是欧洲列强所不能予以瓜分的。在美洲，欧洲剩余殖民地的形势已为门罗主义所冻结，只有美国才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在亚洲的大半地方，列强竞争的目标是在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中争取势力范围。只有俄国和日本例外。俄国在扩大其中亚面积上是成功的，但它想取得北中国大片土地的企图却落空了。日本借着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总之，掠夺殖民地的主要舞台是在非洲和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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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87 于是，帝国主义的战略解释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保护通往印度之路和掌握印度的海陆缓冲地区——这两种需要可使印度免除任何威胁——来解释英国在非洲的扩张。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就全球而言，印度乃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这个战略不但要求英国控制通往这个大陆的短程海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长程海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整个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觉性向来十分敏锐。此外，在某些对这个目的而言相当重要的地区（如埃及），一旦当地原有的权力崩溃，英国便会一步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甚至实际统治。可是，历史学家的这些说明并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首先，他们低估了占领某些非洲领土的直接经济动机——其中夺占南非的经济动机最为明显。无论如何，西非和刚果的争夺主要也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其次，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之所以是“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珠宝”和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是由于它对英国经济具有非常实质的重要性。印度在本书所述时期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时期。英国的棉织品高达60％销往印度和远东，仅印度一地便占了40％~45％，而印度又是通往远东的门户。同时，英国的国际收支关键亦在于印度所提供的国际收支盈余。第三，本土政权的崩溃（也就是有时引起欧洲人在其以前不屑统治的地区建立统治权的原因）便是由于经济渗透逐渐损害当地结构所致。最后，企图证明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之中，不具有任何足以导致世界领土再划分的动机纯属徒劳，因为那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显然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此时它已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简言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正如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样。想要建立一种完全无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的解释，就和想要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的原因之外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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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89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者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看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兹（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然已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的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兹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征服对母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rn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人冒的生命危险则较小，他们是花钱进入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会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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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91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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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93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在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地位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遑论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次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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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95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地引起了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触及了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土邦主——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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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97 因而，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ru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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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499 这是一个大规模地从事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维(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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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01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如果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看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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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03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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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07 但是，关于西方（以及1890年后的日本）冲击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帝国”方面对宗主国的重要性，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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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09 第一类问题比第二类容易解答。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微不足道，无关宏旨。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母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都是在已开发国家之间进行的，欧洲的国外投资亦然。就流向海外的货物和投资而论，它们大多进入一小撮以欧裔殖民者为主并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当然，还有美国。在这一点上，从尼加拉瓜和马来亚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从德国或法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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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11 在几个母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向来是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间的兴隆岁月以外，从未在正值工业化的经济市场上特别具有竞争力。因此，尽可能保持它对非欧洲世界的出入特权，对英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1/4（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1/4染成红色）。如果我们把实际上属于英国卫星经济、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帝国”也算在内，那么地球上大概有1/3的地区在经济上是英国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为英国甚至将它奇怪的邮筒形状外销到葡萄牙，也把类似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这样的典型的英国机构外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这个间接受其影响的区域，有许多已逐渐受到其他强国的渗透，尤以拉丁美洲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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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13 然而，除了那个最大、最丰富的矿脉——南非的钻石和黄金——以外，这种成功的防卫性作业和“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南非的矿脉立时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万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贝兹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们大多数也立即被纳入英国上流社会——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银子夸耀自己，这个上流社会对暴发的接受度是无与伦比的。它也引起了一场规模最大的殖民地冲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这场战争压制了当地两个小共和国的抵抗，这两个小共和国是由务农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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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15 英国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于对其已有属国和领地更有系统的开发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像南美洲这样的地区，英国是当地出口货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主要投资国。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国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在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如白人的自治领，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方，英国的政治行动不曾也不能进行。因为，当（大萧条以后所建立的）外国债券持有人联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面对著名的拉丁暂停偿债或以贬值的通货偿债而叫苦连天之时，英国政府无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因为它办不到。在这方面，大萧条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引起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也使母国的银行陷入严重灾难。1890年的“巴林危机”（Baring crisis），起因便是巴林银行太过无节制地卷入拖欠债务的阿根廷财务漩涡。而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设法让这个大商号不致破产。如果政府准备以外交势力支持投资人（1905年后越来越如此），那么它想要对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国政府支持的他国企业，而非依赖于它的世界的政府。（当时确有几桩炮艇经济事件，例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们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改变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团体和政府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有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不会不支持有助于英国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们便支持智利对抗秘鲁；而1891年时，他们却支持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Balmaceda］的敌人。事实上，英国支持的主角是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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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17 事实上，如果把好坏年份放在一起考虑，英国资本家从他们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国中，还真是获利不少。1914年时，英国几近半数的长期公共投资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1900年后，超过一半的英国储金是花在海外投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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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19 当然，英国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了它该有的一份。而由于英国的国力和经验，它的这一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或许也更有价值。如果说法国占领了西非的大半，那么英国在这个地区所占有的四个殖民地却控制了较密集的非洲人口、较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优势。可是，英国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张，而是在于避免别国入侵这些它已用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领土，当时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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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21 然而，其他的强国是否也能从它们的殖民地扩张中获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经济扩张和竞争的一环。而对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殖民并非它们的主要环节。再者，如前所述，与非工业世界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对其他国家却不然（可能只有荷兰例外）。我们只能相当有把握地说：首先，在寻求殖民地的驱策力上，经济潜力较小的母国也有适度的增加。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劣势——对法国而言，则是可以弥补它在人口和军事上的劣势。其次，在所有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经济团体——其中最显著的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团体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业——强力敦促政府进行殖民扩张，而它们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幌子。第三，虽然有些这样的团体从这种扩张当中得到许多好处［比方说，1913年时，“西非法国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l’ Afrique Occidentale）支付26％的股息］，然而大多数名副其实的新殖民地却没吸收到多少资本，而其经济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虽然1913年时，法兰西帝国贸易的55％都是以母国为对象，法国却未能将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护主义系统当中。这些地区和其他区域以及宗主国之间已有固定的经济往来。由于未能打破这样的固有模式，法国不得不通过汉堡(Hamburg)、安特卫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购买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物，比如橡胶、皮革和毛皮、热带木材等。］简言之，新殖民主义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就母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这件事而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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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23 可是，帝国的年代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地球上少数“已开发”地区征服全球的行为，已借着武力和制度，借着示范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赖性国家当中，这种改变除了对当地的精英分子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当然也应该记住：在某些区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帝国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基督教传教工作，创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今日非洲国家使用法语与英语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分布。（这两个殖民帝国在1918年后，瓜分了前德国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曾使许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都尽可能不去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令比较刚愎的传教士懊恼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纳的西方进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制度系统的成分，或符合他们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热心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带给太平洋岛屿的户外运动一样，西方观察家所见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萨摩亚群岛（Samoan）的板球一样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传统宗教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发明它们自己特有的基督教，这个情形在南非（真正有大批土著改信宗教的非洲地区之一）尤其显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脱离了传教团体，建立了一种与白人认同较少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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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25 因而，帝国主义带给依赖性世界的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当然，早在这个时代之前，它便已展开这项工作。对于所有面临依赖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这几十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西化，便会被毁灭（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实上，在帝国时代启发这些精英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都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期。当时它们采取了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形式，这个现代化的学说，启发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参看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对西方的抗拒仍是西化的，即使在他们基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政治实用主义而反对全盘西化之际亦然。穿着缠腰布、身怀纺锤（劝阻工业化）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不仅受到艾哈迈达巴德市（Ahmedabad）机械化棉纺厂主的支持和资助，而其本人也是一个显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师。如果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印度传统主义者，便无法真正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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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27 事实上，甘地本人充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有影响。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利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19世纪80年代晚期，甘地开始着手撰写一本英国生活指南，以期对像他这样家境普通却想去英国念书的学生提供帮助。在那个时候，去英国念书是印度有志青年最渴望的选择。这本指南以绝佳的英文写成，书中指导他们许多事情，从如何搭乘轮船前往伦敦和寻找宿舍，到虔诚的印度教徒该如何解决饮食问题，乃至如何习惯西方人自己刮胡子而不依赖理发师的习俗。甘地显然既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条件的西化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英国事物。与日后许多殖民地解放先驱在其母国短暂停留期间的情形一样，甘地选择到意识形态与他较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动。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选择了英国素食主义圈——他们绝对也是赞成其他“进步”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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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6529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这个办法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无法想象来自俄国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开花，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现象在印度的激进圈中已十分普遍。不久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激进分子当中也将非常普遍。）因钻石和黄金而繁荣的南非，吸引了许多印度普通移民。在这个新奇的环境中，种族歧视为不属于精英阶级的印度人创造了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现代政治动员的形势。甘地便是借着在南非为印度人的人权奋斗，而得到他的政治经验并赢得他的政治驱动力的。那时，他还无法在印度本国进行这些活动。最后他回到印度，成为印度民族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这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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