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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培养反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以对西方的反抗为主轴，来陈述在西方母国支配和影响下的民族和区域历史，将会是一种时代错误和误解。它之所以是一种时代错误，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最重要的反帝国运动时代，除了下面将谈到的例外情形以外，都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它之所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它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独立、民族自决、领土国家的形成等（参看第六章）——引入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历史记录当中。事实上，最先接触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借由造访西方和西方设立的教育机构而接触到这些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机构里面形成的。从英国回来的印度年轻人，可能带回来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Garibaldi）的标语，但是当时恐怕没有几个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别提像苏丹（Sudan）这样地区的居民，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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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承担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工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内政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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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越来越认为非欧洲人及其社会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唯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唯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地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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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比如洛蒂（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比如东方通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比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罗默（Sax Rohmer）小说中的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野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越来越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土著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词；“caids”（北非土著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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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有助于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训。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先锋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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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方面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宗主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不情愿的敬意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着支配权。1890年前后，6 000多一点儿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儿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土著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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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即将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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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宗主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越来越难解决。在母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宗主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律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母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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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告诫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起来以应付“黄祸”。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唯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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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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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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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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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re）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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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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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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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 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唯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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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的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销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削弱，会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情成功所带来的奢华，不也正是妨碍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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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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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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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C.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的生活的埃洛伊（Eloi），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德国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Schulze—Gaevern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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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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