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7230
1707377231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儿。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1707377232
1707377233
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的1/4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类职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1707377234
1707377235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段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中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了。
1707377236
1707377237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费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比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开创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1707377238
1707377239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人）又已达到中学男生的1/3。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
1707377240
1707377241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 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子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国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唯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 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 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望尘莫及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 500~5 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
1707377242
1707377243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年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也堪称史无前例。
1707377244
1707377245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又富有异国情调（如起源于阿根廷的探戈舞、起源于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或（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
1707377246
1707377247
这种行动自由不仅表现在社交上，也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虽然妇女的时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戏剧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种于公共场合捆绑女体的织物和鲸须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经出现了宽松和飘拂的衣裙。19世纪80年代唯美主义的风气、新艺术，以及1914年前夕的时装风尚，都有助于这种衣裙的流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由资产阶级昏暗的或灯光照明的室内逃避到露天来一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场合——从衣着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动局限中解脱，而束腹也在1910年后为更具伸缩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时，以“一股新鲜空气进入她位于挪威的家”作为象征，并非偶然。运动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亲属的范围以外相逢和结伴。妇女（虽然为数不多）成为新成立的旅游俱乐部和登山俱乐部的会员，而伟大的自由器械——脚踏车——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来得高，因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动。它带给女人的自由，超过贵族女骑士所享有的自由。因为这些女骑士为了女性的羞怯，冒着相当大的受伤危险，仍然采用侧骑。通过日渐增加而且不大规矩的夏日游乐场度假（冬季运动除了两性混合溜冰外，尚在萌芽时期），中产阶级的妇女还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们的丈夫通常留在城里的办公室中，只偶尔和她们一起前往这些游乐场。）（对于心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病历簿中，注意到假日对于病人好转所发生的作用。）总之，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时无可避免会暴露的身体尺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廉耻观无法容忍的。
1707377248
1707377249
我们很难说这种行动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产阶级妇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关系，确实还只限于这个阶级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几乎可以肯定她们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现，不论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一位俄国妇女回忆道：在1905年以后，“对一个‘前进的’女孩来说，很难不费唇舌就拒绝进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很大，接吻便够了，但是由首都来的大学生……却很不容易拒绝。‘小姐，你是老古板吗？’谁愿意当老古板？”这种解放的年轻妇女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数最多，在地中海国家几乎没有（这个情形可以解释俄国流亡妇女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前进和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西北欧（包括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城市中或许相当多。私通几乎可以确定是中产阶级妇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动形式，它或许随着或许未随着她们的自信而增加。由闭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非人格化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夫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1707377250
1707377251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儿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主动性和智力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和辅助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把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赋予妇女的观念，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ö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带有（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的意味，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性欲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性欲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特（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1707377252
1707377253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有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另外还有一些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相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相配合。后者展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儿、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 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次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布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六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六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的、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家庭男人的陪同而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1707377254
1707377255
3
1707377256
1707377257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属于男性生活的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中等和上等少数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少数人。
1707377258
1707377259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个或者最多一两千个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1707377260
1707377261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借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前进分子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事实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1707377262
1707377263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专制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专制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替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面向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1707377264
1707377265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一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说明，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明白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只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
1707377266
1707377267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与19世纪的进步拼命斗争（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一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贝尔纳黛特（St.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雷莎（St.Teresa of Lisí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马利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的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1707377268
1707377269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自己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人所料，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信仰社会主义的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表明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
1707377270
1707377271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端关心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没有表现出多少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1707377272
1707377273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从事通常认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909年］。专业性事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1/3）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专制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1707377274
1707377275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s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1/4。］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期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着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专制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对男人所主宰的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和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伊妮德·斯泰西（Enid Stacy）、凯瑟琳·康韦（Katherine Conway）和卡罗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1707377276
1707377277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困难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碍英国来势强劲的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她们那个性别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1707377278
1707377279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大利亚、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关注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
上一页 ]
[ :1.707377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