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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人较男人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会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做。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胜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阿马莉·里巴塞德尔(Amalie Ryba 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伯莎·纽沃尔(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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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改变的问题。这些改变,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的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疗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只有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表面上与此相反,妇女为争取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以投票权为象征)却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致。至于在民法面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可预期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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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妇女行将和男子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子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局限性,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局限性一样。它们是受到女人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而不得不依靠男子为生的妇女而言,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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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所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婚前妇女——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并不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气质?换一句话说,妇女如何能以妇女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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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妇女,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的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妇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品。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这些款式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得尽可能地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洋装”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的是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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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战争期间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巴纳斯区(Montparn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格(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虽然经常令人迷惑难解,但却具有特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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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九章 文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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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法国的左翼政客)对于艺术非常无知……但是他们都假装多少懂一点儿,好像他们真正爱好艺术……他们之中的一个佯作剧作家,另一个乱拉小提琴,还有一个假扮着迷的瓦格纳崇拜者。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绘画,阅读颓废派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对喜好某种极端贵族式的艺术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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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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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具有教育出的聪慧、敏感的神经和不良的消化的人中间,我们找到了悲观主义的信仰……因此,悲观主义的信条不大可能对坚强而实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生影响力。我们只能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所谓唯美主义的诗歌和绘画中,在它们赞美病态和自觉理想的倾向中,找到悲观主义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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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S.Laing),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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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必然比不上未来。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怎么能承认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有任何优点?……这便是我们何以要否认逝去的好几个世纪令人魂牵梦萦的光辉,也是我们何以要与高奏凯歌的机械技巧合作,这种技巧,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它的速度之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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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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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什么能比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之间的文艺史,更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在这个时代,创作性文艺和其欣赏大众都失去了方向。前者对这个形势的反应,是朝着创新和实验发展,逐渐和乌托邦主义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衔接。后者,除非是为了流行和附庸风雅,否则便会喃喃地维护自己说:“他们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或者,他们会退缩到“古典”作品领域,这些作品的优异,已为累世的舆论所保证。但是,所谓舆论这种概念,其本身也正受到批评指责。由16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末,大约有100件古代雕刻品具体表现了大家一致同意的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名称和复制品,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熟悉的:《拉奥孔》(Laocoön)、《望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垂死的格斗者》(Dying Gladiator)、《除刺的男孩》(Boy Removing a Thorn)、《哭泣的尼奥比》(Weeping Niobe)等等。或许除了《米罗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以外,几乎所有这些雕像均在1900年后的两代之间被遗忘。《米罗的维纳斯》于19世纪早期被发现之后,便为巴黎卢浮博物馆保守的主管人员挑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深受大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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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到了19世纪末叶,传统高尚文化的领域又受到甚至更为可怕的敌人的侵袭。这个敌人是投普通人所好(部分文学例外),并在工艺和大众市场联手影响下发生了巨变的艺术。在这方面最不寻常的革新是电影。电影和爵士乐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音乐,当时虽然尚未奏捷,但是1914年时,电影已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行将征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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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夸大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中大众性和创造性艺术家的分歧,是不明智的。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见仍然相同,而那些以革新者自命并因此遭到拒绝的作品,不但被吸收到有教养的人士视为“出色”又“普及”的艺术主体中,而且以淡化的、有选择性的形式,融入广大群众的艺术中。20世纪后期深受大众喜爱的音乐会曲目,不仅有18和19世纪的“古典作品”,也有这一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古典作品”仍是主要的演奏曲目,如马勒(Mahler)、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德彪西(Debussy),以及许多在本国知名的作曲家[埃尔加、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雷格尔(Reger)、西贝柳斯(Sibelius)]。国际性的歌剧曲目正不断扩大[普契尼(Puccini)、理查德·施特劳斯、马斯卡尼(Mascagni)、列昂卡瓦洛(Leoncavallo)、亚纳切克(Janáek),当然还包括瓦格纳——瓦氏在1914年前的20年便已成名]。事实上,大歌剧曾盛极一时,甚至还为了迎合时髦的观众,以芭蕾舞的形式吸取了前卫艺术(avant garde art)。在这一个时期享有盛名者,到今天仍是传奇人物,如卡鲁索(Caruso)、夏里亚宾(Chaliapin)、梅尔巴(Melba)、尼金斯基(Nijinsky)。“轻古典作品”、轻松活泼的小歌剧,以及基本上以方言演唱的歌曲和小品,也盛极一时,如奥匈帝国的轻歌剧[雷哈尔(Lehar,1870~1948)]和“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从旅馆大厅和茶室管弦乐队、音乐台,以及时至今日仍在电梯等公共场合播放的音乐曲目,均可证明其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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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严肃的”散文文学,今日看来,已经拥有并且能够保持住它的地位,不过在当时,它却不一定广受欢迎。如果哈代(Thomas Hardy)、托马斯·曼或普鲁斯特的名望今日已实至名归地上升(他们绝大部分的作品是发表在1914年以后,不过,哈代的小说却大半是在1871~1897年间问世),那么本涅特(Arnold Bennett)和威尔斯、罗曼·罗兰和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拉格勒夫的运气,就比较变化无常。易卜生和萧伯纳、契诃夫和(在其本国的)霍普特曼(Hauptmann),均已熬过了最初的丑闻期,而成为古典剧坛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19世纪晚期视觉艺术的革命分子——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到20世纪已被接受为“大师”,而不是其仰慕者的现代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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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分界线贯穿这一时期。这指的是战前最后几年的实验性前卫艺术,除了在“前进的”一小群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以及具有流行感的人)之外,它始终未曾在广大的群众中得到真正自发的欢迎。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就勋伯格(Schönberg)来说,未来却没有出现——没有像瓦格纳那样有前途。[不过,我们却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已享有名声。]梵高的未来出现了,立体派(Cubist)艺术家却没有。陈述这一事实并不是要评判艺术作品,更不是要低估其创造者的才能,有许多画家的才华确实非常超群。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一个禀赋超常且极其多产的画家。可是,我们很难否认,今人是把他当一个特殊人物来赞美的,而不是因为出于对他的深远影响的景仰,或因为对他作品的单纯欣赏(除了几幅画,主要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作品)。他很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具有全方位才能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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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前所述,以他们的成就来通盘考虑这个时期的艺术,就像史学家对19世纪早期艺术所采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艺术在这段时期是异常兴盛的。单是可以花较多时间在文化上的都市中产阶级人口和财富增加的事实,以及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这些具有读写能力和对文化如饥似渴之人的数量大增,就足以保障这一发展。1870~1896年间,德国的剧院数目增加了三倍,由200家增加到600家。在这段时期,英国的漫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s,1895年)开始举办;新成立的美第奇学会(Medici Society,1908年)为渴望文化的人大量生产伟大画家的廉价复制品;埃利斯(以研究性学知名)编辑了收录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的廉价的美人鱼丛书(Mermaid Series);而像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和人人文库(Everyman Library)这样的丛书,又将国际文化带给没有什么钱的读者。在顶级富豪当中,古代画家的作品和其他昂贵的艺术品,其价格由于美国百万富豪的竞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这些富豪出主意的是商人和与他们共事的专家,如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这两种人都从艺术品的交易中获取了暴利。某些与文化圈关系较深的富人(偶尔也包括巨富)和经费充足的博物馆(主要是在德国),不仅购买了旧日最好的艺术作品,也收藏新近最佳的艺术创作,包括极端前卫派的作品。前卫艺术之所以能在经济上挺下来,主要是由于一小撮这类收藏家的资助,如俄国商人莫洛佐夫和史楚金(Shchukin)。文化修养较低之士,则请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或波蒂尼(Boldini)为他们自己,或者更常为他们的妻子画像,并请时髦的建筑师为他们设计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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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那些更富有、更具文化修养也更民主化的艺术欣赏者,无疑也更富热忱和接纳性。毕竟,长久以来作为富有中产阶级地位指标的文化活动,在这段时期取得其具体象征,得以表现更多人的渴望或少许的物质成就。这样的象征之一是钢琴。由于可分期付款,许多人在财务上都负担得起。它现在进入急于表现其时髦的职员、工资较高的工人(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生活舒适的农夫的客厅中。再者,文化不仅代表个人的也代表集体的热望,这种情形,在新兴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尤为显著。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中,艺术也成为政治的手段和成就,这种现象使建筑家和雕刻家得到许多物质报偿。建筑家为国家的自我庆贺和帝国的宣传建造巨大历史纪念物,将大量砖造物或石造物竖立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和印度。而雕刻家更以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雕像,大至德国、美国的巨型人像,小至法国乡村的半身塑像,来供应这个被称为“雕像狂”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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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能以纯粹的数量来衡量,而其成就也不仅是开支和市场要求的函数。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有更多人想当创作艺术家谋生,或者这样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占了较以前更高的比例。有人指出,艺术之所以纷纷脱离举办官方公开展览的官方艺术组织脱离[如“新英国艺术俱乐部”(New English Arts Club),维也纳和柏林的直言不讳的“分离组织”(Secessions)等,以及19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印象派画展的后继者],主要是由于这个行业和其官方机构已过于拥挤,而这两者又多半是掌握在年纪较大或已成名的艺术家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每日和定期出版物(包括绘图出版物)的惊人增长,广告业的出现,再加上由艺术家—手工匠和其他拥有专业地位者设计的日用必需品的广受欢迎,当个职业创作家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维持生活。广告业至少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形式,并于19世纪90年代陶醉在其小规模的黄金盛世:海报的时代。无疑,由于专业创作者的剧增,自然产生了许多商业化作品,或是其文学和音乐从业者所愤恨的作品。他们在写作轻歌剧或流行歌曲的时候,心中梦想的是交响乐;或者,像吉辛(George Gissing)那样,在艰苦地撰写书评、“论说文”或文艺专栏时,脑中所想的却是伟大的小说和诗。但是这样的工作有报酬可拿,而且报酬还不错。心怀热望的女记者(或许是新妇女专业人员中最大的一群),光是供稿给澳大利亚的报纸,便可保证每年150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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